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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

——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更新时间:2013-07-29 21:25:34
作者: 黄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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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〇年,在苏区党和政府的组织下,黄安、麻城、商城和霍山等县,妇女普遍地参加了生产,除犁田等重活外,插秧、车水等都能干,特别是放了脚的二十岁左右的女子,挑粪、担柴几乎象男子一样。一九三一年上半年,“青年妇女多半参加了生产队,少年先锋队组织中,十分之八是女子,如罗山少先队模范连全连是女子,……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到一九三二年秋,在鄂豫皖中心苏区,妇女几乎成了生产中的主力军。22

  另外,在军用物品生产上,鄂豫皖苏区“兵工厂、被服厂、缝纫厂都有大量女工,像河口八一针织厂,除少数领导是男同志,百余名工人都是16~20岁的女工,专做单军服”。23可见,在战争高压环境下,苏区妇女几乎成为主要劳动力。

  而毋庸讳言的是,当妇女进入苏维埃体制,推展革命运动时,并非总是那么心甘情愿,尤其是在密集的组织化动员机制之下。比如苏区妇女从事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拥红、扩红方面。据当时的档案文件记载:

  (鄂豫边政权建立之后)赤区妇女斗争情绪最为高涨,特别是拥护红军的工作,她们认为是她们的中心工作,如组织洗衣服、做鞋、慰问等队,经常帮助红军、医院伤兵,他们时常积钱送去,伤兵被卧大部份是他们负责,鞋子也大部是他们负责,并经常慰问红军家属,组织代耕班,替代农民种田等。24

  这其实还是妇女动员过程中非常光鲜的一面,其实当时散落的抵抗因子也存在,需要分析其中隐含的内情。比如刘敏,据他回忆,他18岁受人影响准备参加红军时,父母就想用婚姻打消他这个念头,但是结婚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参加红军,当他瞒着家人到区苏维埃时,他的母亲、媳妇也都跟来了,不让他走,还“又是哭又是扯”的。25再如陈锡联,据他回忆,他14岁时,为生活所迫,想找条出路,因此决定参加红军游击队,但因家里未有务农的主劳力,因此母亲死活不同意,而且为防备他悄然溜走,每天晚上母亲总是等他睡着了才睡觉,后来干脆又把自己和他的手捆在一起睡觉,目的就是防备他溜走参加红军游击队。26这些是人之常情的实例,并不是个案。涉及乡村人情与亲情问题,这是非常复杂的。亲情、人情可以成为民众动员的催化剂,同样,也可成为民众动员的羁绊。这样,为扫除此类羁绊,当时苏维埃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普遍“带有分派和命令式的色彩”,因此造成“有部分的妇女,见丈夫去参加红军,便扯着丈夫哭,或丈夫走后去吵乡苏维埃负责人,要负责人写信叫他丈夫回家,甚至丈夫走后在家中咒骂等”情况,这种被中共称为“只图个人舒服,不管阶级利益的幼稚观念”的例子档案中屡见不鲜。27在皖西北,因地方苏维埃政府“不是用宣传教育鼓动的方法”,而是通过“一种命令式的强迫”拥军,而一旦妇女将拥军物品交付苏维埃政府后反而有不少被政府工作人员挪用,所以在反感与戒心综合作用下,“有些妇女不是自愿的参加”拥军工作。28可见,这种消解拥红、扩红的事例不占少数,不然中央分局及其相关文件不会多次强调妇女的拥军、扩红工作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重要性。

  按照福柯利用权力关系来论述权力的解释图式理解:

  (权力)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种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29

  应该说,在中共苏维埃政权不断深入乡村并对妇女个体及群体进行规训的过程中,散播了不少非规则的、变动的、暂时的、强度不同的抵抗点,这肯定给中共妇女动员带来了困境。可相比中央苏区而言,鄂豫皖苏区档案资料存世不多,所以此处难以做到“深描”苏区妇女革命的微观动员机制及夹杂其间的两难困境,只能对苏区权力网中妇女所承担的繁杂工作进行简要勾勒。其实也远不止这些,她们还参与各种其他政治及经济动员,比如在选举运动、宣传运动、监察运动、节约运动、识字运动、借粮运动、捐粮运动、春耕运动、秋耕运动、礼拜六运动、代耕运动、查田分田运动、肃反运动等运动中,都能窥见她们的身影。而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妇女,就其革命时期承担的工作来说,又都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保卫及维系相关。由此可见,对于逃离宗法共同体三权侵压的妇女而言,革命并未给她们带来个性解放,相反却是另一种宰制——国族共同体宰制的开始。

