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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当专著不再是媒介:网络时代的历史叙事

更新时间:2013-08-01 20:27:16
作者: Ann   Righey  

  

  摘要:在过去的50年中,出现了众多关于叙事在历史知识中的价值的讨论。而在其中,“叙事”则表现为一个给定的、并且仅与认识论相关的概念。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叙事”的概念随文化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在独立专著这一特定的与讲故事相关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关于“历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个历史学家作为个体写作的一本书”这样的信念内在于20世纪中绝大多数关于“叙事”的讨论,这意味着语言的首要性、著者的自主性、作品的独立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新的传媒生态中,独立专著的“自然性”不应继续被当作是既定的。数字化和因特网为制造和传播历史知识提供了新技术,而在这一过程中,职业历史学家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在其实用意义之外,数字媒体在“其社会产物由不同平台上的多种媒介所产生”这一方面,为考察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并且改变了我们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实践的理解。

  

  “未来是开放的”,这只是说没有人曾写出过一部“现在”的历史。

  ——亚瑟·C·丹托(1962年)

  直到现在为止文化还是社会的一种机械化的命运,是社会自身技术的无意识的内化。

  ——马歇尔·麦克卢汉(1962年)

  

  一、导论

  

  在第1卷《历史与理论》杂志(1962年)中,亚瑟·C·丹托的一篇重要文章《叙事性语句》[1]标志了这几期的特色。在30多页的文章中,丹托对“语句”没有过多涉及,而是更多地论证了一个临时性定义,其之后才以“叙事性”而为人所知。丹托1962年的文章——以分析哲学的传统写作,并且在其著作《分析的历史哲学》出版3年前——把叙事主题的特征定义为时代错位的双重视角。这个叙事性的定义性特征被丹托界定为“当一件事情被描述时,随后的事情就会被预先涉及”,以一个简单的历史陈述来举例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者在1642年的圣诞节诞生于伍尔索普”。[2]一个时间上的分层节点被统合在了一个更长时段的连续体中。

  因为坚持回溯性叙事者的时间分层观点,丹托便反对这样一种假设,即历史学家可能成为丹托自己所定义的理想化编年者——一种兰克眼中的、视各个时代如其所是的历史学家。相反,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超越单一的历史时刻去观察,因为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知识就是基于通过观察后来的事件“对过去的回溯性的重整”:[3]要认识到事件发生时的历史意义,就必须通过未来的历史学家的叙述性语句,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与其相关的事情。[4]简而言之,历史性和叙事性的本质就是某一时刻的意义乃是由另外一个时刻所决定的。以其对叙事性的出色解释,《叙事性语句》一文本身便标志了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接受丹托对“过去的回溯性的重整”的定义(或者回到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威弗利》中的精神“这是五十年以来……”),他自己的文章便可以被视为《历史与理论》杂志上70余篇的关于叙事在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扮演或应当扮演角色的文章的一个开始。从1960年的涓涓细流到如今,这一系列文章在80年代晚期达到了顶峰—1987年有10篇相关文章发表于《历史与理论》杂志。然而1962年和1987年的“叙事”概念是一回事吗?如今是怎样的呢?未来又将如何呢?

