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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召成:人格权主观权利地位的确立与立法选择

更新时间:2013-08-04 11:53:49
作者: 刘召成  

  

  人格权新发展出的这些积极性内容与传统的人格权理论有显著不同,仍然拘泥于传统人格权观念就使得这些积极性内容难以与既有的人格权体系融合,以致游离于该体系之外,造成人格权体系的日益繁杂与混乱。为了民法和人格权法的体系化,有必要对传统人格权理论进行反思,并对其予以续造与发展。应当顺应人格权的发展趋势,将其构建为真正的主观权利,从而既能容纳传统人格权的内容也能容纳新的积极性内容,以科学合理地构建人格权体系。这决定了人格权的基本定性和内容,未来的人格权立法应以此为基础进行立法选择和制度设计。

  (一)人格权的主观权利地位及其权能

  自我决定权、商业利用权、防御性请求权作为当今人格权发展的趋势在我国法和比较法上得到普遍承认,它们属于人格权的三项积极权能,充实了人格权的内容。其中,人格权中精神性的自我决定权,如上所述表现为权利人对于自己某些物质性人格部分的有限的决定和控制权,以及采用何种方法、在何种场合和多大范围内、向何种人群表现和外化自己人格特性的决定权。这关乎一个人的人格个性的形成和实现,体现了权利人对于自己人格方面的一定的意思支配力,是人格权的一种权能。

  关于人对自己某些标识性人格部分商业性利用的积极内容的教义学定性,在德国主要有二元论和一元论两类观点。二元论观点认为,它是一种独立于人格权的权利,具体又有经济人格权、[41]人格利用权[42]和人格财产权[43]等不同学说。一元论观点认为,它并非独立的权利,而是人格权的一部分。[44]一元论下的人格商业利用权作为人格权构成部分的观点是德国的主流观点,其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认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权利人积极的控制力方面予以构建,认为它是人格权的权能,是自己或许可他人商业利用其人格特征的权利。[45]在日本,其亦被认定为人格权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姓名权和肖像权的一个部分。[46]在我国,虽然也有学者主张其作为独立的商事人格权,[47]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应当作为人格权的内容或权能。例如,有学者认为,人格商品化权的内涵在于人运用自己的人格要素,使其人格权内容扩张,决定是否实现自己人格要素的商业价值,决定哪项具体人格要素商业化,并获得其收益。[48]有学者认为,人格商品化权表现为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权利人有权自己进行商业化利用,或者许可他人进行商业化利用。它是人格权的一部分,使得人格权的内容和权能增加了经济利用的性质。[49]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人们普遍将人格商业利用权认定为人格权的权能,主要是姓名权和肖像权的积极权能,是对于传统人格权内容的扩张。这种认识是合理的,人格商业利用权的本质是自然人对其显著人格标识(主要是姓名和肖像)在商业广告方面的利用,属于对姓名权和肖像权客体的支配和决定,是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权能。

  在构造上,自我决定权和人格商业利用权是同一人格权的构成部分,分别体现了人格权中精神性的积极内容和财产性的积极内容,共同充实了人格权的权能。人对于自己的人格特征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对于自己人格特征所体现的财产价值当然也可以自主决定。[50]人格权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权能共同根源于从个人自治理念转化而来的人对其“同一性”的自我决定。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如何存在和如何表现,具体体现为人有权决定其是否以及如何在他人和公众面前展现自己,其人格标识在多大程度上被支配和使用。[51]需要指出的是,自我决定权和商业利用权作为人格权的积极权能,符合支配权有关不需要他人协助便可直接通过控制客体获得其利益的特性,因此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但是,人格权的支配性受到诸多伦理道德价值和法律规定的限制,其内容限定于为了人格发展和人格价值实现所进行的人格方面的决定和利用,而非对人格的随意贬损或处分,这与物权中权利人意思力的随意性有显著不同。

