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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下岗工人的抗议与道义经济学

更新时间:2005-05-08 12:52:06
作者: 陈峰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大规模的工人抗议并不是什么新闻。1949年以来,在百花齐放、文革、1989年天安门事件等重要时期,中国工人都曾走上街头,发出他们的声音。 但是,上述这些工人抗议活动都与当时严重的政治危机有关,卷入这种政治危机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其它要求平反不白之冤的社会群体,单纯的工人抗议活动并不多见。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单纯的工人抗议活动与日俱增。一项保守的官方统计表明,1995年参加这种抗议示威活动的人数超过110万,波及到的城市达到30多个。 1998年,参加这种示威活动的工人人数已经上升到360万。 现在中国政府把工人“闹事”看成是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严重威胁,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的工人,也常常会发生抗议资方剥削的工人罢工,但是,现今出现的大规模工人抗议活动,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工人发起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曾经被看成是现政权的社会基础,为什么他们会走上街头,聚集在政府机关的门口,进行集体性的请愿示威?他们集体行动的目标是什么?工人对下岗(中国政府对失业现象的婉转说法)或者将要下岗的不满,固然是一个原因。在过去几十年中,工人的抗议活动较少,肯定与国家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有关。但是,同样面临着下岗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或企业的工人抗议活动既激烈又频繁,其它地方或企业的工人抗议活动则相对较少,也较为平和?本文认为,工人如何看待生活中的不公正,会不会因为这些不公正而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是:生存危机和管理层腐败。这里的生存危机是指这样一种处境,即工人在一定时期内完全没有收入,或者收入远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所有下岗的工人都必然遇到生存危机。只有那些得不到最低生活补贴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工人才会陷入这种生存危机。由于生活完全失去了保障,这些工人采取抗议行动的动机非常强烈。如果他们认为本单位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又加剧了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也就是说管理者通过侵吞工人们赖以生存的国有资产而发财致富,他们的不满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生存危机和管理者腐败都是引起工人不满的原因,但是,二者在促使工人采取抗议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在今天中国工人进行的集体抗议活动中,生存危机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只有在生存危机存在的情况下,管理者腐败才能诱发工人采取抗议行动。换言之,如果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对工人生活不产生重要的影响,工人一般对此采取默认的态度。从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到生存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民和工人因失去生活、安全和福利的保障而激发的抗议活动或造反行为,有些学者通常从道义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James Scott对东南亚国家农民反抗的研究。 那么,对于中国目前的工人抗议活动,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解释?根据Scott的理论,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村的社会关系是以施恩回报关系为基础的。在这种施恩回报关系中,施恩者(地主)把他的一部分财富分给农民,以此来换取农民对其合法性的认可。 农民对公平与平等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施恩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维护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农民反抗的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侵入,破坏了原来施恩回报关系,使农民最低的生活水平失去了保障。 一些研究劳工政治学的学者,在研究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抗议行为时,也采用了这种道义经济学的观点。与Scott对农民反抗的看法类似,他们也把这些国家的工人抗议从根本上看成是怀旧的、防御性的、平均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过去的生活条件,这种生活条件现在受到了经济变化的破坏。 这种抗议,正如一个学者概括的那样,是一种“对旧规范、旧标准的瓦解的反应,中下阶层已经习惯了这些规范和标准并期望统治精英继续维护它们” ,这种抗议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出现了新的意识,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类似角度对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的抗议行为进行考察。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与工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工人完全依附于国有企业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尤如一个家长,它不是让工人自己通过市场去获得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而是由它自己为工人提供这些资源,并因此把工人束缚在他们的工作单位里。换句话说,在国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 按照这一契约,工人接受这种政治制度,作为交换,国家提供终身职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大体平均的工资。Andrew Walder将这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体制称之为新传统主义。 这种体制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道义经济”。这种父爱主义的制度安排现在正在瓦解。市场经济的改革每前进一步,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几乎就要倒退一步。 从“砸烂铁饭碗”、“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工资、养老和医疗保险)到大规模的下岗,所有这些劳动和福利制度改革,都直接影响到了工人在父爱主义体制下的特权,尤其是职业保障的权利。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受到明显的影响,大量的工人已经沦落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赋予了厂长经理更大的自主权,迫使工人服从严格的劳动纪律和专横的管理者。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沉重压力和日益专横的工厂体制,国有企业的工人束手无策, ,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但是,无论这些工人现在所处的处境与道义经济学派所提到的情况多么相似,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抗议行为都不能完全按照道义经济学派的观点进行解释。国有企业的工人对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所怀念,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制度给了他们很多特权,这些特权是别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农民所没有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抗议是为了回到毛泽东时代,尽管在有些抗议活动中,“毛泽东”成为他们表示对现状不满的一个符号。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充满怨气,但是,对不期而至的市场经济,他们并没有采取十分敌视的态度,因为他们除了适应它,别无选择。