  至少有一件事是明显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叙事”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许多学科之中。[5]因此,历史理论家们自1960年以来所关注的“叙事”概念,与文学、文化研究中那种用于理解不同媒介和不同情况下的“讲故事”的形式和功能的一般模式的“叙事学”的出现,或多或少是相呼应的。“叙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历史、文学批评等不同学科(包括此后加入的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宗教研究)中集中出现,一开始似乎表现为一个在跨学科实践中独特的成功案例。对在不同种类的知识生产中“讲故事”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兴趣,确实帮助我们在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传统间建立了新的交叉联系。从这方面来看,最近几项由文化研究者们所汇编的关于叙事理论的研究囊括了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作品;而相应地,阿伦·蒙斯洛为历史学家而作的对叙事的介绍,也涉及了“叙事学”中一些新近的著作。[6]“叙事”、“叙事性”这些词由此促进了学科之间的对话,其价值不可低估。但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叙事学家们对此却鲜有所闻。[7]相应地,叙事学家们的讨论通常情况下都不被历史学家们所重视,即使是海登·怀特,其关于“元史学”的前沿研究也很少真正涉及叙事研究的领域。尽管“叙事”这个概念似乎为跨学科的实践提供了参考和新的条件,但实际上“叙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可以部分地被解释为概念在一个学科转移到另一个学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延迟,也可以被解释为不同的学科所基于的研究传统和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宽泛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对“象征化”与“表现”这些概念本身的研究,而史学理论家们则对象征化中所隐含的东西和对过去知识生产的表现更感兴趣。对于史学理论家而言,其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叙事学家们所关心的“叙事”的本质——一般情况下他们对此抱拿来主义态度,而是“叙事”在历史知识生产中的功用(或无用)。[8]史学理论家们讨论叙事性是为了建立关于历史写作的规范,这些规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是历史方法和历史责任的一部分。相反地,叙事学家们则一直专注于发展一些模型,用于批判分析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以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变化的审美和媒体实践问题的一部分的叙事性。由于这种研究重点的区别,“叙事”的多样化表现会继续下去,并且会随着这些研究重点的发展而改变。

  “叙事”这种语义上的变动也许会使那些希望在“叙事”与“叙事”相关现象之间建立一种理论讨论上的稳定联系的人大失所望。对于理论讨论的常识性观点是,这种讨论应该对“概念”进行阐明、澄清以及重新定义,以使我们能够以这些固定概念作为固定的参考点来继续我们的分析研究事业。按照这个逻辑,“叙事”这一概念在2010年的意义应当与其在1962年时的意义相同,在历史学家与文学研究者那里也应当是一回事。然而事实与此却大相径庭。

  

  二、变化的概念

  

  米克·贝尔(Mieke Bal)在其《人文学科中变化的概念》(2002年)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中,建议以动态化、工具化的术语来审视概念,以区别于那种纯粹分类的术语。[9]像“叙事”这样的词不是那种把世界规定为固定不变的范畴的简明标签,而是用以帮助我们以理智把握世界并创造新的主体间洞见的诠释性工具。她提出,我们应当视概念为“本身不是业已固定的、意义明确的,而是动态的。当我们临时地、不完整地摸索定义一个具体概念可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将彻底把握这个概念。有价值的工作正是基于这种摸索的过程之中。”[10]跟随着贝尔的脚步,我们可以说概念的意义随其被运用的结果甚至随其所揭示的那种复杂性的结果而改变。概念的改变,就如同园艺工具随着使用而出现刮伤和污点;但不同于锄头和铲子会在使用中被磨损和划伤,“应用”不仅不会使概念变“钝”,反而会使其获得新的分析力。因为“概念化”是一个持续的活动(或者用贝尔的话讲,摸索的活动),语义变动便不是一个错误而是其特点。这种特点也不能一直被当做一种干扰:我们能从探究一个术语在不同应用中的区别受益,因为它们通过揭示盲点和未探究的假设,能使不同的方面在对话中呈现。

  贝尔关于概念化是观念循环和变动中的一部分的观点,并非没有问题,尤其是他们趋向于将变动性视为其本身的重点,并且使概念变化的程度过大以至于我们在研究的是否还是原来的概念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犬儒主义者甚至可能把这种对概念使用中的差异性所作的辩解视为应各时之需而篡改概念意义的草率行为的借口。但无论认为语义的多样化是好还是坏,概念的突现和变动在学术领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概念从一个学科转移到另一个学科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正如前文所论——但同时也能发生在一个学科的内部,即当研究发生变化时概念的意义就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如果“叙事”在史学理论中一开始是作为一种解释形式出现,用以区别于科学化形式的话,那么其后来则转变成为了一种表现形式,用以区别于模仿的技艺。[11]文化研究领域中“叙事”这一概念的变化轨迹则有所不同,笔者将在后文中提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理论话语在学科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突变而非稳定的状态,即使这些话语自称处于一个外在的、不变的观察之点上。

