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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更新时间:2013-07-21 12:12:00
作者: 许良英 (进入专栏)  

  (一)

  李慎之同志是5年前才开始交往的新朋友,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主要是靠文章和通信交流思想。他先后寄给我近30篇文章,43封信。有的信写得很长,长达7页、10页;谈论的问题很广泛,从科学、民主、传统文化、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到个人经历和人生感受。我们都是在青年时提着脑袋干革命并参加共产党,1957年都被划为“极右分子”。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在晚年成为至交,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小我3岁,却比我先离开人世。失去了这样一位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怆和无尽的思念。

  

  他今年元旦第二天给我的长信中就预示了不祥之兆。信中说:

  “昨天元旦,我们全家是到宣武医院病房里同老伴一起过节的。

  “我今年已整八十,过去虽然口头也说‘老之将至’而心里总是感觉目前的日子还可以照老样子过下去。五年半以前中风,对我是一个警告,然而日久玩生,也好像无所谓了。这次老妻摔跤,住院已两个多月,我一人在家‘苦守寒窑’,不但孤独寂寞之极,而且也产生了‘死生无常’之感。我从2001年起记录我认识的亲友死亡名录,得15人。2002年就上升到21人。自己到底还能活几年,开始感到没有把握了,而且自己也认为应该对自己敲敲警钟了。”

  信中虽然流露出孤独和死生无常的伤感,但依然显示了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坚强意志。

  他继续写着:

  “我前信曾跟你说过,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过去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为远远不够。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但是我最想写,而且觉得不能不写的是《民主──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一文。”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力,诚挚感人,可恨“老天爷”太不公道,愣不让他完成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在这封信中,他接着讨论民主的确切定义问题,要我“用最简单的文字,(500字以内)回答”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准备把我的答案用在他的文章里。随后他又说: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

  

  信的最后又讨论了中国将来民主化是否会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问题,以及全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问题。

  

  这封充满激情和饱含深邃理性思考的信,引起我长久的沉思。他的苦守寒窑和死生无常的凄凉之感,令人心酸。为了增强他生的信心,我回信告诉他,像我们目前的健康和医疗条件,继续工作10年该不算是奢望。当然还得注意保重身体,生活过得合理。因此建议他每天去龙潭公园活动、做操;早餐不要再吃没有营养的泡饭,改吃牛奶、鸡蛋。

  

  (二)

  1月23日他给我写了一封10页的长信,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很使我感到意外。信的开头说:“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并没有听你忠告,第一是我这里去龙潭公园距离大概有一公里,已在我的步行半径之外”,而且“自从2000年起就放弃散步了”。至于早餐吃泡饭,“已成习惯,想改也难”。实在无可奈何。信中又讲到,为老妻开刀创口“未能愈合而不得出院,心中烦燥,但也没有办法”。

  

  尽管心中烦燥,他脑子里想的依然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近十年来,生活没有什么波动,平常总以为可以无限期地indefini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蕴藏着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动力。”

  

  接着他说,前两天读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遗著两卷本《新发现的毛泽东》,“这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一样。

  “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纪中期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专著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大纲来,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见向你请教。”下面用7页篇幅告诉我其主要论点。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尖锐指出,“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说(指“资本主义萌芽”──良英注),不过是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伪理论而已。”

  他对16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人之语。如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

  

  这封信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他准备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一个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处处闪耀着他的思想的光芒。当然,也难免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来支持他,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说明问题。同时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他一些明显考虑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后“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对他的这两点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这样回答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军事指挥上确有高招。但由于军队士气高昂,各路将领大多身经百战,才艺高强,完全能独立作战,统帅即使换上周恩来这样的人,战争照样会胜利,充其量不过时间可能拖后一年半载。把功劳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会同意。我始终认为,革命事业只能依靠集体力量。……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问题。”

  

  (三)

