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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刘邕麟:死刑的文化之维——中国传统死刑文化暨对当代立法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3-08-12 21:48:39
作者: 张杰   刘邕麟  

  1992年我国开始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摸着石头过河”、经验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制度漏洞,导致中国经济犯罪呈现急剧攀升、大肆蔓延的局面。面对严峻的经济犯罪形势,国家管理者将目光投向了死刑。在1982年至1995年短短十余年间,立法机关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大量增加了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设置。从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修改为死刑,到1995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增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将这两种罪的法定最高刑设置为死刑止,约13年的时间里,国家立法机关共通过了13个设有死刑罪名的单行刑法,增加了33个罪名的死刑设置。[9]并且,新增的死刑罪名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中。而1997年刑法修订时,虽然学界限制死刑的呼声已经相当响亮,但立法者还是采取了“原则上既不减少也不增加”死刑的态度,对经济犯罪的死刑,也是除了作出一些技术性处理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对此,正如王汉斌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所说到的:“目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透过以上对经济犯罪死刑立法的实证考察,可以看出,死刑威慑观念,一直是主导我国刑法经济犯罪中死刑大量存在的最重要原因。

  (三)人道性立法历历可数

  由于死刑涉及到人最根本权利--生命权的剥夺,因而,在当前世界保留死刑各国中,死刑都是作为一种非常规的、特殊的刑罚措施而存在的。各国刑法中,总是要对死刑的适用设置许多限制性条款,其最根本原因,无疑是受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正是在人道主义大旗的感召下,许多国家走上了废止死刑之路,而保留死刑各国也纷纷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同样是在人道主义理念的支撑下,中国刑事立法中对死刑作出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如将死刑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对死刑适用对象作出限制;设立死缓制度;严格死刑复核程序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对刑法进行最大幅度修改的《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2月25日通过),对死刑限制适用对象增加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一规定明显有对中国传统死刑文化中矜老、恤老思想借鉴的成分。由此更可以看出,传统死刑文化中慎杀恤刑观念,对当代中国死刑立法、死刑适用仍有较大影响。

  

  三、传统死刑文化对当代立法影响的评价

  

  历经千百年的奔腾不息、峰回路转后,传统死刑文化仍在当代中国死刑立法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如何看待传统死刑文化对当代立法的影响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总是有其特定的酝酿土壤、形成环境,具体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职业化的知识阶层的传播等。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能够绵延千余年而仍生生不息,那一定也还说明其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巩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既不能简单地吹捧,也不能一味地苛责,而是必须采“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溶人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识文化、理解文化。

  (一)传统死刑文化的积极影响

  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传统死刑文化渗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仁者爱人”、“人命关天”,诸如此类的教诲,导致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设置了许多限制性死刑立法。而这种思想又影响到当代刑事立法,成为当代中国“少杀”、“慎杀”死刑立法的重要思想来源。这可谓传统死刑文化对当代中国死刑立法积极性影响的最明显体现。

  当前,我们所要做的是,应当以传统文化中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为契机,进一步在整个社会弘扬一种珍视生命的宽容的价值理念。在对待死刑的问题上,国家应当启迪、引导民众形成一种健康、理性的心态,尽量冲淡社会转型期人们极易形成的对罪犯偏执的仇恨、甚至将死刑犯视为异类的心理。在具体设计上,可通过严格设计死刑适用程序,严格落实死刑立法中有关限制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等,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同时加大司法关怀力度,特别是注意保障死刑犯基本权利,强化死刑犯临终关怀等措施,塑造社会中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

  (二)传统死刑文化的负面效应

  任何一种文化总是既有其积极的正面,又有其消极的负面。同样,传统死刑文化在为当代中国限制性死刑立法提供丰富营养的同时,也使当代中国死刑立法蒙上了浓厚的报应性、威慑性色彩。

  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中一贯强调“杀人偿命”、“血债血偿”,因而民众的报应观念历来十分强烈,反映到立法上,即使已经经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当代死刑立法,仍不得不大面积地在人身伤亡类犯罪中设置死刑。同样还因为中国传统死刑文化报应观念十分强烈,因而废除死刑论者所持的死刑残酷、死刑非人道等一系列说教,在中国总是异常苍白。而在民主社会,作为民意集中体现的立法,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民意。由此决定,中国的死刑废止之路,与其他国家相比,注定将是更为漫长、异常坎坷的。

  当然,立法者对民众死刑报应观一定程度上不得已的顺从,并不代表立法者面对这种强烈的报应观将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立法者对这种报应观的盲从。立法,很大程度上不仅是民意的体现,更应当是民意的引导、民意的教化。因而,在当代死刑立法中,立法者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层面的完善,逐渐改变民众这种强烈的死刑报应观。

  具体来说,立法者可以在实体法中,通过法条的合理设置,显示出即使在包含致人死亡的犯罪中,对犯罪人判处死刑也是非常态,也必须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而在程序法中,立法者可以通过被害人受补偿制度的建立、明确积极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等,从经济上、精神上,补偿抚慰被害人,尽可能在减小被害人物质损失、精神痛苦的同时,促使其注意力从“一定要判处死刑”上转移开来。当然,总的来说,民众这种死刑报应观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而且,立法上的工作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如媒体适时地宣传可能还是更为重要的步骤。

  

  结语

  

  文化是不能割裂的,诚如历史不能被忘记一般。传统死刑文化,虽然既因饱含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弥足珍贵,又因涂上了极度报应威慑的色彩而不无缺憾;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文化就是真实客观的存在,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后,它仍在当代死刑制度中或明或暗地再现出来。然而,文化的难以割裂,并不等于文化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文化总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以否定自身的形式,获得前进的动力,藉以新陈代谢。因此,就传统死刑文化而言,我们更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发扬其与当代人权理念暗合和谐的一面;摒弃其与法治文明碰撞冲突的因素。最终在过滤传统死刑文化的基础上,塑造符合法治社会理念的现代死刑文化。

  

  张杰,最高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法学博士;刘邕麟,单位为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

  【注释】

  [1]庄锡昌等:《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

  [2][英]爱德华·泰勒著:《原始文化——神话、哲学、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3]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8页。

  [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张全民点校,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2页。

  [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张全民点校,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6]阴建峰:《现代赦免制度论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21、32页。

  [7]凯石:《论中国古代的司法时令制度》,载《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8]周光权:《法定刑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74—75页;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18页。

  [9]高铭暄:《我国的死刑立法及其发展趋势》,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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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法学》2013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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