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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13-08-01 17:10:02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所以不能太心安理得地以为一只燕子就代表一个春天,也就必需要考虑思想传播的问题,而考虑这个问题时,便不能不注意新式报刊及印刷的流行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胡适曾说,一个商务印书馆远比一个北大有力量,即因为他认识到这一个现象。

  此处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首先,新报刊与各种印刷物将思想带到原先所到不了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网络,而且深入到原先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思想资源的大众,形成了一个纵深,新刊物是定期出版的,所以形成了时间的持续感。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亲缘、地缘的联络网与对话关系,而且形成一种声气相通的拟似社团,原先对事情的零星反应可能透过报刊而形成了集体舆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而复杂。

  以“官”与“民”的关系为例,掌握在非官方手里的传播网提供了表达各种轶出官方正统的思想,人们不必透过上书的方式,而是直接在报刊上表达。晚清江南有一位大员说,当时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轻佻的下层官员或百姓有意见时,不循正常的书奏管道,而是径交各种报刊发表。他的不解正好反映了一种新的讯息网络的兴起,这种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造成一种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和以前官方的采诗采风不同,成为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甚至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我觉得在晚清轰传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事件,便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14

  新报刊与印刷物的流传,也使得 菁英的上升管道逐渐多元,在科举之外,有些人靠着在报刊发表文章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即使没有功名,也可以迅速积累象征资本,成为新的社会菁英。思想上“主流论述”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不过,报刊与印刷固然使得多元的思想可以公开表达流传,并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竞争,但反过来说,某些论述也可能凭借强势媒体的力量,压抑了在地的、多元的声音。

  4.近代中国感觉世界(structure of feeling)15与“自我认知的框架”(frames of self-perception)16的变化也值得注意。此处再以南社为例,柳亚子、陈去病这群震动清末历史的人,整天聚会饮酒,流连于酒楼、古墓、遗迹,写诗作文,做的完全是旧文人的事,写的都是旧体的诗词,他们较少发表时论,但他们的诗词展现一种不安于现在、不满于现状,一种激情、悲愤与豪兴,鼓吹活泼淋漓的少壮风气,其中固然少不了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想法,但是这些思想都在《民报》等刊物中阐述再三了,他们的诗词所发挥的作用毋宁是以文学催促旧的渐渐消灭,暗示民族的更生,整体而言是在带动一种感觉世界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歆动了一时的文化界,与革命思想交互作用。从这个例子看来,如何捕捉感觉世界的变化,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此外,“自我感知的框架”也在变。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纷纭呈现,而又层层交叠,生活在这个由新概念、新名词所编织而成的政治文化之下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行动的方向都起了变化。年轻的读书人所理解的常常只是几个粗浅浮泛的概念,可是因为对旧的已经失去信心,对新的、未知的世界无限向往,一两个名词、一两个概念,便成为一种形塑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我们应如何捕捉这些飘移的讯息,从而勾勒出晚清以来“自我感知的框架”的情状?

  Reinhart Koselleck在一篇文章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在Franke这个小地方,古来的习俗是未成年的子女不能上桌吃饭,有一天一个少年从外面回来,他父亲先是赏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告诉他,从今以后,他可以上桌吃饭,家人对此突发事件非常错愕,忙问父亲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位没有什么知识的父亲回答说:“人们说这是进步!”17这本来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小故事,但在这代中国随时随地在发生。举一个例说,晚清书刊中满纸的“公理”、“公法”…,五四以后,青少年的口头禅“向上的生活”、“进步”、“反动”、“主义”,或是他们在诗文中常用的“自然的”与“有意识的”之对立,便发生这种作用。“向上的生活”、“有意识的生活”,成为塑造“自我感知框架”的关键词,就像那位父亲一知半解地说“人们说这是进步”。

  最后,我想以三点作为这篇短文之结束。

  第一,比较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方面前辈史家已经作过种种努力,但是大多是以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来进行,我们应该摆脱这个理论支架,把近代中国思想和同一段时期印度、东欧等地区的思想发展进行比较。此外,我们如果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欧洲思想学术,并把中国放进当时世界思想脉络中去理解,必然会得到较为深刻的见解。

  第二,从年代上来说,一九五○年代以后的台湾与中国的思想历史,目前仍是一片相当荒芜的园地,而这五十年中海峡两岸所经历的思想变化非常复杂、深刻,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

  第三,有许多普遍感到兴趣的问题,像隐私的观念、人权、友谊、宇宙观、时间、空间的观念等,还较少被放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探讨,值得进一步开拓。

  第四,虽然我在前面谈了这么多,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对于一群又一群思想家们的原典的阅读与阐释,如果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从近代历史上抽掉,那么,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对于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进行慎密的阅读,仍然是思考思想史的未来发展时最优先、最严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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