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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文:大跃进”期间引洮工地上的“五类分子”

更新时间:2013-07-29 21:07:26
作者: 刘彦文  

  

  内容提要:“大跃进”期间的引洮工地上,除了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民工在为工程建设胼手胝足外,还有一批 “五类分子”。在这个“共产主义工程”上进行“改造”或“劳动教养”,是上级出于实用主义的安排。然而,正是其可被任意推来搡去的政治地位,客观上使其成为维系工地稳定的另类力量。本文集中考察中共对这批“五类分子”在工地上的诸多“改造”之道,呈现他们的生存境遇。这些遭遇是特殊时代里同类人物命运的缩影,反映了时代特色。

  关键词:大跃进 引洮工程 五类分子 右派 四类分子

  

  “大跃进”期间,甘肃省委为解决定西、平凉、天水等地区干旱少雨、苦瘠异常的生存问题而仓促上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是为引洮工程。1958年6月开工之初,该工程即被定位为“共产主义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创举”,是甘肃省乃至全国的样板。其兴办方针为“民办公助,就地取材”,由省委责成各省级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引洮工程局承担领导职责,上述“受益区”提供劳力、物资,组建成与“受益区”县市同名的如榆中工区、陇西工区、定西工区等十几个工区,进行工程建设。①在工地上劳动的十几万民工中,其中就有不少“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②

  本文考察的时段为“大跃进”时期,反右派运动刚刚结束,右派分子正是重点专政对象,因此这一时期事实上常将右派与“四类分子”合在一起称为“五类分子”。③本文建立在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这批“五类分子”在引洮工地上被“改造”的生存遭遇,既展现特殊场域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上级如何制定劳教政策,又反映作为政策接受者的“五类分子”如何应对,二者的互动博弈体现了中共针对特定人群特殊的管控之道。④

  

  一、实用主义:“共产主义工程”与“专政对象”

  

  引洮工程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工程”,是甘肃省委倾力塑造的样板,省委专门为其成立“专区级机关,直属省人民委员会领导”⑤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是“大跃进”时期“红”的典型。而这些“五类分子”被当做“阶级敌人”,是人民民主的专政对象,不为中共所信任,更不是依靠对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共产主义工程”上呢?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安排。一是引洮工程建设需要甘肃省级各单位提供大批干部,而干部抽调进程缓慢,于是这些单位以“改造”或“锻炼”之名将本单位犯错误的干部甚至右派分子送往工地。工地上出现的普通“五类分子”等也大抵如是,在农村抽调民工时,他们无从拒绝安排,只能够背井离乡来到工地上劳动,名义上也为“改造”。二是这些“五类分子”大多学有专长,能够为引洮工程建设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最起码亦可作为体力劳动者来使用。

  刚刚结束的反右派运动带来大批右派,将其送往某地“劳动教养”是中央的决定。1957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上规定劳教对象之一为“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⑥实际上使右派成为重点劳教对象。1957年底、次年初,中央制定并下发关于右派分子处理的原则和意见,针对国家给薪人员六类处理办法有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撤职留用察看、撤职降级使用、降职降级降薪使用、免予处分等规定,⑦为将右派分子派往某地“劳动教养”提供了政策依据。

  虽有上述“劳动教养”的规定,但“都是由各地区、各单位上级领导者掌握,未曾与被处理者见面”,⑧右派分子根本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即使同属“劳动教养”性质,劳教场所也未可选。甘肃省在反右运动中揪出相当数量的右派,“据1959年7月统计,全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⑨其中,有2369名右派和其他“分子”送往夹边沟劳改农场⑩,有67人送往张掖农场11,有227人送往山丹农场12等。而大约有168名右派分子(包括开除公职的35人),被送往引洮工地。13

