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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旧制度与大革命——十字路口的埃及

更新时间:2013-07-17 21:04:42
作者: 陈季冰  

  而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世俗自由派得票率仅为13.35%。

  稍后成立的制宪委员会几乎全部由男性伊斯兰主义者组成,在委员会的100个席位中,占埃及人口略微过半的女性和占埃及人口约10%的科普特基督教徒合计只被分配了10个席位。由于担心未来宪法中会充斥限制个人自由的伊斯兰教教义,自由派人士相继宣布退出并抵制制宪委员会。

  但在当时将要进行的总统选举中,此前行事低调谨慎的穆兄会一直表示不会提名总统候选人。2011年,前穆兄会高级成员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还由于公开表示要参加总统竞选而遭到穆兄会开除。然而,2012年3月31曰,也就是距离总统候选人登记截止日期的4月8日仅剩约一周时,穆兄会突然食言,决定提名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只是由于其最初提名的海拉特·沙特尔因资质不符被取消参选资格,被称为“备胎”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才在总统候选人登记工作结束的前一天被正式提名参加总统大位的角逐。在组织良好的穆兄会的全力支持下,这位获得过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学博士的60岁的工程师和大学教授顺利当选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虽然他其貌不扬并缺少领袖气质。

  

  军方的角色

  

  在这一过程中,军方势力始终没有退出过对权力的掌控。

  这些天,不少评论者将埃及军方在这次政治变局中的作用与土耳其军方长期以来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相比较。表明上看,两者在阻止国家政治的伊斯兰化上的确起到相似的作用,但这种比较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埃及与土耳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土耳其是个总体上已经建立起稳固的宪政制度的民主国家,军队则是捍卫凯末尔世俗化国策的堡垒。虽然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发动不计其数的军事政变,推翻试图复辟神权政治的民选政府,但土耳其军人很少自己执掌政权。埃及的情况则正相反,自纳赛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君主统治、建立共和国以来,埃及的三任总统均为军人出身,埃及的地方首长中也大部分有军方背景,他们都不过是脱下了军装的元帅和将军。

  将埃及军队与土耳其军队相提并论的人还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土耳其军方的行动逻辑虽然也包含利益动力,但它是意识形态统领的。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高压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即把土耳其改造成为一个他理想中的政教分离的现代世俗国家,说到底也就是西方国家。埃及军方则并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蓝图以及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它的行动客观上虽然的确是在捍卫世俗政治,但其动机主要是维护自身特权。

  历史上,埃及当局从未刻意推行过“去宗教化”的世俗政策,只是其军事独裁政权基于自身利益一直对潜在的反对派怀有强烈戒心。而在一个穆斯林占绝对多数,文盲比例奇高的贫穷落后的前现代社会里,宗教自然是反对力量可利用的最便捷和最重要的资源。试想一下,如果你去对一个世世代代生活于尼罗河边目不识丁的埃及农民谈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他一定既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听;而你若用他从小就背的滚瓜烂熟的《古兰经》上的那些惩治贪官污吏、鼓吹天下一家、宣扬贫富均分的道德训诫来与他讨论社会现实,他怎么会不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一次的情况也不例外,埃及军方经过一番权衡和预估,显然认为发动这么一次政变对自己利大于弊。具体可能有下述理由:第一,推翻穆尔西及其穆兄会政府后,军队在民众心目中有可能得分,至少不会失分;第二,这次行动也不至于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穆斯林世界——太强烈的反弹;第三,它显然有利于在未来的大选中安插更多亲军方的人士进入议会和政府。

  由于长期的宣传灌输,军队在埃及百姓中原本就享有高度正面的声誉。对老一辈人来说,历史上的历次中东战争记忆犹新,他们总是不无自豪地将军队形象与保家卫国联系在一起。在两年半前的“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中,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最后决定性力量同样来自军方。当时,审时度势的军队没有选择站在行将就木的旧政权一边,赢得了国内民众的尊敬感激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赞誉,一度被视为“民主的捍卫者”。

  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政外交乃至外部盟友不断变化,但无论国家政策如何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军队对这个国家的高度控制。

  由于纳赛尔建立起来的强人统治最倚重的便是军队,后者自然而然地在埃及社会经济中有着巨大利益。除传统的兵工外,从家禽饲养场到水务公司再到房地产项目,到处都有军方的身影。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军队加大了在经济领域的参与程度。此外,军官获得了诸如商品和服务特殊优先权等各种利益。军方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涵盖了从烤箱和矿泉水产品到海滨公寓的租金。这些预算极不透明,细节从不对外公布,但有人估计,军队的经济利益高达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埃及军方在社会中扮演的注定是反对变革的保守角色。毫无疑问,它自然也是伊斯兰极端思潮的坚定敌人。这次推翻穆尔西的政变,说到底是军方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埃及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长期又巨大的担心而采取的一个高明的政治手腕。但如同上一次推翻穆巴拉克一样,军方下一步将做些什么?如何做?这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经受了革命洗礼的埃及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

  

  反对派与执政者的转变

  

  埃及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大国,拥有阿拉伯20%的人口,它的转型对阿拉伯民族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具有无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我并不认为穆尔西和他的穆斯林兄弟走到今天,是因为他们在行动中推动了多少伊斯兰化的神权政治,虽然他们内心的确有这个想法。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还是相当收敛的,他们可能也并非自由派想象得那么不开化。一个更加可能根源是:毫无执政经验的穆斯林兄弟会低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这是能力问题。这并非说他们缺乏政治组织能力,但作为反对派与执政者需要的能力的截然不同的,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并非虔诚信仰真主的穆斯林兄弟会驾轻就熟的民间救济组织工作那么简单。

  因此,与其说穆尔西是另一个埃尔多安,不如说他更像刚民主化后上台的阿基诺夫人。

  反观军方,今天,它表现为一种秩序力量以及竞争对手间的仲裁者。但因为有重大的切身利益需要维护,所以,不可能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中立。埃及政体现有的基本结构对军方是有利的,但军方应该已经懂得,这种结构是无法继续维系的,它必须在政治博弈中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在确保基本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利用自身无可比拟的优势力量逐渐引领埃及进入一个多元现代社会。

  本文是一个针对这次埃及政治变局的总括性的描述,关于埃及军方、伊斯兰主义者以及自由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政治斗争,我将在下篇中进一步阐述。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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