  春节期间,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去看望过慎之,得知他患尿血,但不想去看医生。我听了很不放心,因为尿血不是小病,应及时治疗。于是写信敦促他去看医生,讲了一句很重的话:“80岁的人了,有病就得及时医,千万不可大意。你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仅仅属于你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 何况你还有许多文章要写,许多见解要发表! ”以后听说他吃了中药,尿血止住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3月28日他写给我一封短信,说从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爱因斯坦自由思想的文章,“深感爱因斯坦关于自由的思想之丰富与深邃”,建议我也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也可以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开一条路”。他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冲破14年来不让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锢,我回信告诉他,目前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而且介绍爱因斯坦的自由观已有更好的渠道,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20万字的《爱因斯坦文录》,其中关于自由、人权的文章就有6篇。此书估计今年6-7月间可以出版。

  

  几天后我突患感冒,后又腹泻。4月17日腹泻止住了,但全身乏力,而整个北京市正被SARS(非典型肺炎)搞得人心惶惶。晚10点,有个带大口罩的青年朋友心神紧张地进来,说要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要我保持镇静。他说李慎之老已病危,患老年性肺炎。我即给慎之家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家打电话,因为14年来我家电话一直被窃听,我们从来不用电话交谈),问慎之的病情。接电话的他的儿媳告诉我:自3月15日宿舍停供暖气后,他得了两次感冒,后转为老年性肺炎,两肺全有阴影,造成缺氧,已不能说话,但神志仍清楚,3天前医院已发了病危通知。第二天晚我又给他家打电话,由他的女儿接电话,说今天他父亲病情平稳,医生用了镇静药,整天处于半昏迷状态。21日晚,他的儿媳电话中告诉我:昨天病情恶化,出现肾衰竭,不能排尿,用上了透析机;他醒来时要把吸氧管拔掉,医生只好用镇静剂,使他沉睡。第二天(22日),他转为肺心病,出现心力衰竭而休克。当天上午10:05,一个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日夜思索的大脑停止了活动,这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慎之的病危和去世,使我心灵受到极大打击,一连半个多月脑海里经常浮现着他的身影。他的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绪,敏锐的洞见,犀利的笔锋和拳拳赤子之心,都让人永远无法忘怀。晚年能交上这样一位完全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心朋友,是我一生的一大幸事。失去了这样一位挚友,也象5年前失去恩师王淦昌先生一样使我难以承受。

  

  老天爷真是太不公道,在夺去慎之生命前13天,已夺去了以仗义执言著称的剧作家吴祖光的生命。吴祖光长我3岁,1957年也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北大荒强迫劳动(我也曾有幸获此殊荣,只是我拒绝了,而选择“自谋生路”,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由于专业领域的不同,无缘有个人交往,但在我1989年2月发起的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上,以及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上,他都欣然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向媒体发表自己签名的理由。他和慎之在13天内相继谢世,使我这个年龄居他们中间的幸存者倍感凄怆。

  

  (四)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1998年2月,他托老朋友华贻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的地下党员)带他的文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给我,征求我意见。在这以前,他给我有两个好印象。第一个是80年代中期茅于轼告诉我,他所在的美国所的所长李慎之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很有见地。1989年“6?4”后,听人说,李慎之愤辞社科院副院长职务,说“不愿在刺刀下当官”。以后第一次见面时我提起这两句话,他坦诚地说,这两句话都没有公开说过,而只对一二个人私下说过,而他是到1990年才不当副院长的。可见在80年代他是象以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所说的,“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因此还是噤若寒蝉。”

  

  1998年2月28日我仔细读了他的文章,即给他写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论点,并深有同感。1985年以来,我国上下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已产生严重恶果,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批驳。慎之的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同我不谋而合。接着讨论了“科学”的涵义,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约瑟的一些论点。

  

  3月4日他给我写了回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我的文章属于‘冒叫一声’,实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对李约瑟的“极端亲华”情绪和偏见很反感。“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经没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后说:“明年是五四80周年了。朋友们在研究怎么‘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人们“只注意到五四口号之一的‘民主’,而忽视五四的另一个口号──科学”。“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于是要我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交他们拟议中的《中国启蒙文献精选》上发表。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我从1985年开始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已很少关注科学问题了,而且我认为,要纪念五四,重点还应在民主启蒙,1989年我写过这样的文章,现在还可以写。

  

  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说,民主问题已有十来个青年人“着意研究”,而科学精神问题,一个也没有。他随信寄给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叙述他所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说,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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