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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聚航:知识背景、三维解构与智识启迪: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论要

更新时间:2013-08-07 23:01:33
作者: 石聚航  

  他特别强调刑罚的及时性和刑法的确定性和必要性。认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7]同时还应当注意,对个罪进行配刑时,要尽量保证刑罚的性质与犯罪的性质相互适应,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犯罪。在批判了依靠酷刑来控制犯罪的论点后,贝卡利亚指出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是刑法的确定性和必定性,从而试图建立罪刑之间的关系,通过罪刑均衡来达到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在肯定刑罚的积极作用时,贝卡里亚又对刑罚的滥用心怀忧虑,他通过将被动的刑罚与积极地预防犯罪措施进行比较,认为“刑罚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措施,它只不过是通过‘易感的力量’给人以肌肤之苦来抵消犯罪的促动力,它不可能消除犯罪的根源,甚至如果使用不当还可能成为新的动乱原因。”[3]尽管贝卡里亚对刑罚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但其仍然清晰地认识到,刑罚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其控制犯罪的力量是有限的,“既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文明状况是造成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贝卡里亚看来,铲除犯罪的根本办法就是改善这些条件和环境。国家应该用民主取代法制,使法律不是为某些阶层服务,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努力提高同每个公民密切相关的福利,使福利资金的雄厚程度成为周围国家所无与伦比的;采取一切办法消灭或减少可能引起动乱的社会因素,……”[3]可以说,在贝卡里亚的犯罪控制论中,已经凸显了刑事政策思想的雏形,尽管它还不成体系,这在学术史上否定了刑事政策只是近代犯罪学派“专利”的观点,而这种遗产只有经过系统整理与深度挖掘之后,才可能会保证犯罪学研究的学术主线得以延续。

  

  四、智识启迪: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的历史承继

  

  置于特定历史年代所生成的思想,在今天的视野审视下,无疑属于“片面的深刻”。因此,对贝卡利亚犯罪学思想的评论,既不能有失全面,也不能有失深刻。如前所述,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等启蒙思想是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尽管在当时对欧洲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批判者不乏其人,但系统地对其进行清理并且对未来刑事司法进行徜徉者,非贝卡里亚莫属。因此,贝卡里亚及其犯罪学思想的历史性贡献不能被忽略,其对于当下中国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如贝卡里亚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他提倡应当增加社会福利,提高全面的收入水准,以此来预防财产性犯罪。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收入分配悬殊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情况下,如果只是在法律层面上对财产犯罪进行适时的调整,则并非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而通过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进行适当的财产分配制度改革,利用税收等市场规制和国家调控手段,严厉取缔非法收入,适度地控制高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采取政策性的倾斜,则对于解决当前财产案无疑是裨益良多的。至于当前我国实行的社会综合治理策略,从渊源上进行追溯,贝卡里亚的犯罪控制思想不能不引起充分的重视和关注。此外,贝卡里亚在提倡刑罚宽和的同时,努力建构罪刑之间的必然联系,通过刑罚的必要性、及时性和确定性,来缩短罪刑之间的因果链,从而加大犯罪的机会成本,这对于犯罪控制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前中国,尽管法制体系相对来讲较为完整,但由于实践中地方“潜规则”、地方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特定犯罪采取纵容的做法在许多地区已经有了相当的存在,这使得犯罪的机会成本大大减少。由此形成了埃里森所说的“法律越来越多,秩序越来越少”的尴尬局面。法律体制的健全,对一些地区的犯罪控制并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其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罪与刑之间的良性关系并没有确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界有人提出了“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调整,而这种思想其根源就是贝卡里亚关于犯罪与刑法关系的经典论述。

  当然,任何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贝卡里亚的犯罪学思想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是和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不无关联的。从理论基础上看,贝卡里亚以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作为其思想的基点,但社会契约论是一种先验的理论,尽管其对后来的欧陆国家政制建设起到了历史性的功效,但其毕竟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因此,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不免有些空泛。作为贝卡里亚思想之二的理论依据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虽然对于当时实现人类摆脱宗教社会奴役的厄运,对于推动人的解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由于过于夸大经验在人的认识中的地位,使得理性主义成为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不当理解和诠释。如“贝卡里亚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出发,认为人的意志是受物质生活需求支配的,因而人同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自然物体所遵循的力学规律也同样影响着人的意志和行为。”[3]而这种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将自然界的力学规律直接套用到人类社会中,并且作为预防和控制犯罪、实现社会福祉的理论,多少有些僵硬和不现实。贝卡里亚在肯定刑罚对犯罪控制的功能时,极力强调刑罚的“易感受性”,认为刑罚的适用对于一切主体都能够产生抑制的功能。但这种感觉论“是一种被动的反映论,它强调了人通过”感受性“这个窗口接受外界刺激的一面,却忽视了人可以主动地选择、排斥和加工这些刺激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3]如对于确信犯而言,犯罪人基于特定的信仰而实施犯罪,其对于刑罚的刺激具有强烈的排斥力,刑罚在这些人来看或许并不具有“易感受性。”因此,以感觉论来说明刑罚对于控制犯罪的效果,不免有些偏颇。此外,贝卡里亚用“趋利避害”来解释人为什么会犯罪,也是具有明显缺陷的。首先,他假设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正是这种抽象的人性致使人们在一定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做出犯罪的必然性抉择,这种假设说明,他同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者一样缺乏对人本质的深刻认识,不能把唯物主义彻底贯穿于社会历史领域。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远不象动物那样可以用“趋利避害”四个字简单加以概括,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贝卡里亚对犯罪原因的分析,缺乏一种实证的研究。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而且也难以对导致犯罪的各种原因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归纳,他的解释基本上是根据哲学原理的演绎推理,他采用的演绎式推理方法使他的决定论表现为一种“线性决定论”,似乎一切犯罪都可以根据单一的因果关系加以解释[3]。尽管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未能走出其所处特定时代的背景,但这仍然不能否定其对犯罪学的贡献。其关于犯罪的一些经典论述,甚至对于当前中国都不失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因此,对其犯罪学思想的进一步开采与整理,仍然是犯罪学理论界不可忽略也不能推脱的重要历史使命。

  

  石聚航,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江西警察学院法律系教师,法学硕士。

  

  【注释】

  [1]王燕飞.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整体性反思[G]//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127.

  [2]储槐植.犯罪学界的贡献[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7,(4):12.

  [3]黄风.贝卡里亚及其刑法思想[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9.

  [4]张绥.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3.

  [5]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M].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3.

  [7]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

  [8]吴宗宪.西方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3.

  [9]张小虎.刑事法学旧派与新派的犯罪学思想比较研究[J].政法学刊,1999,(4):23.

  [10]宋浩波.犯罪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32.

  [1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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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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