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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更新时间:2013-08-19 16:26:46
作者: 王友琴 (进入专栏)  

  

  在上海复兴中学,有一段时间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

  这套仪式在红卫兵都“串连”去了以后才停止。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遇“出身不好” 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有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份。窄的部份贴着“狗洞”二字,命令身为“混蛋”者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一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到一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按照当时的规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绝对不能参加红卫兵。至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 “红五类”的学生,只被准许加入一种叫做“红外围”的组织。在有的学校,比如北京第六中学,这种组织又叫 “红联军”。其低等的身份,从名称也能看出。

  由于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想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可以说明当时时代风尚的小例子是:从1966年9 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讲话,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资历不深的组员戚本禹,曾建议这位68岁的当时的第三号大人物把家庭出身从“封建官僚”改成“职员”,因为虽然周的祖父当过县官,而周的父亲只是个职员。周说他的父亲虽是职员,但冬天还有皮袍子穿,生活优渥,他强调肃清家庭影响,表示不想改变原来填写的出身。对周来说此事关系不大,他已身居高位,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当时这种出身差别命运攸关。

  关于这副对联,有两点需要指出:

  1.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在社会中享有种种特权,自是事实。但是在舆论领域中,一般总是对其持批评态度的。比如,《水浒传》中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就变成了仗着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这种故事固然不大可能改变现实,但是至少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制约。“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成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于是儿子就一定也好。像这副对联事实上所主张的“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龄年轻人的特权,恐怕在古代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无法找到先例。这不是说古代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古代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至少觉得不好意思直接这样提倡。有的研究者强调从中国古代历史去找“文革”的产生原因,笼统地说,这种方法并不错,我们也确实可以发现从前有过和“文革”某些方面相仿的事,但是也要看到,有一些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比如这副对联。

  2.当时既无电传,又无计算机网络上的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能用电话,但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其中原因值得深思。这不仅仅与毛泽东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及发动“大串连”等方法直接有关,而且也因为一部份青年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这种兴趣的趋向性值得思考。

  

  三、被侮辱与被虐待的“混蛋”

  

  “混蛋”不是只被这样骂骂而已。1966年8 月,当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女儿在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一次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她被拉出队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 月26日,清华附中高中三年级63 1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四个“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等人。他们被打成重伤,后来又被罚“劳改”。被访者中一位当时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至今仍清楚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的景像。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同学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这个学校还有一位初中的女同学因不堪侮辱而卧火车轨自杀,未死,但是遭致终身残疾。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说,“对联”一出,这个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连理都不理。7 月1 日,开会时把“出身坏”的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打“出身不好”的同学。比如,这个学校初一(四)班的学生万红,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这个班的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所门外。这时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首先挨了彭的一皮带。万红被拉到初一(四)

  班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她就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带着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另一个例子是,这个学校高三的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份子”。朱同有一天被毒打后,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边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以上两所中学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给他们表示热烈支持。那里如此折磨同学,其他学校纷纷跟上。

  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实验班的女学生宇宙被剃了“阴阳头”,即剃去半边头发,还被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在厕所里,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话而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了沙子。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6年8 月4 日,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天,即8 月5 日,这个中学的校长卞仲耘被一些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8 月4 日在初二(四)班开会斗争“出身不好”的学生时,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的45名学生,十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他出身 “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命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把其中一人的眼镜一下子打落在地。高一(三)班的黑板上,曾写有“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姓杨的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打扫工作。这个中学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学校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而她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了安眠药自杀。幸亏她找到的安眠药量不够大,她昏迷了几天而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地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他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因为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第一零一中学,有学生看到这个学校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女学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在校园里追打,因据说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者解救她。在北京矿业学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学生被剪光了头发。北京第二中学初一(一)班的一个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搓衣板有棱角可伤人膝盖,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第五中学高三学生郑大力,被强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子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虽然清朝已经在1911年被推翻。

  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了关人打人的地方。学校一带(一中在北京的鼓楼附近)的“地富反坏右资”、学校的校长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有13个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及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的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第一中学,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被集体关押,强迫“劳改”。比如,高一(三)班就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扎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到很远处。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和打老师之风一样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一个家庭出身资本家的学生王一民,被斗以后精神失常,不久后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李晓琳,曾被吊起来打,她的父亲是教授,当时算“坏出身”。在1966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的“第二号通令”中,宣布他们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纠察队指挥部”于9 月26日“正式成立行使职权”。“通令”规定的“红卫兵纠察队职责和权力”共有7 项,其中第六项是:“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第一中学,一位被访者说,1966年8 月18日后的一天,也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到北京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来以后,贴出了通知,让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他去了。接近会场时,听见吼叫声,他从门缝里看到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他犹豫后,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第二中学,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们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他们的家庭问题。此后,他们俩就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第八中学(现名“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你的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被访者中的一些当年的大学生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也只是一部份学生的特权。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 “阴阳头”、看管教师的“劳改队”⑸等“革命”活动,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的会上,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出来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这时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的学生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时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总算没被打出重伤,后来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

  的子女。自1966年8 月27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 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大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比如,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为本校学生,参加了打父亲,父亲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子女想跟“黑”的父母脱离关系还不被允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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