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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袖:归来的诗仙:徐志摩新论

更新时间:2013-07-18 17:00:36
作者: 青袖  

  

  一、五四文坛涌现的“现代诗仙”

  

  活跃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徐志摩,他的文学创作,有对黑暗现实强烈的不满与评击,以及对贫苦下层人民的真挚同情;也有对人生存在意义的感伤叩问,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迷惘追寻,但更多的时候,体现了一种纵情于山水之间的浪漫飘逸,一种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审美创造。在新旧文学更替、各种意识形态交织的复杂的五四文坛,徐志摩以一个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形象出现,他把作品中对单纯理想的追寻作为反叛现实的另一种渠道。他是一个五四时代的维特,和有夫之妇陆小曼展开惊世骇俗的恋爱,冒世之大不韪争他恋爱的自由;他是五四时著名文学团体“新月派”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才华横溢,佳作迭出,在短短的十年间(1921--1931),从一个文坛新秀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文坛重镇,以轻灵飘逸的独特风格开创了一代诗风;他是飞天的伊卡洛斯,总想在艺术的象牙塔的避难所中超越复杂的现实,直到舞尽人散,化鹤西去,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最终令人无限惋惜的早死的结局,预言似地兑现了他一直“想飞”的愿望,在“翅膀”的烈焰中重演了古希腊的原型神话-----所有这一切,使徐志摩其人其诗,成为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学现象,笼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其“逍遥游”似的人格理想,处处透露出凌波飞渡般浪漫洒脱的艺术境界,颇类李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誉其为“现代诗仙”。然而,“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王国维语),徐志摩特殊的才华与个性,在生前就引得众口难调。一方面是对其杰出艺术成就的肯定,一方面是对其“不合时宜”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理想)的诘难与批判,死后更是招致了许多非议。特别是在激进的革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统治中国文坛的年代,在以政治法庭代替审美评价,以阶级标准作为唯一标尺的单一的文学评论模式中,对徐志摩思想的批判与否定,逐渐压倒了对其艺术成就肯定的一面。从而,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现代诗仙”,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法庭的审判与“流放”。

    

  二、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审判与流放

  

  最先对徐志摩进行政治审判的是发表于1929年的钱杏邨的《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钱杏邨颇有见识地指出:徐志摩由于沉迷于个人主义理想,以致梦醒后被现实击碎,不可避免地坠入徘徊失望的痛苦境地,从而产生了其诗歌中哀怨感伤的情调。但钱文从“作者的阶级规定作者的意识”这一政治标准为唯一取舍尺度,全面否定徐志摩诗歌中的审美取向,实在是偏激而武断的左倾式政治批判。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历来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的人文传统,总想在救世济民、兴国安邦、建功立业的劳碌奔波之外,仍然拥有一份属于个人的隐逸的精神家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既在人生中积极进取,又在适当的时候回归内心,闲适自在,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外儒内道,进退自如,以期达到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然而这种收放自如的人生境界,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与历史境遇的恶劣而失去存在的可能,极难达到。在历史现实环境中,要么一往无前,舍生取义,甚至“杀身成仁”;要么退隐江湖,抽离是非的现场而明哲保身。于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内忧外患各种动荡不安接踵而至的历史环境中,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选择后一条道路,在优美的大自然环境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高举远慕,在感情的审美寄托中忘却扰攘的黑暗现实。尽管,他们也不可能避开现实的搅扰,也会关怀现实中的苦难与叩问存在的意义,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物我两忘,主客同体。这样的例子,古代的如陶渊明、李白、王维,现代的如徐志摩。然而,这种隐逸的文学传统,在五四时也遭到了非议和批评。例如针对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一诗中洒脱飘逸的“雪花”意象,钱文认为:“这种浪费的思想,这种超人间的渴望,这种幻梦一般的生活,我们是不要详加诠解就可以认识到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生活的表现!被压迫,被践踏,被损害的人们,是永远做不出这样的绮丽的梦的。”对于徐诗中渴望回归自然的思想,钱文认为:“不过是公子哥儿,闲来无事,在安逸生活之外想一逛青山绿水的愿望的扩大罢了!”钱文发表的背景,时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高潮期,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作家作品都要被从社会和政治的意义上分析和批判。钱文对徐诗的尖锐批判和全盘否定,自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政治式定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起的某些评论。

  在徐志摩逝世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是茅盾发表于1932年的一篇《徐志摩论》。“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浓烈。”------围绕着这一点,茅盾得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评价其既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的同时又是中国“末代的诗人”,既肯定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又否定其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不能不说具有独到的见地。但这种评析是以政治意识先入为主的,带有牵强附会的特征。例如我们从茅盾作为示例剖析的诗句中,就体会不出那样明晰的政治意象。再例如茅盾从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一诗作出分析,认为其徒有“圆熟的外形”,内容却是“淡到几乎没有”,是以技巧的成熟来作挽救内容的贫弱,这也是只强调诗的社会作用和思想意义,而忽略了艺术形式美本身具有的价值,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偏激”。诗歌本身并不是现实内容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作家审美心理改造过的内容,从而上升为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感形式,只有这样,诗歌才具有超越时代与阶级的审美价值。《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一诗中那种回肠荡气的回环往复,对于一种凄迷傍徨的心绪的表达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体现了一种新的诗美价值”。很显然,茅盾的论断,带有社会学批评方法运用中的简单化与功利化。

