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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效峰:马来西亚的“第三条道路”:民主行动党的理念与实践

更新时间:2013-07-16 17:30:44
作者: 宋效峰  

  并在技术层面上打破长期以来国阵对议会的控制,包括改革不合理的选区划分制度,使选举委员会真正实现独立等。

  冷战结束后行动党与时俱进,着手推动自身的转型。进入21世纪,行动党所确定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对巫统的族群霸权主义,也不认同伊斯兰教党的神权政治,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条多元民主和自由开放的道路。[8]2002年,行动党政治教育局对其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作出新的阐述,即政治自由、社会开放、经济公正、政教分离、人人平等(包括族群、宗教和性别等)。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已被着重解释为“多元的民主主义”,族群平等优先于阶级平等,政治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内涵也反映了马来西亚的新情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根本转变,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社会经济问题。行动党基于经济公正的考量,认为“新经济政策”及其替代者——1991年开始的“新发展政策”,都存在着财富和机会不平等问题,不利于马来西亚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事实上,以经济绩效为基本合法性来源的国阵政府也感受到了这一压力,于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下着手调整经济增长模式。⑨行动党与执政党所争论的核心仍是无法回避的族群之间、族群内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行动党强调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以“绩效和需求”取代现有的“固打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从而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在以温和中庸为特点的各族群中产阶级日益扩大的形势下,社会公正理念更容易使行动党获得马来人的支持,并且近年来已成为行动党与伊斯兰教党、公正党等“进步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合作的价值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党对于互联网等新媒体也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条件下推进政治社会化的需要。除了相关的机构网站即时发布大量时政信息外,林吉祥等行动党领袖还纷纷开设个人Blog、Twitter或Facebook,以更为多样化和时代化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广泛影响马来西亚的相关社会政治议程。

  

  三、行动党的政治参与及影响

  

  在成立后的前20余年里,行动党面对的是巫统的准威权统治不断加强的现实。1969年,行动党参加了第一次大选和州议会选举,得到了13个国会议席和31个州议席——在霹雳、雪兰莪、槟城等州都有不俗表现,动摇了执政党在这些州的原有优势。行动党与当时的另一反对党——民政党各自发动支持者游行庆祝胜利,与巫统的支持者发生暴力冲突,由此酿成“5·13”族群冲突事件。

  1971年2月,议会政治得到恢复,但反对党的急剧减少使执政党的意志更容易得到贯彻,拉扎克政府着手“重组社会”,开始推行为期20年的平权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则确立了以马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文化政策”。1974年,新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宣告成立,它的基础比此前的执政联盟更加广泛,巫统在其中的优势也大大加强,族群政治模式得到强化。有别于民政党和伊斯兰教党,⑩行动党始终未加入国民阵线——它几乎成了这一时期唯一有效的反对党,尽管在1974年大选中仅得到了9个国会议席和23个州议席,但其存在价值首先在于对强有力的执政党构成必要的制约,并承担着某种政治减压阀的作用。时任议会反对党领袖、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吉祥指出,“5·13”事件以来,合法反对党的存在对于恢复和维护议会民主制度非常重要——它们能够为公众的不满提供和平的、符合宪政的表达渠道,从而避免政治暴力的潜在危害。如果合法反对党不能发挥作用,那么体制外的反对派(如马共反政府武装)将有能力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造成更大破坏。[9]70年代中后期,国阵政府在独立大学和工业协调法令等问题上的政策不利于华社,导致在野的行动党在1978年大选中独领风骚,国会议席增加到16席,州议席25席,这得益于行动党敢于在华教等敏感问题为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主义而抗争。[10]

  1981年马哈蒂尔上台后,强力推行文化同化政策,继续压制华教发展。相对于执政联盟中的马华公会,在华教等问题上立场更坚决的行动党在1986年大选中赢得了更多华人选票,得到了史无前例的24个国会议席和37个州议席。因华教问题引发社会紧张,1987年马哈蒂尔政府开展所谓的“茅草行动”,援引内部安全法逮捕了18名国会及州议员。他们大多数来自行动党,其中林吉祥父子被羁押18个月。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开始进入震荡时期,建立一个与国民阵线相抗衡的反对党阵线——即“两线制”思想开始出现并付诸实践,行动党也开始进入策略上的“连横”和结盟时代。1990年大选即是一次尝试,从巫统中分裂出来的“四六精神”党居间联合行动党、伊斯兰教党等反对党,试图挑战国阵的独大地位。行动党也藉此取得重大胜利,获得了20个国会议席,以及44个州议席——其中在槟城州获得14席(只差3席即可执政),林吉祥更是挫败民政党元老林苍佑而当选国会议员。以华人为主的城市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改变“马来人至上”的国家政策,以获得更均等的经济机会和更自由的文化权利。这次大选后,国阵政府被迫在经济和文教政策等方面作出较大让步,准威权统治出现松动。1991年,马哈蒂尔提出“2020年宏愿”,即到2020年把马来西亚建成“先进国”或工业化国家;并主动实施“小开放”政策,例如引进外资,放松对土著股权的限制,允许华教(包括华人大专院校、华文中小学)发展,鼓励华人与中国建立联系等。执政党的开明政策重新赢得了华人的广泛支持,加之他们求稳和实用主义的政治心理,使执政党在1995年大选中取得重大胜利,行动党仅获得9个国会议席和11个州议席。鉴于华人政治态度的变化,1996年林吉祥指出,行动党应拓宽“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以便赋予“2020年宏愿”以更深广的意义,而不是被后者所覆盖。

