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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西柏坡精神”是什么?

更新时间:2013-07-19 21:03:21
作者: 陈子明 (进入专栏)  

  

  河北省平山县有个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建政前曾在那里驻扎过十个月(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在机关干部吃饭的大礼堂召开了准备建立政权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进京后,就没有回过西柏坡,就像他没有回过延安。西柏坡人与延安人一样,过了三十年苦日子,与中共建政前没有多大区别。

  邓小平上台后,随着农村改革,西柏坡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是,邓小平也没有回过西柏坡。近年来西柏坡火了,成了“红色旅游”的样板,西柏坡人受益颇大。

  江泽民、胡锦涛上台后,都去过西柏坡,这两位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领导人,通过对红色圣地的朝拜,来表明自己继承革命传统、永保红色江山的决心。有人说,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不去西柏坡去深圳,其中大有深意。话音未落,习近平也去了西柏坡。

  根据官媒的报道,习近平在西柏坡与江泽民、胡锦涛一模一样,都强调要牢记和弘扬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何做到“两个务必”呢?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他的潜台词则是搞整风、整党等政治运动。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充分证明,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运动这套办法对于反腐是完全无效的。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上阵,给各大区分配“大、中、小老虎”名额,频频督促并不断追加名额。1952年2月,毛泽东下令枪毙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为“三反运动”立威。但是运动过后不久,贪污腐化就卷土重来。新华社记者戴煌回乡,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原来在1949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1954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变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戴煌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

  1957年,毛泽东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结果收到了大量类似戴煌的告状信,控诉中共干部胡作非为、欺男霸女的行径。北京大学学生周大觉写大字报说:“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他呼吁“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结果,在“特权阶层”的挟持下,整风运动掉转枪口,变成了反右派运动,贪腐被保护下来,反对贪腐的人反而被判刑、劳教……导致中共干部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举一个例子,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中谈了信阳地区光山县槐店公社的情况:全公社原有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该公社非正常死亡的1.2万人中,十分之一是被干部打死的。到1963年,连毛泽东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掌握在坏人、敌人手里。

  1964年,毛泽东开始搞“四清运动”;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动员群众的口号都是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种政治运动把一批老干部搞下台后,新干部在贪腐行为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到“文革”后期,“走后门”成为全社会的“潜规则”,连毛泽东本人都出面为“走后门”辩护。

  现在重提“两个务必”、“洗澡整风”、“群众路线”之类的毛氏话语,稍有阅历的50岁以上中国人大多嗤之以鼻,想以此解决今天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党内腐败,更如同水中捞月。

  “两个务必”只是“西柏坡精神”的一种招牌、一种幌子,那么,“西柏坡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文革”中最流行的话之一就是来自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这才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而“敌人”这个政治概念,与宪政民主、与人权法治是根本不相容的。

  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今后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在西柏坡所开启的“中国模式”——由“新左派”转型的国家主义者所鼓吹的所谓六十年“人民民主专政”道路。这条道路彻底否定了旧政协的宪政道路,也埋下了使新政协《共同纲领》成为骗人的一纸空文的伏笔。几年后,毛泽东援引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废弃了《共同纲领》关于“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的条款,废弃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使中国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我们不反对将西柏坡建设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但坚决反对将“西柏坡精神”继续作为立国之本。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都已经多元化,未来中国只能是一个“七彩中国”、“美丽中国”,一红独霸、“天命”永葆的“中国梦”是注定要破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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