  这样,我们应该对这个妇女解放声称有更多的检讨与审视,它或许如台湾学者黄金麟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这一命题时所言:

  不是个刻意的谎言,但也不见得能开出美丽的花朵。涵存在其中的,可能只是政治宰制和纪律化身体的重复操作。

  解放其实只是另外一种宰制的开始。它所启动的不只是一场革命,一场名义上关乎财产关系与身体自由的革命,它同时也是一次对身体的刻意雕琢和宰制。不管在战略和战术上,这种雕琢和宰制都是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30

  为深入分析此文的问题,下面就大别山区妇女解放的核心命题——国族导向的婚姻自由问题进行个案探讨,以期透视中共妇女解放事业的微观动员机制及两难困境。

  

  三、革命动员:婚姻自由与阶级革命

  

  (一)革命动员与婚姻自由

  

  鄂豫皖苏区革命一般是由来自大别山区地富家庭的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早期这些带有浓厚“五四”色度及苏俄色彩的中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更多推展的还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只是配套工程。在推展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求自由、求解放是其宗旨。就社会革命具体工作而言,很大部分都是为铲除传统“三从四德”儒教伦理及传统婚姻形式来破除人身依赖关系,因此乡村民众动员中就多以纵欲式的“自由”、“解放”为口号。而对于参加革命的男男女女来说,革命就理所当然包含着婚姻自由,某种程度还有性解放的意味,即“三从四德坚决要打倒,不要学封建大脑”。31这样,革命首先需要允诺自由、解放体验做铺垫,同时也带来自由、解放体验。如此,中共妇女解放事业的核心命题——婚姻自由问题,在中共革命视域里,就不再只是一个传宗接代或满足个人情欲的私领域,它变得极为政治化而成为中共撬动乡村革命的一个杠杆。

  起初,早期中共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因为更多推展的还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只是配套工程,所以着力点基本都放在打土豪、分田地、颠覆乡村原有社会权力体系方面,却没有“提高反对家庭的口号和离婚的口号”。32只是利用当地“拜干娘”及其他日常行为轨制接近妇女群众,大力宣传破除封建礼教,反对缠足、穿耳、束胸等陋习,提倡剪发、放脚、破除童养媳及买卖、父母代订婚姻等,以期打开乡村革命局面。33践行之中,乡村婚姻观念的确有所改变,如童养媳及落后婚俗次第被废除,不少妇女开始“要革命追自由”。34

  为了廓清此问题,笔者就大革命、暴动及苏维埃革命不同时期,挑选些许普通个案来剖析。

  大革命时期,以罗田宜林肖家河妇女杨兰为例,据欧阳明、何之纲回忆:

  (杨兰)幼年就被破水沟金家抱去做童养媳。长得健美俊俏的杨兰正值豆蔻年华,碰上大革命狂飙兴起。她的乡邻,时在武汉求学的金瀚高、何笃哉等一批先进青年回罗田、黄冈闹革命。受他们的影响,杨兰砸碎了精神枷锁,冲破封建牢笼,投身斗争行列。在中共党员、省农协特派员金翰高的直接领导下,杨兰发动妇女,组织协会,团结受压迫的姐妹们,向反动的政权、封建的神权、族权、夫权开展猛烈的冲击。不久,她加入了共产党,任中共三里畈特区区委委员,特区妇女协会副主任、平湖区妇女协会会长。成为罗西北地区妇女运动的骨干。35

  暴动及苏维埃建立时期,以周东屏、汪孝芝为例,据13岁被骗卖为童养媳的六安金寨人周东屏回忆:

  (商南暴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男女老幼都组织起来了,我们家乡的妇联主任方慧兰常常向我们这些小姑娘、小媳妇讲些革命道理,当我第一次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些口号,感到很新鲜。特别是她告诉我,苏维埃政权将公布法令,废除童养媳制度,这对我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我明白,要摆脱苦难的生活,只有参加革命。36