  上世纪末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加剧了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分化组合。1998年,巫统内部发生“安瓦尔事件”,署理主席、副总理安瓦尔被马哈蒂尔逐出,安瓦尔及其支持者另立公正党。1999年大选前夕,行动党与伊斯兰教党、公正党、人民党等史无前例地组成较为制度化的联盟——“替代战线”,并发表联合宣言《迈向公正的马来西亚》,挑战国阵在国会中的2/3绝对多数。这次大选被视为打破“国阵的政治霸权模式”的一次良好机遇,但始料未及的是,行动党遭受惨败,仅获得了10个国会议席,连林吉祥和卡巴星等领袖也落选国会议员。行动党陷入低谷,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阵对于选举的某种操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行动党与伊斯兰教党的联合,使对“伊斯兰教国”目标抱有疑虑的华人把选票投给了执政联盟中的华基政党。

  伊斯兰政治化问题关系到马来西亚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非土著的重大权益,行动党坚持世俗民主体制,反对以伊斯兰教国为目标的神权政体。与伊斯兰教党的合作主要出于选举策略考虑,即打破国阵的政治霸权,但两者的政纲差距甚大,在社会、政体和法律形态上都存在分歧。一方面难以接受伊斯兰教党内保守派的伊斯兰教国目标,另一方面由于“9·11”事件所带来的冲击,2001年9月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从而与伊斯兰教党划清界限。[11]在执政党方面,2003年阿都拉·巴达维接替马哈蒂尔担任巫统主席和总理,他以温和及积极改革的姿态赢得了2004年大选,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行动党在这届大选中有所反弹,以12席的成绩重新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但是,巴达维并不能真正推进改革,致使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加速,公民社会组织受到进一步激励。例如,2005年成立的“选举改革联合行动委员会”后来发展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06年11月,“选举改革联合行动委员会”的25个公民社会组织与人民公正党、伊斯兰教党、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党及沙捞越国民党等反对党共同组成这一联盟。近年来该组织数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4月被称作“净选盟3.0”的大集会,这为行动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行动党与非政府组织一起,呼吁废除1960年的内部安全法、1984年的《印刷与出版法》等“恶法”,执政党最终被迫作出回应:2011年9月,纳吉布总理(2009年接替巴达维上台)宣布要废除《内部安全法》,并检讨《印刷与出版法》等法令。

  2008年的大选使马来西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执政党在国会的2/3多数席位历史性地被打破,并失去槟城、霹雳、雪兰莪、吉打及吉兰丹等五州的执政权。巨大的成功促使行动党与公正党、伊斯兰教党再度联手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它比前几次反对党的联盟都更加制度化,马来西亚的“两线制”似乎正在变成现实。[12](P1~3)“民联”总共获得了82个国会议席,其中行动党有28个国会议席和73个州议席,并史无前例地入主槟城,打破了民政党自1969年后在该州执政的历史。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人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州之一,行动党上世纪80年代即把重心转移到这里,在该州积累了相当的基础。行动党贯彻公正、自由、民主及良好施政的执政理念,在槟城采取注重能力、公信力和透明度的任人唯贤政策,施政更为公开透明,并颁布了一系列惠民措施,例如使槟城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免费无线上网的州。此外,在雪兰莪、霹雳两州,行动党也与公正党等联合执政。(11)在“民联”中,马来人的伊斯兰教党在这次大选前立场有所软化,以“福利国”取代了原来容易招致非马来人反对的“伊斯兰教国”提法;而公正党则由温和的马来穆斯林所主导,行动党与其合作的政治基础更牢固些。“民联”三党之间的协调比以往得到加强,例如2012年4月,伊斯兰教党主导的吉打州议会通过赋予伊斯兰顾问和宗教司理事会更大权力的议案,行动党并未予以明确反对。

  在联邦层面上,行动党并不甘于仅仅做一个有作为的反对党,它有自己全面的施政蓝图,并在影响薄弱的东马两州积极拓展空间,谋求在未来大选中取得更大突破。它在槟城的施政经验表明,政绩仍然是最有效的合法性来源,推进民主等价值目标则是一项系统工程,更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与发达国家相比,民主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中缺乏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文化以及制度条件。尽管后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已成长为一个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的历史任务尚未最终完成,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政治运作模式离成熟的宪政民主也有很大距离,现代公民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普及。发展主义的威权民主体制仍有较大韧性,对于现代国家建设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价值。其实,行动党并不一味排斥巫统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2020年宏愿”、“马来西亚民族”以及“一个马来西亚”等概念。即使行动党能够在更多的州甚至全国执政,首要任务也是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继续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其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有赖于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马来西亚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国民精神的塑造能否最终摆脱族群政治模式这一巨大惯性的影响。(12)在目前,行动党的政治实践仍难以超越族群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只能更多地立足于马来西亚的现实国情,与其他类型的政党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共同推动渐进的民主变革和治理转型。

  

  注释:

  ①1969~1999年间,以华人为主的行动党一直是国会最大的反对党。这一地位在1999年大选中被伊斯兰教党取代,2004年大选中再度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但2008年大选后又被人民公正党所取代。

  ②代表性论文主要有:丘光耀的《马来西亚的“第三条道路”研究初探》,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向文华的《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而相关专著国内目前尚未见到。

  ③2005年,民主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修正案,将“民主社会主义”改为“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二者并无实质性差别。

  ④民主行动党的这一主张源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试图在联邦范围内倡导非族群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联合部分反对党成立“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这与执政联盟的族群模式相对立,不但遭到巫统反对,马华公会也认为人民行动党是个威胁。

  ⑤1946年,巫统成立于马来亚非殖民化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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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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