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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磊 孟捷: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类型与演进

更新时间:2013-08-08 21:16:22
作者: 宋磊   孟捷  

  

  

  内容提要:富士康现象是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领先企业的富士康在企业间分工、企业内分工、劳动—社会关系和企业—投资地关系等领域的战略选择所引发的一组典型事实。这些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境。在借助产品建构理论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进行扩张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富士康现象的本质是当下的世界主流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极端表现: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最大公约数是广义的模块化;富士康现象的跨域存在是技术领域的模块化不受约束地跨域演进的结果。

  关键词:富士康现象 模块化 生产方式

  

  一、问题意识与本文的结构

  

  在康氏长波理论的基础上,熊彼特(J. Schumpeter)及其后继者们指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大约每五十年经历一次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并见证一批先导产业的发展:棉纺产业、铁路产业、电气与重化工产业以及汽车产业是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先导产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信息产业则是中国崛起时代的先导产业。在创新经济学的文献中,这些先导产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自身的规模,而且在于对其他产业的引领作用和波及效果。①因此,先导产业的发展规律对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具有关键影响。

  与上述认识相呼应,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通过对先导产业的研究来理解市场经济的传统,马克思和左翼经济学家对棉纺工业的深入观察、钱德勒(A. D. Chandler)对铁路和重化学工业的细致分析是其中的代表。②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传统不但得到了继承,而且被追加了新的内容:关注先导产业的研究集中到对其中的领先企业的研究上来。这一现象在关于孕育了福特主义和丰田生产方式的汽车工业——1940年~1990年间的先导产业——的研究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③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有理由认为,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领先企业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深层逻辑。但是,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却没有聚焦于此。④

  在现阶段,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专业化于生产过程的富士康⑤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特征。笔者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的特征、电子信息产业是出口的主力,而富士康的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是我国最大的出口企业。第二,富士康的产品的概念设计和核心部件均来自西方工业国,而这一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电子信息企业之中。因此,对于理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而言,富士康是极具理论价值的典型企业。另外,我国其他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士康化”、即电子产业之外的某些企业在分工形态和技术道路上有与富士康趋同的趋势。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士康的理论意义不局限于电子信息产业,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逻辑相关。

  作为我国先导产业中的领先企业,富士康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组可以称为“富士康现象”的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这些事实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境,为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富有理论价值的切入口。

  本文的第二节对富士康现象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描述并考察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第三至第五节从生产方式的视角出发,分析富士康现象的演进。第三节在对我国学界关于生产方式的研究进行简要总结的基础上,将生产方式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第四节依据产品建构理论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微观基础”进行扩张。第五节将扩张之后的生产方式理论运用到关于富士康现象的演进的分析之中。

  本文试图运用同一个自变量对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演进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表明,富士康现象的本质是当下的世界主流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极端表现;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最大公约数是广义的模块化;富士康现象的跨域存在是技术领域的模块化不受约束地跨域演进的结果。换言之,技术变化、生产关系和我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的跨域存在。

  

  二、富士康现象的起源和类型

  

  从2010年起,富士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学界视野:在短短两年之内,多位年轻工人连续试图自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内分工领域的劳资冲突在本文分析的富士康现象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企业内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既不是富士康现象的全部内容,也不是这一现象的逻辑起点。

  富士康现象是富士康在企业间分工、企业内分工、劳动—社会关系和企业—投资地关系领域的战略选择所引发的一组典型事实的总和。这一现象源于技术变化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企业间分工的变化,在企业内分工领域有着最易于观察的表现,并存在于劳动—社会关系领域和企业—投资地关系领域。换言之,富士康现象是中国经济的典型事实,但是其逻辑起点在于世界生产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富士康现象是世界生产体系的变化和我国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的共同产物。

  

  (一) 企业间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富士康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 EMS)企业,而电子制造服务也是富士康最重要的业务,与其快速崛起密切相关。⑦电子制造服务的兴起反映了9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中的企业间关系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电子产品的设计规则和技术特征发生变化的结果。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电子产业的主流生产体制是垂直统合型的:典型电子企业的业务涵盖设计、采购、制造、流通等环节。但是,随着以模块化为核心的设计规则的普及,电子产品的部件之间的界面向标准化的方向转变,部件间的相互干扰被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⑧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产品功能的核心部件开始具有标准化商品的特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流通。⑨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电子企业的生产体制开始变化,单一企业内部垂直统合型的组织形态让位于以企业间分工为基础的垂直不统合(vertical disintegration)。所谓垂直不统合指尽管产品的设计者和组装者之间仍然具有指令和服从的关系,但是两者已经不再存在于一个企业(集团)内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迅速崛起的。这些企业依据拥有产品品牌的企业提供的设计信息和购买指令,从国际市场上采购核心部件,并将这些核心部件与非核心部件连接在一起,完成生产过程。⑩