  周东屏参加革命后从事救护工作,亦动员不少被压迫妇女参加革命,后来还与徐海东结为革命连理,共同开展革命工作。关于这一点,另外一个生动的故事或许能展现出一些连锁性概貌。据皖西老苏区妇女干部储鸣谷回忆:舒城晓天猫儿岭汪孝芝,1890年出生,本是童养媳,但性格倔强,受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离开婆家来到六安县境埠塔寺一带流浪、谋生。因她懂得一点中医草药治病的知识,又拜师求教,便能够在前河两岸过着半乞讨半行医的生活,她在行医中,多用草药单方给穷人治病,十之八九都能治好,又不收人钱,因此人缘、口碑极好,被尊称为“仙姑”。1928年,皖西地区党组织决定在六安、舒城交界地方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当中共了解到汪孝芝出身贫寒,符合阶级成分,又倾向革命,且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时,区党组织便派高伯民、马霖两同志去联络、交际与发展。于是,她接受党的教育,懂得了革命道理,就下决心跟党走。因其工作积极,后加入共产党。又由于她平素对群众很有感情,她的话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工作很有成效:

  (六安)陈家河那里有个童养媳出身的寡妇,受尽封建制度的压迫,连个名字都没有。在汪孝芝的启发下,终于挣脱了锁链,参加了农民协会,还取了个徐大宏的名字。在前河两岸,在汪孝芝的帮助下,投身革命洪流的受苦受难的妇女何止成百上千。37

  此外,张尚文七岁就做童养媳,经历了大革命、暴动及苏维埃政权建立、维护三个阶段。据张尚文回忆:她老家在安徽金家寨南溪汪家冲山坳里,有过十年童养媳生活,经常受婆婆虐待,后在一位走乡串户共产党员何同志的启发下,走上革命道路,不但自己加入了中共,还带领家人及其他童养媳妇女加入中共及农民协会,使农民协会会员像滚雪球一样增多。商南暴动后,她又被选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不久,调到红军宣传队工作,并任队长,在任宣传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赤南县委委员王乃应,并结为革命连理,共同开展艰苦的革命工作。38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些落后婚俗,比如童养媳婚俗极为盛行,大别山区也不例外。在大别山区,因贫穷及重男轻女观念交合影响,不太富裕的家庭多收养童养媳,基本都是抱回来、捡回来及买回来的女弃婴。这些女孩被领养后,一般不让出去求学,整天待在家里做家务,以减轻家庭负担。如遇上恶婆,不视为己出,就经常遭到百般打骂,受尽虐待而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等长大到一定年龄时,就要与婆家儿子圆房。圆房那天,童养媳与婆家儿子只需换上干净的新衣,办几桌简单的酒菜应酬亲朋好友即可,婚事极为简单,不但省钱而且省事。当然,如小女孩因未有爱情及其他原因不肯时,婆家一般采取强迫手段圆房。所以这些童养媳,从小就被迫扮演小媳妇的角色。当这些扮演小媳妇的童养媳及其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中共革命下乡宣扬及践行婚姻自由的实践中,确实难有抗拒力。这样,在“模范—效仿”机制运作下,原有的乡村人际关系被蒙上了一层组织面纱。革命正是通过这层组织化的乡村固有人际网络发挥效用,使受压迫的妇女得到了解放与自由,而她们一旦获得自由与解放,革命的热情自然也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如此,中共利用婚姻自由达到革命动员的目的,其绩效确实有目共睹。

  当成规模的苏区建立之后,为巩固这种动员成果,苏维埃政府出台的婚姻法令也就比较简单且偏向激进。在皖西,1930年3月8日纪念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通过男女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原则”;39在鄂豫边,1930年11月前就颁布了“在不妨碍革命进展的条件下,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法令。40其实妇女在法律层面的参与同样是一种政治参与,不过,践行过程中,“都是偏于离婚、结婚绝对自由,与男女争平等”等方面,41原因是,如动员妇女革命,就必须打破父权、夫权及族权的干扰。而中共利用婚姻自由及性解放作为乡村革命导引的因子,也确实成效明显。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称,鄂东北地区“礼教压迫已减去许多,不羞人了”;42一份黄安县委的报告称,“农村妇女的封建思想”,是“很容易消除”的;43在皖西,“惟自苏维埃政府时,每天都有离婚的案件审判”。44从这些资料来看,开风气现象的确很明显,也带来了连锁效应:既带动了被压迫妇女走向革命,又鼓动了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男人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形成的有关鄂豫皖苏区的调查资料显示:

  (当时)新婚制度得到青年男女的热烈拥护,它大大地激起了妇女们的革命热情,推动了许多妇女送丈夫参军或自己参军。45

  这真是两全其美的事。中共在乡村宣称与践行婚姻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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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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