  解放后的一些政治化的的文学教材,都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对徐志摩的作品进行了“清算”。例如出版于1953年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他的诗章法整齐,音节铿锵,形式富于变化,但内容极空虚。他是新月派诗人的主脑,文艺倾向是很坏的。”这仍然是茅盾观念的延续。再如出版于1956年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貌似完整的格律形式来粉饰和掩盖诗的空虚的内容,这就是徐志摩和‘新月派’人们努力提倡所谓‘格律诗’的真正原因。”认为这些具有迷人外表的恶毒的花朵,麻醉和消蚀青年们的战斗意志,是要人们做资产统治阶级的驯服奴隶。又如1957年11月,由巴人所写的《也谈徐志摩的诗》一文,指出“徐志摩是那样一种诗人:自我以外没有世界,生活的天地是很小的。因之,人也就像动物似的,性爱成为他惟一的灵感的泉源,这是谈不到什么个性解放的”,并挑出徐诗《西窗》中的一节进行分析,给徐扣上了一顶“痛恨无产阶级文学”、“痛恨那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者”的政治帽子,并指斥徐志摩的诗许多不过是“文字游戏”,毫无艺术价值。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期,正值大陆左倾文艺路线大肆施虐,政治标准垄断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的时期,如此对徐志摩的作品进行政治大批判加全盘彻底的否定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对徐志摩的负面评价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不难看出,在那个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批判为标准的年代,取代审美评论的政治法庭成为人们对其作品价值进行评衡的唯一标尺,各种误读与污蔑,把徐志摩泼墨得面目全非。值得一提的是,对徐志摩其人其诗的攻击与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一群红卫兵相信了徐志摩逝世时被其父亲安装金头的传言,掘开墓碑,结果大失所望-----从作品遭到全盘否定到惨遭砸棺暴尸之劫,这其中,是以政治为一切评审标准而上升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的必然规律。当然,徐志摩只是一个个例。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文化名人不可计数。

    

  三、非主流的自由主义思辨

  

  长期以来,在政治作为唯一评衡标准的历史环境中,极容易以不公平或主观情感来抹杀和忽视一切理论论争中的合理成分和因素。站在今天的历史的清晰高度来看,就以徐志摩在他担任《晨报副刊》主编时主持的“苏俄仇友问题”系列争论以及其“欧游杂感”等文章透露出来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说,确实是有局限的。诚如穆木天曾在《徐志摩论》中所指出的:“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国的政治,是希腊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自由而不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则没有化石性的僵。’然而,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希腊的奴隶社会,他一概不提。”但徐志摩所以要发动“苏俄仇友问题”讨论,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预感:中苏之间“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印证了诗人这“责任伦理”的表述。还有,他分析指出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值得重视,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而不能一笔加以抹杀的。如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中,他说:

  “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与被压迫的两种,这两种永远是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在近代工业主义的社会里,马氏说,阶级化的痕迹更分明,它那进程更急促,它那战争更剧烈。他预言劳工阶级对抗资本阶级最后的胜利;为要促成这革命,先得造成劳工阶级的‘自我意识’,这意识便是劳工革命基本的力量。”

  进一步,他质疑说:

  “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两边军队打仗的前提是他们各家壁垒的分清;阶级战争也得有这个前提。马克思的革命论的前提是一个纯粹工业主义化的社会,这也就是说社会上只有劳工与资本的区别,两边的厉害是冲突的,态度是决斗的。他预言中等阶级的消灭,这未来工业社会的战场上只有一边是劳工,一边是资本;等到壕沟设备齐全后劳工这边就可以向资本那边下总攻击令------最后的胜利,他更侧重的预言,当然是劳工的。但至少就近百年看(以后我们不知道),就在马克思时代最工业化的国家,他的预言------资本集中,中等阶级消灭,并不曾灵验。不,资本集中自集中,散放自散放,并且中等阶级的势力,政治的,社会的,甚至道德的,不但不曾消灭,并且更巩固了。唯一实现了革命的地方是俄国,那是在近代强国中工业化程度最浅的一国。俄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没有中等阶级(波淇洼),这实在是它革命得势的消息。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没有中产阶级的事实,当然是重要原因的一个。所以俄国革命虽然有了相当的成功,但不能说是马克思学说所推定的革命;因为俄国的阶级分野不是工业化的结果,不是纯粹经济性的阶级。”

  -----在徐志摩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它并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工业化强国中实行开来,从而带有偶然的因素。这点是对是错,姑且不论,但从今天的历史进程看来,不管未来世界局势如何变化,当今资本主义却已经实现了全球化的潮流,徐志摩分析的因素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内在的客观因素。他对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质疑与思考,体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思想潮流面前所保持的冷静的人文思考。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其绝对的正确性,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年代里,一直笼罩着政治的强光而不容质疑。直到这种理论在中国被教条化和片面理解而导致一场旷世灾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文革动乱,人们方才警觉。近年来,著名学者李泽厚就曾指出:

  “不能否认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当前世界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关键在于不能以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唯一或主要手段。此外,以阶级斗争来概括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世界历史,也是偏颇,片面的。”

  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则进一步引申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称赞资产阶级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对其伟大的历史功勋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下的全球化潮流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天才预言。但是,宣言的第一节的第一句实质性的话却不是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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