  这批右派大多来自省级机关单位、定西专区机关以及武山、天水、秦安、定西、榆中等县级机关单位,以干部居多,主要填补的是工程建设本身干部的缺口。1958年4月,甘肃省委要求在10天内抽调“思想好、有干劲、身体健康、熟悉本行业务的骨干干部200名”担任工程局领导职责。14但到5月24日,不仅“尚有69名干部没有调来”,且“领导骨干缺乏”,“一般干部政治质量低,业务能力差,主办人员少”,“原分配的工程技术人员尚无1人”。15对于这样一个被省委重点推介的样板,即使身为干部,其为共产主义奉献的精神和热情亦并未如预期那样被激发出来,于是最初“一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和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还有13名右派分子”16被送到工地上,随后右派人数亦有增加。

  同时,能被送往引洮工地的右派分子大多学有专长,能为工程所用,或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或是工程建设所需的水利、水文、桥梁、道路、医疗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利用并发挥其专长允许他们参加引洮工程也是中央要求对于“知识分子中确有真才实学的、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在处理时也应当比一般人宽些”17之政策的具体表现。

  对于普通“五类分子”而言,让他们参与引洮工程,主要是将其作为劳动力来使用,也是中央政策的要求。1958年8月第9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改造工作的决议》,要求“坚决贯彻‘少捕多管’的方针,大搞社会改造,强迫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调动他们的双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8实际上是要求各地在“大跃进”亟需劳动力的时刻,将“五类分子”当作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按照“民办公助”的原则,引洮工程所需劳力全部由定西、天水等受益区承担。这些地区的各县在抽调民工时原则上要求“必须是精工”,并未就阶级成分做出规定。但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最初引洮工程虽民心所向,但让许多没出过远门的农民远赴离家几百公里的地方劳动,却也并非都甘心情愿,更多的任务被派给了村落里成分差的家庭,因为他们无从选择。定西县城关公社某大队六小队一共有二十多户人家,按照规定需要七个人上洮河,根据成分看,有四人贫农出身,一人富农,两人地主,此小队成分差的只有这三家,全部都被要求出人参加引洮工程。19

  上述政策显示“五类分子”参加引洮工程,是上级实用主义的考量,被冠之以“劳动教养”或“改造”的名义。他们的生存境遇,实际上就是被“改造”的过程。上级认为“在引洮工程上人员集中,社会改造对象数量不小,某些方面和地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重大盗窃,凶杀报复,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甚至阴谋组织暴乱等破坏活动还是比较突出的,美蒋间谍特务与其他隐蔽更深的敌人,绝不会放松其对伟大的引洮工程的破坏活动”。20且不论这些言论是否属实,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工地上的专政对象。

  引洮工地上的“五类分子”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原级别稍高的右派分子,大致来自于原甘肃省级机关、定西专区级机关单位以及陇西、定西、通渭、榆中等县(市)级机关单位,他们大多原来在相应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一类是各个县及村社的普通“五类分子”等,包括“四类分子”、少数右派分子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诸如会道门道徒、刑事犯、刑满释放人员等。以下也以此分类,分别叙述他们的生存境遇。

  

  二、绝望中的希望:原级别稍高的右派分子之“改造”

  

  在引洮工地上的168名右派分子,原来分别是“副省长1人、地级干部6人、县级干部9人、区级干部30人、一般干部104人、医务和水利技术干部18人(内有高级知识分子2人)。”21他们大多被分配到大队当普通民工;原为医生、水利技术人员等这类有专长的人被分配至相应能够发挥其专长的医院或工程局机关;个别高级干部,被分配一定的领导职务。后两类右派分子共34名,分配情况如表1所示。

  这34名能够在引洮工程局继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右派分子,之前都是甘肃省中、高级干部或掌握引洮工程所需的水利、地质、医疗、卫生等技术的专业人员,其中地级以上干部占20.6%,水利与卫生技术干部占将近60%(32.3%+26.5%)。具体而言,甘肃省水利厅当年定右派分子23人(有1人逃跑),分往引洮工地11名,比例占到了一半。22

