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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励:犯罪学何以贫困化

更新时间:2013-08-08 19:31:41
作者: 严励  

  实际部门也认为犯罪学可有可无,不能对自己助力,自然而然关闭大门、闭门谢客。一方面犯罪学者想沉下去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实际部门对犯罪学家缺少信任度,难以形成相互合作的协调机制,使得犯罪学研究者与实际部门渐行渐远。

  2.犯罪学者的实证研究往往等同于实际部门的调研工作,缺乏科学的规范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成果与实际部门的调研成果毫无区别,实际部门自然会采用自己占有第一手资料而得出的结论。

  由于实证研究是舶来品,而中国犯罪学研究者又大都是刑法学家,他们善于理论思辨,善于纯理论研究,但缺少方法论的系统训练,因此实证研究理念不正确,往往把实证研究等同于统计分析或调查研究,缺乏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犯罪学是一种事实评价,是一门经验科学,不同于一般的理论科学。“纯理论研究的学科,不需要什么规范系统的手段和方法,只要能做到有实际根据,逻辑完整、自圆其说就成。因为理论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要与众不同才能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但犯罪学不同,它是经验科学,必须要有一体遵循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12}“实证方法也可以称为实际证明的方法,是超越和排除价值判断,通过对实地调查和观察所得的经验资料的考察,以分析和预测社会行为客观效果的一种研究方法。”{13}实证重在验证,因而它强调共识,遵守规范,在研究的手段上要建立统一规则和框架,如果没有统一规则和框架以及严格统一的手段,实证就无法进行。在实证研究中要有统一的实证路线图,即搞定量研究的人,其每一个课题报告都有一个相似的套路,都必须交代:(1)课题的文献背景;(2)材料收集的手段及过程;(3)数据分析手段及结果;(4)总结。这个完整的实证路线图的作用是:如果有人要重复你的研究,他就能从你的文章中找到实证的依据和线索,这就使得国家课题间具有可比性,也才能验证你的结论的科学性。只有经过验证的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也才能予以采集。这就是实证研究的价值所在{14}。由于中国犯罪学界对实证研究的片面解读——只是数学统计与分析;对实证研究的误读——等同于调查研究方法,因此中国犯罪学研究尚缺乏统一实证研究的规划和手段,要么是“实证包装的数学游戏”,要么是空洞无味的调研报告,难以进行重复验证,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空洞理论。这样的研究成果怎么能被实践部门采信和引用?

  3.中国犯罪学在实证研究方面存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分离的倾向,导致实证研究缺乏科学性。

  即使在数量分析中,中国犯罪学界也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分离。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始于化学。在化学中,定性分析的功能在于鉴别物质中含有哪些成分,但并不确定其含量;定量分析的功能在于专门测定物质中的各种成分的含量。之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被移植到社会科学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定性分析是指对事物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质是事物为其自身而区别于他事物的固有规定。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速度、程度,是一种可以用数量来表示的规定性。定性分析是分析方法的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补充和细化。但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中,定量分析的缺失是导致研究结果缺少客观性的致命问题。我国目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分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数量统计不规范。比如统计发案率,应该按照立案标准的有关规定统计,但是目前在调查统计中都不是按照这个标准,这就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2)孤立地使用统计数学,缺少可比较性。(3)选择的统计指标不当,难以比较分析{15}。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的分离,直接导致分析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这也是很少受到实践部门重视的原因之一。

  4.中国犯罪学的实证研究过于注重整体化犯罪现状和变化情况,微观的、地区性的犯罪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中国犯罪学研究在兴起之时就注重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当时比较突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但当时的实证研究主要重视全国范围的整体犯罪状况和变化形势,而地区性的犯罪实证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社会地域性多样化的现实已经形成,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不同的犯罪态势和社会治安形态,与此相对应,不同地区也就需要不同的社会公共政策和犯罪治理对策。犯罪学研究应该为地区性社会治安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犯罪学家因此而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多年来我们的犯罪学家都没有积极有效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使得犯罪研究与地区性的社会公共政策和治理犯罪对策相隔离。这也正是犯罪学研究落后于现实需要,日益与实践部门相隔离,犯罪学研究成果不被党政机关部门重视的原因之一{16}。

