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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反精神污染中经济理论界的两大事件(上)

更新时间:2013-08-01 09:27:49
作者: 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难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办公共食堂,饿死几千万人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道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为什么不能抽象的讨论“人的价值”和“人的目的”?为什么必须从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或者说,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既然可以抽象出“人”,为什么不可以抽象出“人的价值”和“人的目的”?既然同是为了人,为什么不能讲人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目的?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是把人当作目的本身。其实,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的。为了实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所谓共产主义目的,不惜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了通过文革来保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纯洁性,不惜破坏几千年的传统文明。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人不过是某些人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而已。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周扬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比如,在政治方面,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人民,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共产党统治和治理之下,没有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一切权力归共产党,变成一切权力归党中央,最后是一切权力归毛泽东,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四人帮”专政,难道不是共产党权力的异化?再如,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打天下坐江山的,但在解放后,农民的地位和待遇也最差,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内,农民是农奴,连离开农村的自由都没有,在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和困难时期,甚至连外出讨饭的自由都没有,只能饿死家中;今天,农民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这难道不是异化?如果承认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指出这一事实就不是精神污染,也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叫不叫异化,周扬可以叫(称之为“异化”),邓力群、胡乔木和邓小平可以不叫(“异化”),还可以讨论。至于指出这些事实与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划上等号,仍然是在坚持舆论一律和思想控制,仍然是在搞一言堂。

   其实,对周扬报告的处理确实比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进步了一点点,除了批判和检讨以外,没有了戴帽、游斗、流放、监禁,但仍然是用政治办法来处理学术理论和思想问题,其偏差是明显的。既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会上的讲话是学术报告,那就应当按学术活动的办法来处理。邓力群和胡乔木不同意周扬的观点,可以私下交换意见,也可以写文章进行批评,就像胡乔木后来的文章那样,其他人也可以进行平等讨论,中宣部还可以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再请其他不同意周扬观点的人去做报告,而不应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和身份出现,采取政治高压手段,逼着周扬修改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周扬的错误不在于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不同看法,而在于他面对政治压力,在没有认识和想通的情况下,违心地检讨而又不能释然。看来,周扬对过去的反思是有限的和不彻底的,胡乔木给他戴的高帽子“年高德勋”是需要斟酌的,年高是真,德勋则不实。周扬已经无官无权,只有中宣部顾问一个虚名,他没有认真想一想,如果他不检讨,共产党会把他怎么样?他是先做人,还是先做党员?这也许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思考的问题。

  

   反精神污染是怎样推行的?

  

   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邓小平的讲话传达以后,反精神污染的斗争就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开展起来了,并出现了向其他领域蔓延的趋向。在理论界,先是周扬检讨,邓力群批判王若水,后是批判胡绩伟关于新闻工作的人民性,免去胡绩伟、王若水《人民日报》正、副主编职务。在文艺界,先是点名批评徐迟、李陀等作家,接着发动了对白桦的《苦恋》和电影《太阳和人》以及小说《人啊,人》、《离离原上草》、《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清晨,三十分钟》、《疯狂的君子兰》、《近的云》、《崛起的诗群》等作品的批判。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批判矛头还指向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和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诬指特区是“租界”。一时间,反精神污染似乎成了中国的主要问题。

   随着反精神污染的开展,胡耀邦与邓小平以及胡乔木、邓力群的分歧公开化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进退两难,一方面,他要维护共产党的团结,不能公开对抗邓小平,另一方面又认为反精神污染出现了扩大化;一方面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有些吞吞吐吐、前后矛盾,另一方面,又尽量利用自己的职权,削弱和减小反精神污染的影响,甚至保护一部分受批判的人。而胡乔木和邓力群则借邓小平的讲话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企图取胡耀邦而代之。大家看到有许多这样的说法。到了1985年和1986年,邓小平多次讲话,“搞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旺、刘宾雁等,指示要把他们开除出党,而且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编者注)。在邓小平的策划、指使和安排下,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编者注)主持召开所谓中央生活会,集中批评胡耀邦,胡耀邦被迫检讨,且不得不辞职。习仲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编者注)在会上替胡耀邦抱打不平,怒斥薄一波等“逼宫”,维护正常的党内生活秩序。胡耀邦辞职后,心情郁闷,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第一波暂时平息。

  

   反精神污染的前哨战:张维迎《为钱正名》的争议

  

   1983年8月9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一文。文章说,“在商品生产下,钱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你完成了社会分工所赋予你的任务,社会对你予以嘉奖……获得钱,类似荣获战场上的英雄纪念奖章”。《中国青年报》为刊发该文加了编者按,“张维迎同志投来的稿子,原文较长,这里只摘登其中几节,其中就‘向钱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随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光明日报》也参加进来,在“经济论坛”内也刊登了很多讨论文章。

   10月12日,邓小平在12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批判了“一切向钱看”的观点[],对《为“钱”正名》的批判突然升级,学术讨论变成了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以至消息传到陕北吴堡县的农村,张维迎的父母也被告知,“你家娃出事了”。

   在政治高压下,没有经过什么风浪的张维迎主动向学校写了《重视货币的功能,反对“一切向前看”――对〈为“钱”正名〉一文的检查》。张维迎的导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炼成教授认为不同观点可以讨论,但不赞成把张维迎文章当作精神污染来批判,并向有关方面做工作,保护自己的学生。在文革中曾经受过批判的西北大学校长郭琦,坚持认为张维迎的文章只反映了作者由于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认识,属于理论和学术范畴,讨论只能按照“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来对待,所有参与讨论的文章和发言都应该是“讲道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他劝告张维迎不必急于做表态性检讨,特别是口心不一的违心检查,并建议张维迎把副题中的“检查”改为“再认识”,发表在当年12月底的《西北大学报》和《陕西日报》上。郭琦校长认为,这场讨论过多地分散了张维迎的精力,他还面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于是在寒假前结束了这场讨论。张维迎也在这场风浪中全身而退,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经济学界反精神污染的前哨战也以失败告终。

   由于西北大学正确地处理了这一事件,坚持和恪守了学术自由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了平等讨论的风气,培养了一批有名的经济学人才,获得了“青年经济学家摇篮”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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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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