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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反精神污染中经济理论界的两大事件(下)

更新时间:2013-08-06 11:26:09
作者: 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摘录出来的观点。

   第二,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实行'股份化'。也是自由化。

   第三,主张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要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自由化。

   第四,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与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是自由化。

   第六,认为'经济学缺乏新概念'。要创新经济学的概念,也是自由化。

   第七,全盘否定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也是自由化。

   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六四”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清查和批判自由化时,曾经复印出来在所内传阅的,这一条没有圈掉;一个在向上转报稿子的复印件,这一条被圈掉了。据此推断,转报的稿子可能是被胡乔木圈掉的。

   其他几条我不说了,时间关系。而且秦柳方的小告还提出了四点建议。

   今天看来,秦柳方的小报告是荒唐的和可笑的,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什么争论。而就当时来看,小报告的内容也是站不住脚的。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情况,我这里说了当时关于劳动力市场,关于择业自由、失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些都已经是改革讨论的事情了。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经济理论界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时自然而然提出来观点,也是在试验和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中遇到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把这些问题都当做自由化加以批判。那么还怎么改革呢?

   问题的解决也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是精心安排,事情就是这样紧锣密鼓地凑到了一起。下面,我们排列出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1986年2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关于马丁文章的社论。有关马丁文章的信息就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2月22日,薄一波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同志把各方意见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份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

   同日,秦柳方给胡乔木打了上面的小报告,揭发批判了经济理论方面的“混乱现象”和“自由化倾向”。

   2月23日,胡乔木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批示:“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刷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在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

   2月24日,胡启立批示:“按乔木、一波批示办”。

   3月1日,胡乔木写信给中央领导,随信送上秦柳方的小报告。

   胡乔木的信全文如下:

   “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份《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似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另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附件较多,从略。

   胡乔木

   三月一日”。

   收到胡乔木的信和秦柳方的小报告以后,赵紫阳于3月3日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提倡大胆探索”。

   3月5日,胡耀邦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的批语转告乔木同志一下”。

   其实两大事件,马丁事件和秦柳方校小报告事件真正的解决是赵紫阳的批示。

   赵紫阳的批示给了企图借马丁事件和秦柳方的小报告批判自由化的胡乔木等人当头一棒。既回击了秦柳方的小报告及其支持者,又给处理马丁事件提出了指导方针,一石二鸟,恰到好处。朱厚泽根据薄一波的批示,按照赵紫阳批示的精神,指示王惠德召开座谈会,澄清了围绕马丁文章引起的是是非非,很快平息了马丁事件。一场迫在眉睫的反自由化的大批判就这样给化解了。

   其实,赵紫阳的批示并不是心血来潮,因为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就明确地讲了要大胆探索,要进行创新,这实际上是当时的既定方针。

   下面,我们讲后来发生的事情。因为秦柳方小报告点名批评《经济研究》搞自由化。唐宗昆当时是《经济研究》的常务副主编。老唐在1986年第5期发表署名文章《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旗帜鲜明地支持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不点名地批评了秦柳方的错误态度。文章从七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认为“这一年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之广泛和研究层次之深入远远超过了我国过去任何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但是,“也有个别同志,自己对《决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不屑一顾,却在当前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发现了一片'混乱现象',失魂落魄地打小报告,谎报军情,主张对经济理论界的'自由化倾向'严加控制”。作者大声质问,“这样的同志究竟想把我们控制到哪里去”。

   老唐(唐宗昆)的文章,我也不说了,老唐也在这个地方。总之,老唐的文章批评了秦柳方小报告的观点,并明确支持青年人的探索和创新。当然,老唐的话也比较尖锐。

   就在赵紫阳指示以后和《经济研究》批评秦柳方的同时,邓力群在一些会议上声援秦柳方。本来,秦柳方自称他读不懂《资本论》,也没有什么经济理论研究成果,鉴于他反自由化有功,邓力群说,秦柳方是党内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此可以提供佐证的是,邓力群在《自述》中曾说,“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好心”?说穿了就是要整人。