  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请求权(不作为请求权)等事前防御性请求权,按照学界通说,是主观权利的排他性效力在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的体现,亦属主观权利的积极权能。它与自我决定权和商业利用权共同构成了人格权的权能。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权能,人格权主体具有了对其人格方面的一定的支配力,符合主观权利以意思力为核心的要求,人格权真正成为了主观权利。

  (二)人格权的立法选择

  关于人格权的立法选择,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些争议大多拘泥于形式和理念,并未以当今人格权的具体内容为基础去分析到底何种立法选择更能促进人格权功能的实现,因而在说服力方面有所欠缺。在我国,应当立足于人格权发展的现实和趋势设计21世纪的人格权立法。具体来说,应当以人格权的主观权利地位、构造及具体内容为出发点,判断未来人格权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立法模式和立法框架。

  1.人格权立法模式的选择。通过侵权责任法来规制人格权的传统立法模式,以人格权的全部内容限于人格要素或特征的完整性存续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宣示人格要素的完整性并对其提供保护就是法律对其予以规制的唯一内容,侵权法对此完全能够胜任。而现代人格权的发展使得这一前提不复存在,人格权具有了主观权利的积极权能,在权利种类和内容上都呈现出高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而除了人格权的侵权损害救济之外,侵权法无力调整人格权的其他内容,为此应当在民法典中以专门一编予以规制。这样,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共同协力对人格权予以规制和保护。

  其一,这是人格权主观权利地位和民法典体系的要求。民法典的体例和结构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主线予以安排,其总则部分对民事主体、客体及法律事实这些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性内容予以规定,分则部分分编对各种具体的民事权利进行规定。由于人格权已经具有积极性权能,成为一种具有绝对性的主观权利,按照民法典的体系,应当将其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分则中进行规定。

  其二,这是科学规制自我决定权和人格商业利用权的需要。对于人格权中自我决定权和商业利用权所体现的人格权的精神性和财产性积极内容,仅通过侵权责任法予以规定是不够的。侵权责任法着眼于损害赔偿,注重人格权积极内容被侵害的形态及违法性判断,并以此为中心进行制度安排,而非对人格权积极内容的正面规制。这种由侵权法框架发展出的人格权理论,经过违法性等构成要件的筛选、过滤,得到的只是自我决定权和人格商业利用权的片段而非全貌,不能揭示其权利人自主性的本质。只有采用独立成编的立法模式,将其作为主观权利的积极权能从正面予以规制和条文设计,才能够揭示其本质核心和全貌。

  此外,自我决定权和人格商业利用权中也存在一些调整性规则,例如,对于哪些人格方面可以自我决定,其决定程度如何,人格商业利用权的许可范围及其权利效力等,都需要进行专门规定。而且,我国《合同法》仅适用于财产性合同关系,人格商业利用权的许可规则由于具有人格属性而不能由其予以规制,也需要设置专门的规制规则。这些内容均无法在侵权法中规定,而且由于其复杂性和特殊性,显然也不适合在民法总则中作为一般性问题予以规定,而应当在独立的人格权编中予以规定。

  其三,这是规制人格权防御性请求权的需要。在比较法上,人格权的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请求权是人格权独立于侵权法获得专门规定的主要动力。除了前述《瑞士民法典》第28条及“中华民国民法”第18条之外,也可以从德国联邦政府1959年向联邦议会提交的人格权法修改草案中得到反映。这一草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德国民法典》第12条及以下详细规定针对各种人格权侵害的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请求权。[52]而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突破了比较法上侵权法仅对损害赔偿予以规定的做法,在第巧条对于各种侵权责任方式都进行了规定,其中包括防御性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学界有观点认为,侵权法足以对人格权提供保护,在其之外再进行独立的人格权立法已无太大必要。[53]不可否认,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于人格权的事前防御性请求权的规定的确减弱了在侵权法之外再对其予以规定的必要性,但是其必要性仍然存在且充分。