  在电子产业,产品性能主要由核心部件决定,各部件之间的相互干扰在设计阶段被降到最低,所以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只需专注于生产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富士康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尽管产业上游有更高的利润,但是它却难以通过组装过程来形成进入上游所必须的技术能力;11同时,进入产业上游意味着富士康将和发包企业直接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包企业必然将产品订单转给其他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12企业间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就是指富士康和西方领先企业之间的这种相对固化的交易关系。

  

  (二)企业内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上述相对固化的交易关系意味着富士康能否获得订单以及订单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生产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对发包企业的要求迅速做出回应的能力。富士康在企业内分工领域所进行的战略选择正是围绕这些能力的构筑而展开的。

  富士康的企业内分工以细化分工、高劳动强度和较低的工资标准为特征。细化分工指现场员工专业化于一个工序,现场员工是只拥有对应于单一工序的技能的“单能工”,而非“多能工”。从分工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来看,细化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速度。但是,过度细化的分工当然也意味着“劳动过程的构思和执行”的彻底分离,而后者是造成劳动者异化的原因之一。13高劳动强度指流水线的运动速度较高并有不断提升的趋势。14这种企业内分工与富士康在生产能力和生产速度方面面临的竞争压力密切相关。类似地,较低的工资标准不但可以控制成本,而且推动了现场员工“主动加班”,15而这种制度化的“主动加班”有助于富士康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并迅速地对上游企业的指令变化做出反应。

  

  (三)劳动—社会关系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关于这一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可以从现象、制度和本质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在现象上,富士康的大量蓝领员工居住在由企业或政府在工厂内部或周边建造的宿舍中;在制度上,户籍制度阻挡了蓝领员工成为城市居民;在本质上,蓝领员工被纳入“宿舍劳动体制”。16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是户籍制度、招商政策和企业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政策而言,社会管理体制阻挡了蓝领工人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而招商政策则为“宿舍劳动体制”提供了低价土地;从企业战略来说,在工厂内部或周边设置宿舍可以让蓝领工人能够依靠低工资来维持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同时这种宿舍的存在有助于富士康在上游企业调整产品设计或订单规模时迅速调集劳动力,维持快速响应能力。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劳动者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实现劳动力的在地再生产,只能进行劳动力的异地再生产。

  

  (四)企业—投资地关系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富士康的快速扩张和跨地区移动密切相关。自1996年在深圳设厂以来,富士康先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华北设厂并在近年来大规模地进入西南内陆。在这个过程中,富士康在世界500强中的排名迅速上升;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富士康表现出通过空间上的腾挪而不是在特定的投资地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式来保持竞争力的倾向。如果说电子企业为控制成本往往像“浮莲”一样进行转移的话,17那么富士康的空间转移方式则是特殊的:它不仅进入了工资较低的华北,而且进入了和华北具有类似工资水平但是明显地具有运输成本劣势的西南。

  上述四个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呈现出一系列的分离:产品设计与生产的分离;劳动过程的构想与实施的分离;劳动者与当地社会的分离;生产活动和特定地域的分离。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出现过上述分离。然而,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中的分离不但同时出现,而且程度很高。

  对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确认了其形式上的共性之后,我们自然会关注这些形式上的共性是否意味着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之间也存在共性。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是什么;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如何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下对这样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概括。下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三、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简短的综述

  

  关于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存在两个潜在的分析思路。第一个思路是用不同的自变量来分析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由于富士康现象横跨多个领域,所以对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可以从国际分工与产业组织论、劳动过程论、工业社会学和政企关系等角度分别进行把握。第二个思路是用同一个自变量来分析富士康现象的不同侧面。我们可以用同一个理论范畴将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涵盖起来并运用同一个自变量来解释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在保持分析逻辑和视角的一贯性的意义上来说,第二种思路更为可取。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论范畴必须涵盖富士康现象所涉及的诸多领域,而这样的自变量必须指向存在于诸多领域中的富士康现象的本质。笔者认为,生产方式这一范畴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模块化这一变量符合上述要求。

  首先,正如第二节所总结的,作为一个整体,富士康现象涉及的是以技术变化和劳资关系为核心的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在空间上的转移。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与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高度重合,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于关于技术、技能、劳动和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18其次,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指出的,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和作为产品建构理论的核心概念的模块化具有契合性:将后者引入前者将使前者获得“微观基础”并扩展应用范围,依据前者对后者进行修正则可以消除后者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在这样的扩展过程中,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将可以涵盖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基于上述认识,本节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述,接下来的两节从产品建构理论的角度对生产方式理论进行扩张,分析富士康现象的演进过程。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生产方式指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战后的大量经典研究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在调整学派关于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细致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把握和工业社会学家关于劳动过程的持续研究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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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ba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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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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