   由此可见,秦柳方的小报告并不因赵紫阳批示而划上句号。故事到此并未结束。

   下面,我讲一讲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后传。

   秦柳方的小报告由于赵紫阳的指示而暂时搁置,接着又沉渣泛起。

   唐宗昆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一文在《经济研究》发表以后,过了三个月,高层对该文有了反映。刘国光很紧张,对赵人伟说,“老唐(指唐宗昆――引者注)干这种事,真麻烦,我对秦柳方没兴趣,但老唐这么干,不好办”。1986年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学术动态汇报会”,会议由副院长刘国光主持,院长胡绳和其他副院长出席,参加的人有“经济片”各研究所的所长或分管科研的副所长。在各所负责人汇报完学术动态后,院领导对汇报内容未置一词,刘国光却对唐宗昆的文章提出批评。他说:“学术刊物要创造宽松环境,争论各方不要扣帽子。《经济研究》发了文章批评秦柳方。秦柳方向中央反映情况,他有权利这样做。”胡绳表示“同意国光意见”后,刘国光接着又说:“讨论要与人为善,不要伤感情。现在是打个招呼”。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后头也确实还有事。有人说,刘国光的讲话传达的是胡乔木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现行体制下,诸如此类的事情累见不鲜,对领导的批示应当如何处理?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

   一是如果认为上级的指示有问题,应当向上反映,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刘国光(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编者注)和胡绳都不会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的魄力,也不敢得罪他们的顶头上司。

   二是按照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服从上级。既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发话,刘国光代表院部批评唐宗昆也的确有迫不得已之处,尽管他了解秦柳方的为人,对秦也不感兴趣。但批评后的进一步行动,则是表明其态度和立场的关键。

   三是如果他们真的认为秦柳方的小报告站不住,对《经济研究》和唐宗昆的批评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批评以后应当向唐宗昆做出解释,说明原委。这里有胡绳处理有关与刘再复关系的几件大事可以作为佐证。胡绳为《文学评论》的事上面批评了刘再复,要撤他的职,误时再复摔手不干了。胡绳后来让赵复三私下给刘再复道歉,让刘再复继续当所长,当《文学评论》的主编。但是,刘国光与胡绳不同,他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这里既有人物性格问题,也有复杂的人事关系问题,还有对反精神污染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以及宦海的沉浮问题。这一切决定了刘国光对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态度和做法。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赵紫阳被撤职软禁,秦柳方又活跃起来,揭发批判赵紫阳。8月27日,秦柳方写了题为《赵紫阳早就支持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该文首先复述了他1986年小报告(自称为“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控诉赵紫阳:“他看后,却不以为然,于1986年3月1日(应为3日--引者注)写下了如下的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接着,秦柳方写道:“赵紫阳同志的上述批语传达后,在那年3月份的一次北京中青年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一些青年竟然在会上提出,要对写意见书的同志进行制裁……气焰极为嚣张。”然后,他把唐宗昆与赵紫阳挂在一起批判:“那年5月份,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杂志,积极贯彻赵紫阳同志的批语,在显要地位发表了该刊副主编所写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一文,对那份意见书进行不指名的批判。……文章以学术讨论为掩护,对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主张,极尽讽刺、漫骂、诬蔑、诋毁之能事。……在赵紫阳同志的支持、纵容下,建议'要防止理论宣传上的自由化倾向'的意见书,却要受到不指名的公开批判,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

   “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所都进行了清查和整党。邓力群把秦柳方事件看作是经济所清查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由何建章、姜汉章、雷震阊组成的清查整党小组进驻经济所,在邓力群、王忍之的授意和支持下,以整党之名,行夺权之实。这时,经济所的所长是赵人伟,清查组给赵人伟列有五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压制和打击秦柳方。清查组把秦柳方1986年2月22日的小报告印刷全所,上面的第7条并没有删去。清查和批判的主要内容,一是唐宗昆写文章批判秦柳方,二是赵人伟在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不点名地批评秦柳方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

   1990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学者近几年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某些见解”为题向中央报告,肯定和支持秦柳方的意见。“一、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较早地提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批评。……胡乔木同志将此报告转给赵紫阳同志。赵看后不以为然,于3月1日(是3月3日――引者注)在报告上批示:'批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赵紫阳的批示传达后,经济学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起来”。

   在社科院院部的清查和整党中,秦柳方的小报告也是一大问题。胡绳在院部大会上检查,说秦柳方揭发了自由化,并向秦柳方表示敬意。到了1990年夏天,院部听取经济所正副所长的汇报,吴介民、杨克在场,杨克说,“唐宗昆的文章恶毒之极”。这也是进一步清查和批判的信号。后来在院工作会议上,经济所何建章和副所长于祖尧还在批经济所的自由化。

这个故事大体就是这样。故事讲完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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