  我国《侵权责任法》将损害赔偿之外的事前防御性请求权作为侵权责任方式予以规定的做法,自该法起草之日起就存在重大争议。在征求意见阶段,其就引发这些责任方式与物权请求权的重复、适用困难以及是否以过错为前提的普遍质疑。[54]在专家论证阶段及立法颁布后,也仍然在是否以过错为前提,其与物权请求权的关系尤其是否允许当事人在两者之间选择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55]可见,侵权法的这种做法并不合理。此外,按照传统理论,绝对权所具有的事前防御性请求权的构成并不以过错和损害为前提,而侵权责任则以过错和损害为前提,《侵权责任法》将这些防御性请求权作为侵权责任方式予以规定,会造成这些请求权在构成要件上的混乱,这对于人格权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人格损害一旦形成便无法恢复,相较于物权,人格权更需要不以过错和损害为前提的事前防御性请求权,因此,有必要在侵权法之外独立规定类似于物权请求权的人格权请求权。在立法选择上,存在民法总则规制和独立成编规制两种路径。

  在比较法上,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选择在民法总则部分对于人格权的事前防御性内容予以规定。其正当性在于人格权是关于人格的权利,而人格又在某种层面上与主体相关联。应当说,在半个多世纪前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立法选择,因为当时人格权的权能尚未全面发展,事前防御性请求权是人格权的唯一积极内容,其体量尚不足以单独成编立法,而其内容也不复杂,可以作为人格保护条款在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但是在当今时代,比较起来,在人格权编中予以规定是一种更优的选择。一方面,人格t并不等同于民事主体,人格权的防御性请求权严格来说是人格权的内容而非民事主体的内容,将其与民事主体相联系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上的断裂。另一方面,现代人格权多种权能的出现,使得人格权的体量足以成编,在这种情况下,人格权防御性请求权与其他人格权权能一并在人格权编中予以规定,相较于分别规定于民法总则和人格权编的选择更加合理。

  其四,这是人格权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司法实践的推动,我国法上的人格权内容已经相当充实,而传统侵权法的调整方式,即便是民法总则的调整方式,都不利于对现存的人格权内容的体系构建,也不利于人格权的充分发展。为了人格权的体系化及为人格权设置充分的发展空间,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

  不管是侵权法还是民法总则,基于其定位和结构,对于人格权的规制都限于救济和保护角度,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人格权内容呈现为零散的人格利益片段。只有通过独立编章规定人格权,设置充分条文,以人格特征或人格方面为中心,以构建主观权利为导向,将与该人格特征或方面相关的人格利益规定为人格权的客体或权能,才能将现存的散乱人格利益构建为合乎逻辑的人格权体系。例如,从保护的角度看,与姓名相关的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三种零散类型:一是对于冒用姓名或者扭曲他人姓名行为的规制;二是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姓名进行商业利用情况下对权利人的保护;三是在其他未经许可不当使用他人姓名的情况下对权利人的保护。对此,可以姓名为中心,将第一种类型归类为对作为姓名权客体的姓名的完整性保护,将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归类为关于姓名权人对姓名支配权能的保护。它们分属作为主观权利的姓名权的客体和权能方面。这样,从救济和保护角度看来散乱的人格利益,就可以从主观权利角度通过专门条文将其整理为整齐的人格权体系。

  传统侵权法的规制方法以违法性作为人格利益判断的标准,限制了人格权的发展。例如,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虽然被构建为对人格方面予以全面保护的制度,但由于是在侵权法体系内发展起来的,作为侵权法上的框架权利在构造上受到违法性的限制,需要在个案中通过利益衡量予以具体化。如果经过利益衡量,对某种人格利益的侵害被认定为不具违法性,它就不能作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受到保护,[56]这样不利于人格权的发展。其实,违法性的利益衡量,是对两种相冲突利益或价值的权衡,在相对利益或价值更值保护的情况下,人格利益可以被限制或牺牲。这仅意味着在该特定情况下对其不予救济,而不意味着这种人格利益根本不值得保护,或者说它就不是一般人格权。以违法性方面是否应当保护的判断来决定某一利益是否属于一般人格权,从而确认一般人格权的内容,混淆了人格权和侵权法的界限。而这种完全从侵权法角度理解和发展人格权的重大弊端在我国同样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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