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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更新时间:2013-08-19 16:26:46
作者: 王友琴 (进入专栏)  

  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争,甚至被杀害。至少,他们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因为这时已经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击对象。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尽管成长或出生在1949年的革命之后,也被无情地吞吃了进去。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1.这是一场大型迫害。理论尽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无法选择的父母的关系被无情地从 “同学”这一团体中割裂出去,变成了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2.这一迫害相当普遍。这里所记,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这是因为各处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均匀,也因为各个被访者看到的和记忆的多少程度不一。但是通过这些随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了,没有例外。从统计的角度可以说明这类事实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可以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四、轻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镇压:为什么无人反抗?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数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个例子。

  例1 :直接的对抗——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学生曹滨海的家。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这时已经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那样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时的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在曹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争吵起来,并拿起切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于是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的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园里一共打死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 天后,8 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2 :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第六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最高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 月,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的老师及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一百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不同意。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所以不是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后,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 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

  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王抓进了监狱小院,一进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关在那里的几个老师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

  王光华被打死时,年仅19岁。

  例3 :自杀——1969年,北京师范大学初中学生闻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她被判刑的法院的大字布告贴在北京的大街上。按照当时对“反革命言论”不准“扩散”的例行规定,闻佳的具体“罪行”从来没有被公布。事实是:1966年9 月3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

  :“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红卫兵在北京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10年后, 1979年,根据一道命令,她和全国所有因为“恶毒攻击”问题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4 :理论上的反对——在所有因父母的“问题”而受害的年轻的反抗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写出了并向人们发表了个人的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遇罗克。他的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他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1966年10月16日,在对联风行了两个多月以后,由于下文将讲述的原因,“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当时的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对联”是错的。遇罗克写了文章《出身论》,中心论点是: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 1967年1 月18日印出,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份报纸上印着“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据参与编这份小报的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便设法用这样的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年4 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 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在1967-68年间,有过很多“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铅印小报。这似乎可以作为“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大民主”的证据,但是如果贴近事实去看,就会知道当时对舆论划的限制界线是十分清楚而无情的。这些小报只允许竞相歌颂毛泽东以及攻击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这些”三反份子“是否真的”三反“并不一定,但是在这种攻击中确实攻击了一切非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除此以外,别的话都会被当作出格。《出身论》表达了作者反对迫害的看法,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依据,作者最后竟遭枪毙。

  来自受迫害的年轻人的上述这几种方式的反抗,遭到的回击都极其严厉残酷。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文革”时代的反抗者——我的意思是反抗这场革命的人,确乎十分稀少。现在,有些对“文革”持相对较肯定意见的人说是因为群众有理想主义,愿意为“革命”理想牺牲自我。另一些对“文革”相对持较否定意见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蒙蔽,上当受骗。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正视本节所述的这些轻微的反抗带来的血腥的镇压和致命的伤害,我们得承认,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威慑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为了避免同归于尽,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助受害者。为了不成为革命的对象,没有人敢说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事后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这是一种自欺。

  

  五、为什么迫害同学:在革命的名义之外

  

  要说明为什么这种迫害会发生,“革命”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释之一。

  “文革”的发动者用红卫兵来攻击所谓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当时可能不是或者也从未敢与毛泽东为敌,但是打击他们的过程可以强化政治权力,也可以强制改变既有制度,所以从发动者的立场和目的来说,支持和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相当合理。通过革命的名义,一切暴行都可被合法化甚至浪漫化。

  然而,具体到本文所描写的迫害同学,上述的种种侮辱和虐待,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是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单用“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难以解释迫害同学的行为的。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牺牲,有的只是凭藉从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的允准及称赞而行动;也没有对他人利益的帮助,有的只是残酷的对他人、甚至是亲近者如同学施行的迫害虐待。其中难以找到通常可称之为“理想”的成份。同样,用“利益”来解释也太简单。因为他们受到的不是一般的金钱之类的物质好处,而是下面列举的刺激。

  1.不劳而获的高等级

  “对联”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这种等级的特点是以一种先天性的条件来划分高低,从而一部份人可以获得高的地位而且不须付出代价。在“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了原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的第一明显区别是在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而共青团虽然也强调成员的家庭出身,却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中去。

  据一位被访者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以前成立了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因为不以家庭出身为标准,这个“梅花”小组在1966年8 月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梅花”小组“阵线不清”。在这种把界线划得越清楚越好的过程中,等级差别同时被强调和固定化了。

  从是否让青年平等竞赛的角度来看,“文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线索是相当清楚的。“文革”前,在考试制度下,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段”之后,才有优先被录取权。“文革”一开始,1966年6 月18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决定。8 月,普遍建立了以“出身”为首要依据的红卫兵。“文革”前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是,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作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道“红卫兵追求平等”的说法至少是多么主观,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及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直接有关,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当作低等的人看待。

  2.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

  在1966年,“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8 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 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他们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比如1966年8 月24 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有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比如在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8 月7 日红卫兵召开了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 月9 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三万户;在上海,抄了十万户;在武汉,抄了两万一千家⑺。红卫兵组织并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历史上,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平常时期,除了紧急自卫,杀人必须经过报官审讯判决等程序。只有在传统的舞台剧中,宋朝的包公有过皇帝特别给予的“虎头铡刀”,可以不须报告而自行判处死刑。但包公已经身居类似法官的要职,更不是十多岁的青年人。从1966年8 月到9 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并游斗折磨致死32人⑻;在北京打死 1772人⑼。从1966年8 月26日到9 月1 日的7 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三位数的。还有一些人在被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直到9 月2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才下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其时离红卫兵开始打死人已经有一月之遥。

  用这样温和的口气来说及打死人的现象,至于上文所记述的打斗同学的事情就不会被当一回事了。事实上,上述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同学的事发生在9 月28日。

  这种可以打死人的权力使人残暴。

  3.暴力压迫的快感

  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的班上一个原来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一下子变得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

  在1966年夏天,校园里确实似乎弥漫着一股振奋激昂之气。这种气氛在当时被形容为“革命气氛”。列宁的语录“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当时也一再被引用。问题在于,这种欢快的革命感,是不是就是平常的节日感呢?因为那些沉浸于大欢快的人们所作的,除了普通的节日的内容如唱歌跳舞游行集会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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