  一般地,在引洮工地上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改造”主要采用:第一,定期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有计划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共的方针政策;第二,参加体力劳动,进行劳动改造;第三,定期开展民主评审,发动群众监督改造;第四,加强监督管理,人事部门主管思想教育,公安部门负责劳动和生活。23这些“改造”方法是一般而论,在具体操作中,被分配在工地担任领导职务和普通民工的处境各不相同,下放基层单位不同,右派所面对的状况也不同。在长期政治运动的威慑下,其他人怕惹祸上身,从而选择明哲保身,不愿接触右派分子。有的右派分子主观上愿意认真改造,积极劳动,希望早日摘帽,因而格外积极。但也有部分右派分子劳动不积极,感到前途渺茫,因为“不知道要劳动改造到什么时候”。而右派分子的表现也会被上级及时洞悉,用“摸底排队”的方式对其及时掌控。摸底排队是中共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列出优良中差,使得上级更清楚掌握一定时期所要监督改造之对象的思想动态,从而使下一阶段工作更有针对性。以上述被安排至工程局机关“改造”的34名右派分子的摸底排队情况为例,第一类有7人,占20.6%,第二类19人,占55.9%,第三类8人,占23.5%,表现居中者仍然居多。这34名右派分子究竟有何种表现造成了上述排队结果的不同呢?如表2所示。

  排队内容显示,上级所看重的右派分子改造的侧重点在于对错误的认识、工作表现、劳动表现以及思想表现等。这则摘自原始档案的右派分子日常表现统计表,用词非常口语化,一些话语甚至明显由旁人揭发转述而来,这种口语化的材料对注重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来说,可能更具真实性。但同时,这种摸底排队的弹性空间非常大,与掌握排队者的个人认识有关联。摸底排队与其说是为了让上级掌握情况,不如说是为了对右派分子本身产生巨大震慑作用。

  然而,这些历经多年考验才曾身处高位的右派分子,虽然在引洮工地上被处处监督改造,却在绝境中寻找希望,仍旧竭力为工程建设殚精竭虑。原任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的刘某,反右运动中当做省级“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被打倒。1958年5月起,刘任引洮工程局工务处干事,起初做事务工作,随后外出做架设电线、修筑公路等工作;9月,赴会宁工区参加体力劳动,11月、12月去峡城烧木炭;1959年派往古城电锯厂。24这段经历表明刘虽名义上分配至工程局机关,但并未受重用,且进行了不少体力劳动。他汇报自己经过体力劳动得到的思想启示:“这些看来平凡的人物,在千山万岭中,傲雪霜,抗风雨,克服一切困难,英勇顽强的向大自然搏斗,凭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着人类不平凡的奇迹,这种生动的事实,对我的思想教育是极深刻的,令人感动的,回顾自己之前的个人主义骄傲浮夸,多么渺小可耻”,还表示,“引洮工程是很艰巨的技术复杂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工程,赖党的爱护,我在这样的工程上作(做)些工作是很幸福的,虽然我的身体今不如昔,我毅然坚决认真改造自己,按时抓紧学习理论,希望赎回自己的严重错误,争取党的重新信任……”25且不论这段话是否为刘真正所想,起码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这些右派已被磨去了棱角,逐渐朝中共所引导的方向作自我剖白。

  引洮工程局党委一方面对刘某的“改造”自白进行肯定,认为其“一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锻炼,对自己的错误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也有比较显著的悔改表现”。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不足,“目前的主要缺点是:思想顾虑还未完全解除,工作还不够大胆,会上发言总是怕别人误解了他的意思,再三解释。有意见不敢大胆提出,总是考虑再三,或者是和别的同志交换意见后才敢讲。”26在个人检讨、周围人的揭发中,上级综合对刘的表现做出判断。

  对于刘某自己来说,纵然在这种靠边站、不被党信任的状况下,还是尽自己的努力向上级提出有关工程建设的建议。“根据最近古城水库导流槽的情况看,洮河水的冲刷力很利(厉)害,……渠道的稳定性值得考虑的。为了坚固、经久、耐用,除石渠外,建议把全部渠道(包括黄土质砂砾层等)的内外边坡和渠底,里层用红胶土夯实,表层均用块石砌成,洋灰浇灌,消灭冲刷的危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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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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