  5.犯罪学的学科定位也严重影响了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选择,使其拘泥于理论思维之中,缺乏与实践部门沟通与交流的动机和冲动。

  早期的犯罪学注重犯罪原因的研究,认为犯罪原因研究是犯罪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运用不同的专业知识研究产生犯罪的原因。如龙勃罗梭从人类学的视角挖掘犯罪产生的原因而创造了犯罪人类学派;菲利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犯罪产生的原因而创造了犯罪社会学派。其后无论是欧洲大陆的犯罪学研究和流派,还是美国的犯罪学研究和流派大都始终以此为研究路径。我国犯罪学的研究也是沿此路径,如早期青少年犯罪研究和犯罪研究特别注重犯罪原因的探讨,提出了犯罪根源、犯罪原因、犯罪因素等不同层次的犯罪原因结构体系,以及犯罪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等等。对此王牧教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把犯罪学变为犯罪原因学,仅使犯罪学在科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半步。为了实现犯罪学的全部科学化,为了犯罪学在理论上的成熟,我们必须再向前迈上半步;走出犯罪原因学,向整体犯罪现象学进发,建立真正科学的犯罪学。为了与今天的犯罪原因学相区别,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犯罪存在学’,实际的意义就是‘整体的犯罪现象学’。”{17}并由此设计了犯罪学的结构体系,即犯罪现象发生——犯罪现象存在——犯罪现象对策{18}。犯罪现象学改变了传统犯罪学主要研究犯罪原因的做法,而把犯罪现象作为一种客观社会存在,将重点放在了犯罪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变化规律上,即将犯罪原因仅仅作为犯罪现象存在的部分内容来对待,犯罪现象的存在形态和犯罪现象的规律成为该犯罪学概念的核心内容,这是对国内外传统犯罪学的一个重大突破{19}。中国的犯罪原因学由于缺乏实证研究而与实务部门渐行渐远,那么犯罪现象学能否贴近实际部门做出其应有的贡献呢?答案尚不明确。但笔者认为,虽然犯罪现象学比犯罪原因学迈进了一步,但不等于贴近实际,适应实际的需要。从实际部门的理想状态看,他们需要理论工作者能够提供符合实际需要的、解决犯罪的良方和对策。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面对日益突出的犯罪问题,政法实际部门在疲于奔命的窘迫状态下,抽不出身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也缺少破解当前犯罪问题的灵丹妙药。因而,犯罪学的使命应是基于对犯罪原因的揭示,提出实际部门需要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各种原则和措施,这是犯罪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按此逻辑,犯罪学还应向前一步,将研究犯罪对策作为犯罪学的重要使命,形成犯罪对策学。当然构建犯罪对策学并不是目标,将犯罪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策上也不等于犯罪学仅仅研究犯罪对策,犯罪对策的研究是基于对犯罪现象的分析、犯罪原因的探讨,而后才能提出犯罪对策。正如美国犯罪学者张晓东博士所言:“犯罪学是研究一个非常具体而现实的课题。这个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需要解释,需要提出对策,需要对当权者提供咨询。就像医学要解决具体的人体疾病,犯罪学面临着社会和群体的疾病,如果我们这些从事犯罪学研究的人不对人的越轨行为提出解释,提出对策并追踪评估,那还不如泡上一壶茶,谈谈如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种脱离实证的思辨所产生出的理论既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又没有哲学所需的抽象度。为此,犯罪学应该从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对策的应用及评估、评估后对现象的重新认识和解释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使犯罪学成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成为实际部门不可或缺的科学理论。”{20}

  6.我国犯罪学理论与犯罪的现实相脱离,导致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隔离,彼此形成各自不同的、难以沟通和交流的话语体系。