传统的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对某些工人来说,还有吸引力,但是从他们抗议活动中提出的主张来看,这种平均主义的影响并不明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描述国有企业工人抗议行为的特征呢?道义经济学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体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但是,它所包含的一个独特因素似乎是适用的,这就是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s)的概念,或者叫“生存的权利”。这种生存伦理,正如James Scott解释它时说的,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之中。农民认为,在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保障最低生活的要求是正当,也是必需的。因此,他们忍受剥削的极限是他们的生计有所保障。Scott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意思,“农民的检验标准更可能是还‘剩下了什么?’而不是‘被拿走了多少?’这种以能否生存为标准的观点,与那种以剥夺剩余价值为标准的剥削观点完全不同”。 失去生活保障、生活水平下降到“安全线”以下 ,可能激起怨恨和抗议,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如果中国以前的家长式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的东西超过了仅仅维持生存的需要,为什么这些下岗职工在他们的大多数利益被剥夺时没有立即提出抗议,而是到了他们的生存遇到威胁时才发出不满的声音?中国的政治结构可能是原因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表明,由于国家垄断了所有的控制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强行实施一些危害某些社会群体利益的政策,而且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它并不一定会遇到这些群体的公开反抗。工人也不例外。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缺乏自己独立组织的中国工人不可能对这些政策提出挑战,他们除了默認别无选择。另一個原因是国家可以通过宣传使工人相信眼前的牺牲是暂时的,从他们自己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看,这种牺牲也是必要的,因此,应该拥护这些改革措施。199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有企业职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在回答“如果改革措施影响到了你个人的利益,你会如何看待这些改革?”这一问题时,43%的工人选择“如果这些改革从整体上看是必须的,我就支持改革”。另外有32%的人选择了“只要在经济上可以忍受,我就支持这些改革”。 由此可见,虽然这些改革使工人的利益损失很大,但是,工人还是愿意接受这些改革,一方面是因为任何公开的反抗都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工人也许相信改革的最终结果对自己有利。然而,在工业改制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长年拖欠工资,无法报销医疗费,以及大量工作岗位的消失等使大批工人陷入生存危机之中。许多工人认为,他们的基本需要被毫无道理地剥夺了。现在工人所关注的问题,与Scott描述的农民一样,不是被人“拿走了多少?”,而是還“剩下了什么?”。走上街头的工人并不要求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只是要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自己的生计有所保障。工人阶级对接连不断的牺牲本身利益的改革政策的默许,才使得中国的工业改革顺利进行到今天這個地步。为了中国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职工已经接受了太多的牺牲,现在他们的抗议活动说明,他们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是,不能以他们的生存为代价。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说明國家未能成功的向一个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提供最起码的保護。“饭碗”权的丧失—生存危机工业的改革初期,国有企业工人是得到可观的物质利益的。但从80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工人开始品尝到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的艰难转型所带来种种苦果。 对国有企业工人来说,这些苦果中,最难忍受的就是铁饭碗的丧失。这个过程开始于1987年的劳动“优化组合”,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减少国有企业中的多余人员。它给了国有企业经理解雇富余职工的权力,结果是大批的国有企业工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在全国范围内,1988年以前已经有30万国有企业工人离开了国有企业。 工人对失去工作保障以及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的不满,是工人支持1989年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与今天下岗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相比,当初那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工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严重。一方面,当时富余人员的数量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的政府还有能力推行一种叫作“内部消化”的政策,它允许国有企业保留下岗职工,而且允许国有企业通过举办饭馆、商店等措施为下岗职工安排工作。1992年以后,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国有企业重组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把大量裁减富余人员看成了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一项重要措施。1995年,终身雇佣的就业制度被废除了,下岗工人的数量开始猛增,1996年底,已经有1600万国家职工失去工作。 为了缓解工人的不满情绪,政府规定国有企业要继续为下岗工人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保证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国家还要求各地搞再就业工程,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尽管这些措施给下岗工人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许多下岗工人仍然面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入不敷出的生存危机,因为他们的生活补贴与他们过去的工资相比,少得可怜。然而,尽管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90年代初,大多数下岗工人都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毕竟可以得到一份微薄的生活补贴,或者找到一些收入很低的工作。在过去几年中,情况又有了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无法继续为工人提供最低的生活补贴,它们的理由是企业将要破产,或者说为了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减少类似的开支。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的数字表明,过去两三年中无力支付工资和养老金的国有企业数量急剧上升。1995年,拖欠工人工资的国有企业数量达到 10,780家,涉及工人200万人,退休职工175,571人。 1996年,拖欠工人工资的国有企业数已经达到了24,214家,350万工人的工资被拖欠达数月之久。 1997年,中华全中国总工会在全国十五个省市中对30,288工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被调查者中,有17%的人回答他们有被拖欠工资的经历,拖欠时间一月到六月不等。 1997年在10个城市的下岗职工中进行的另外一项调查说明,在被调查时,67%被调查者负债度日,31%被调查者已经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 在被拖欠工资和养老金的工人家庭中,一贫如洗的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官方的资料也承认,许多下岗职工家庭已处于“赤贫”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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