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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宪政中国化语境中之普遍性与特殊性辨析

更新时间:2013-08-22 09:44:16
作者: 苗连营  

  

  摘要: 宪政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它不仅演绎着中国宪政演变的历史脉络,更昭示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未来走向。对近代中国的宪政命运进行理性反思,可以为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启示。宪政的价值取向与宪政的制度建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只有在对宪政的普遍性意义有深刻领悟的基础上,才能使具体的宪政机制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也才能真正推动宪法文明的不断发展、创新和超越。

  关键词: 宪法学 宪政中国化 历史脉络 当代图景

  

  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宪政的中国化无疑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意义的法治工程,它不仅记录着中国宪政发展历程的演变脉络,更昭示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未来走向;不仅催生了中国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和自主创新意识,更在一个关键时刻促使人们去思考中国宪政建设的难题与机遇。

  

  宪政中国化的历史探源

  

  对近代中国的文化观念而言,宪政思想是源自于西方的舶来品。鸦片战争的狂风骤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在这“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风云变幻之际,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

  追溯中国宪政史,往往要寻至清末立宪,但宪政思想的启蒙与渗透却比这要早。自19世纪60年代始,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早期改良派知识精英认识到了民主政治对国家兴盛的意义,因而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立宪,明确提出了宪法问题,形成了一股宪政思潮。但总的来看,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停留在纸上谈兵、空发议论的阶段,他们对民权和宪政的认识也比较朦胧模糊。真正引起社会剧烈嬗变的,还是戊戌变法及后期改良派的主张与行动。甲午战争的硝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总结以往改良主义宪政思想的基础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超越了“器”和“用”层面的局限,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变法维新主张,并极力将其转化为社会现实,从而开启了宪政运动的实践之门。

  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的思想却迅速传播开来,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要求改良和实行君主立宪为政治主张的立宪派或改良派。此时,实行宪政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强劲的社会诉求。甚至原来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守旧派,最后也不得不捧起维新派的衣钵、祭起“新政”的大旗,以为自己行将覆灭的命运抓住一根救命稻草。1908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该《大纲》露骨地规定了皇帝拥有神圣尊严和至高无上的各项绝对权力,而“人民”的“权利”只不过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于1911年11月3日仓促颁布了以英国君主立宪制为蓝本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这部稍微改换门面的《十九信条》连同清朝专制统治旋即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灰飞烟灭。

  在改良派倡言变法的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深刻认识到“不革命决不能立宪”,因而寄希望于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打破不合理的旧秩序。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派所倾心向往的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孙中山虽然在宪政问题上持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但他反对照搬英美宪法,而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主张,以及“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阶段论。1912年3月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集中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宪政思想,激发了人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开启了通向民主宪政的航程,从此,民主宪政成为无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由于宪政土壤的贫瘠、宪政文化的缺失以及对宪政价值的误读,致使民主共和的宪政理念远未在神州大地扎根发芽,昙花一现的《临时约法》与其后接二连三的立宪丑剧和骗局,使得近代中国宪政的命运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伴随着政权像走马灯似的变来换去,宪法也像一块招牌一样被频繁地改头换面。“天坛宪草”、“袁记约法”、“贿选宪法”等宪法性文件,不过是军阀武夫们假宪法之名行帝制复辟、军阀割据、专制独裁之实的一块遮羞布,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在这一场场闹剧中被消解得一干二净。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与以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带给人们的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宪政这样一种根植于西方传统的异质文明,当它跋山涉水来到古老的中华帝国时遭受到了严重的挫败。

  近代中国的宪政寻梦历程只是绵绵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当我们走出历史的烽烟,以超然的心态回眸检视其得失成败时就不难发现:宪政在近代中国的引进更大程度上是在国势交逼之际被迫采取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权宜之计,先进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宪政在自强救亡、富国强兵方面的工具性价值,而无暇对其内在的价值性规定及赖以生长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做追根溯源的探究,也未曾对两种不同的文明交汇时所可能产生的激烈碰撞与对抗做过前瞻性的思考;统治者扯起宪政的大旗更多的时候则具有自身强烈而现实的政治考量,宪政在他们的手中甚至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玩弄政治权术的一件掩人耳目的新道具。

  其实,宪政自登上人类社会的政治历史舞台以来,便一直承载着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美好的价值诉求与期盼,其精髓“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及其权力的行使,藉以防止人民的人权受到政权的侵害,并进而确保政权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①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当然,这种价值和理念并非心血来潮或偶然所得,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验的累积与结晶,需要特定的社会养分和水土条件。在对宪政的价值缺乏基本体认的情况下,在对社会土壤未曾进行艰苦细致的改良和培育工作的情况下,任何工具主义的简单移植和模仿,都只能带来惨淡而悲凉的宪政命运。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涌,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竟的话题。

  

  宪政中国化的当代图景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宪政道路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生的政权,1949年的《共同纲领》完成了民主建国的政治使命。1954年宪法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框架,开启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向社会主义宪政转换的征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的真正开始”。②此后,历经“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等四部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走过了它半个多世纪的不平凡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五四宪法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初步成型。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因政治进程的变向,宪政走上坎坷曲折之路:宪法实施遭到严重破坏,宪法规定被束之高阁,人大制度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民主和法制原则受到严重践踏,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无从谈起,人治思潮大肆泛滥,新的“大一统”体制取代了旧的“大一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法律工具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试错代价,真正的宪政建设刚刚起步便受到了重创。“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深深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宪政建设的这一段曲折历程充分证明:“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③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宪政中国化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所制定的1982年宪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凝练出了立足中国国情、适应变革需求的先进的宪法原则与宪政理念,彰显了新时期政治发展与宪政建设的基本方向,确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为我国宪政的重构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规范基础与价值指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全国人大又先后四次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及时确认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从而使宪法更加符合实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增强了宪法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尤其是宪法修正案先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确认,使得民主、法治和人权这些宪政的核心要素都直接载入了宪法,从而彰显着我国宪政建设坚实而稳健的步伐和愈加清晰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反映了中国社会宪政理念的巨大进步和宪法意识的整体提升。可以说,我国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④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规范性基础和根本的法治保障。

  宪政中国化,不仅是宪法文本的不断完善和宪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同时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建构与实践。这同样是我们观察和思考宪政中国化的经验素材和样本。要积极推进宪政的中国化进程,就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把宪法文本中的基本原则、价值理念、主体内容、规范要求真正贯彻落实于制度安排与运行的所有环节和各个方面。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本质与核心。这就要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保证其有效地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完善各项基层民主制度,拓宽民主的范围和途径,丰富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真正使人民能够依照法律规定有效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内在要求和鲜明标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这就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不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我国宪法的庄严承诺,也是宪政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无论是从人权与宪法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宪法存在的正当性来看,宪法都源自人权并集中表现着人权,人权在宪政理念和宪法规范中处于统摄地位。这就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制度建构和行动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完善公民宪法权利的基本类型,保证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建立起切实有效的人权保障与实现机制。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宪政中国化重要的制度实践。宪政强调以法的形式划定国家权力的范围与边界并为其设定一套理性的运行规则和机制,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和轨道内运行。这就要求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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