  概念的产生也受文化环境的影响。贝尔专注于概念在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变动,笔者则提出将她的分析扩大,把文化实践也归为其动态性的因素之一。如果“叙事”的意义发生了转变,这不仅是因为其中历史学家、叙事学家及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也因为“它”自己发生了改变。套用弗雷格的经典区分,这一术语的意思和他所指之物都发生了变动。简而言之,需要区分“叙事”的概念在现在与50年前的不同,因为新的故事出现了并且在被一种不同的方式讲述——伴随着不同的意义并且在一个能够提供新的选择范围的环境下。这些改变并不都是根本上的,也非均衡的。但是他们足以证明我们理论反思中所包含的动态性组成部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笔者将继续论证,这些改变保证了这样一种观点的有效性,即将叙事的概念化视作理论反思和变化实践的持续合作的结果。“叙事”的概念是那种被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称为“社会能量的循环”的一部分:它们是与知识和艺术事业中的其他领域的发展,以及笔者将在后文中特别论述的媒体技术领域的发展一起,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呈现出来。[12]

  

  三、媒体工具

  

  在1962年,另一部作品似乎同样标志着众多相关讨论的起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古藤堡的群英:印刷人的诞生》。[13]在这部古怪的、折衷的,并且极富争议性的研究中,麦克卢汉提到印刷文化对近代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因为眼睛所看到的是阅读中最首要的感官认知,而且视觉的作用方式决定了这一认知过程中主客之间存在的“距离”,所以印刷实际上在理性与观感之间制造了一道裂隙,导致那种在口头交流的情况中能出现的自然的、双向的特性被削弱了。但是麦克卢汉明确地提出,由于新兴的电子化媒体的出现,情况幸运地发生了改变,而且著作与视读的主导状况开始让步于一种互动性更强的形式。然而,就其全部的关于“电子化”的讨论而言,麦克卢汉的论点已经严重过时了:他所引为参考的那种新电子化媒体,其实是电视而非电脑。这一点在如今无疑是令人吃惊的,尽管在1962年的时候“电脑”这个词仍没有普及开来。50年后,电视已经成为了“旧”媒体之一,这种自上而下的、广播式的媒体显然更接近于书籍而非网络。[14]麦克卢汉的全部论点也被过分夸大了,但是其关于技术在我们与世界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基本观点确实是深刻的,并且为许多关于技术决定论及其局限的理论反思提供了基础。[15]正如麦克卢汉所论,在《古滕堡的群英》和《理解媒体》(1964年)中,媒体并不仅仅是像锡箔或棕色包装纸那样的用以保存和传递思想的包装。正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理论工作所确证的,媒体本身就是强大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他们产生了关于信息和报道价值的观念,引导信息的流动,建立信息网络,并塑造了关于著述、权威和可靠性(相信谁或什么)的态度。[16]以此,任何新媒体出现的意义都超越了符号学的领域而进入到了社会之中。

  正如日常经验以及逐渐增多的相关学术研究所呈现的,伴随着新的应用不断出现于持续变动的环境之中,数字化为我们的表达和交流打开了不可胜数的可能性。笔者稍后会返回来讨论媒体实践中的某些改变。这里要说的是媒体实践的一个衍生产物:对媒体所具有的社会重要性的高度认识,以及相应的,媒体技术的发明总是形成一股反思“旧”的媒体,以及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得失的浪潮(我们已经看到,电视对麦克卢汉的启发)。最近的(媒体技术)发展就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引发了一种新的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指向媒体变化,另一方面则指向印刷文化在过去的岁月里对知识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数字化媒体对未来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改变了我们看待过去的方式。过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已经过时而变得值得关注,从而被陌生化、历史化了。正如罗曼·雅各布森在上世纪初所论,事物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为人所见——新出现的时候和过时的时候。[17]数字化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早先的媒体“创新”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相比于原来那种被单纯地理所当然地视为关于艺术或学术的印刷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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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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