  对于理论界而言,实务界俨然成了“他在”的另一个世界。理论界和实务界彼此轻视对方:理论界认为实务界没有按照犯罪的规律予以合理的治理,而是按照习惯进行非规范操作,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比较突出的就是理论界对“严打”的指责和抨击。一些学者认为“严打”存在着决策缺乏科学性、许多方面与治理有所冲突、造成刑罚成本加重、只注重打而忽略了预防等等弊端。应该说,学界这些善意的批评是中肯的、积极的,但对于实务部门而言,“严打”也是治安形势恶化、犯罪问题突出、群众安全感下降形势下的无奈之举。如果理论界能够提出比“严打”更好的防控策略和方法,实务部门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但现实是,由于理论界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只是一味地批判,缺乏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因而,实务部门对于理论界的批评嗤之以鼻,认为理论界不是帮忙,而是添乱,越发对理论界不信任,使得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由于实务部门掌握犯罪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以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观点和话语体系。而理论界则以实务界的研究存在方法欠缺的问题而予以轻视。这使得双方的隔离也日益加剧。此外,由于理论界与实务界相隔离,因而导致了人才培养的非实用性。在法学院学习的理论基本上是远远脱离实践的教科书知识、典型的“黑板”知识,而这些知识要么老化陈旧,要么与实践相距甚远,很难指导实践。因此,学生毕业后所学到的知识难以在实践中运用甚至误导实践,这无形中又对实务部门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其与理论界的隔离加剧。

  (二)我国犯罪学独立后,犯罪学的基础理论薄弱,理论供给不足,导致犯罪学走向贫困化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30年前,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是依附于刑法学的,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依附于刑法学的犯罪学,受制于法条以及规范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开展具有社会视野的犯罪学研究。随着我国犯罪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实证的与经验的研究方法的确立,我国犯罪学从刑法学中摆脱出来,这就为我国犯罪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21}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犯罪学还甚为年轻,犯罪学的全面发展与繁荣还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而这一历程只是现代犯罪学历史百年之后的岁月。目前,我国犯罪学可谓处在发展中的徘徊阶段,我国犯罪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更高层次的犯罪学研究的繁荣,需要观念的更新、犯罪学理论在实践地位中的弱显、相对柔韧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定位等。”{22}中国的犯罪学还比较年轻是不争的事实,年轻象征着活力,但并不能等同于幼稚;年轻意味着成长,但成长需要充足的知识营养;年轻充满朝气,但更需要成熟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中国的犯罪学欲真正独立于学术之林,必须具备本学科的学科意识、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研究者共同体。

  当前,我国犯罪学集体失语,并日益走向贫困化的自身原因在于:

  1.犯罪学的学科意识不强,使得犯罪学的学科任务不明确,难以奠定其学科地位。

  正如王牧教授所言:“犯罪学作为一门认识犯罪现象、本质、原因、规律等的综合性科学,应当在最深层次上进行理论概括和抽象,是关于犯罪的一般‘宏观理论’。但实际上却如美国犯罪学家维特和赖特所说:在目前,还没有这样一种关于犯罪行为的‘宏大理论’,它能包括对犯罪的全部探讨,能把各学科的经验成果组织成非常连贯完整的逻辑体系。至少在眼下,我们必须满足于‘中级理论’,即那些仅能说明关于犯罪的有限真相的理论,或者满足于‘微小理论’,即其内容范围和一般性比‘中级理论’更受限制的理论。这个评价符合一百多年来犯罪学理论的研究实际,不仅指出了犯罪学作为学科还不成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犯罪学学科建设标准。加强犯罪学学科建设,完善犯罪学,是当今犯罪学界一个重要课题。”{23}笔者认为,加强犯罪学学科建设,首先必须增强犯罪学的学科意识,明确犯罪学的学科任务,唯此才能确立犯罪学的发展和建设方向。由于犯罪学是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型学科,因此其刑法学情结还根深蒂固,犯罪学就是从刑法学母体中诞生的婴儿,其脐带还连着刑法学母体,还带着刑法学的胎痕。

  其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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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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