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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更新时间:2013-07-16 09:18:41
作者: 董德刚 (进入专栏)  

  改进也不限于理论方面。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比波普尔公式更接近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一动力机制的观点,因此,本文关于这一动力机制的概括,不能归结为任何已有的理论,而是一种新的尝试,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

  从实证上看,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了上述动力机制。这里仅举革命、改革、改良和创新等若干事例。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众多志士仁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经过长期的政治的(含暴力的)、经济的、文化的反复较量,最后推翻了腐朽的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原因是原有的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导致经济上普遍贫穷、政治上人人自危、文化上封闭愚昧的体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造成全社会的普遍不满,进而在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引导、推动下,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自那时以来,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突发事件触发而解决的。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所导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公布实施;多起抗议野蛮暴力拆迁事件与2011年4月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的出台;众多人士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现状的不满促使国家政策向注重民生转变;互联网上人们对某些官员和垄断行业腐败问题的揭露所引起的制度进步;许多群众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言行与国家人权政策的改进。这些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可谓都体现了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一社会发展动力机制。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比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文明?根本原因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严重社会弊端的不满,导致他们不断进行抗议、示威、罢工以及其他有组织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和执政集团不得不作出某些调整及改良,从而部分地满足了弱势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要求,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了改进,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这种调整和改良经过长期积累,已经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部分质变。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具备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比较顺畅地表达利益诉求,在现代民主法治框架内互相博弈,并且通过普选制约束执政集团不得不站在比较客观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协调和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达成大致的均衡。

  现在,创新已成为一个热门词汇。那么,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在通常情况下,创新总是在一定压力(如市场压力、资源压力、社会压力)下开始的。这些压力就是问题和不满。创新主体表达这种不满,组织起一定的团队或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力量,作出新的探索并取得实际成效,此即改进。理论创新作为创新之一种,也是如此: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发现原有理论存在某些问题,不满于此种现状,于是便尝试作出改变,提出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社会一定范围内切磋、论辩、修正,最后,才形成了得到一定社会认可的某一新的理论。

  

  三、问题→不满→表达→改进机制的实践启示

  

  理性对待不满。问题在任何时期都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人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领导者在情感上大多对不满持抵触以至厌恶态度。这颇易理解。因为不满意味着对其领导的不完全认同,对其工作的某种否定。但领导者应有自知之明,他不可能事事正确,即使正确的事也很难使所有人都满意。特别是那些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人,心存不满更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不满之中总有某些合理因素,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有不满是正常的,而完全满意是不可能的,即使存在这种现象,也一定是虚假的。当然,喜欢虚假满意的领导者不在少数,但这只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值得警惕的是,领导者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他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打压不满者,直至使用暴力强制手段予以消灭,至少让他们不敢乱说乱动。但这是同现代文明根本对立的,必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人们的反抗,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只能得逞于一时。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对一切事物包括社会都要做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反对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0]辩证法作为普遍规律和方法,适用于所有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丧失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社会就不能继续发展。"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1]

  关键环节是表达。问题与不满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存在,关键是人们有无适当的表达渠道及其宽窄。表达渠道愈窄,不满就愈易累积,当其爆发时破坏性就会很大;表达渠道愈宽,就愈容易宣泄和舒缓压力。有适当的表达,才可能有一定的改进;而压制表达,则会掩盖问题,使改进成为不可能。须知,批评不等于反对,批评更不等于加害。而歌功颂德者不一定都是好心,其中有大量别有用心的谋私者。

  当然,对于不满不能一概肯定。因为人人都有偏见--人们总是受到自己知识背景、认知水平、价值取向、有限视野等局限,不可能完全客观、全面地看问题,由此产生的不满自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只能依靠集体智慧--群体讨论和相互竞争等来加以弥补。或者说,一种偏见只能用另一种偏见来制约,众多偏见的相互制衡、相互抵消、相互补充更接近真理。这恰恰证明了表达的不可或缺。应当相信广大群众是知情达理的,真理和正义终将胜利。至于个别的造谣、诬陷以至煽动社会动乱等极端言论,完全可以依据法律予以制止和惩处,不必为此而因噎废食。

  如前所述,表达的归结是传播信息和思想即言论出版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一个时期,专制制度盛行,不存在言论出版自由,时常可见的是"因言获罪"、"文字狱"、"莫谈国是"。随着专制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言论出版自由逐渐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其主旨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公然宣称要用暴力推翻它。这样一部著作,1848年在英国公开面世,随后不久,就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多次出版。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已经实行了言论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相反,却使它不断得到救治甚而得以更生。社会主义本来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更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可在斯大林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自由却是很难想象的。这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压制人们表达,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病患不能得到及时医治,以至社会已病入膏肓,上层尚浑然不觉。例如,在1989年11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多次赢得代表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被一致推举为国家领导人,并且得到举国庆祝,执政地位似乎固若金汤。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暴力压制人民表达的该党政权就被推翻,而齐氏则被枪决。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也说过:"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12]

  现在,言论出版自由已经写进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宪法。国际社会公认:对它的"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13]毋庸多言,表达是以思想自由为前提的,它是思想自由的延伸。人们能否自由表达即有无言论出版自由,既是公民有无基本权利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能否正视自身问题并且加以改进的前提条件。假设连表达都不被允许或不畅通,还怎么能期望社会问题得到改进呢?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他们对社会问题也更为关心,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其工作就是对社会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因此,他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需要最为强烈。从一定意义上说,失去言论出版自由,他们也就失掉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几乎等同于对他们的骟杀。这看起来似乎只是关涉到少数人的事情,但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喉舌,其中相当一些人是真诚为国为民的,扼杀知识分子实质是对人民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封喉。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拥有了中等以上学历和知识素养,日益知识分子化,言论出版自由对所有人都将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

  值得庆幸的是,当今世界互联网日益发达,它等于在官方垄断的新闻媒体之外涌现了无数的民办报纸、民办杂志、民办广播、民办电视、民办通讯社,普通公民拥有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道。它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不再是空谈,它强迫各个国家不得不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再搞封锁消息、控制舆论、文过饰非已经很难办到了。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尽管也有某些负面的东西,但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可以说,互联网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推进器,而网络民主是当代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民主毕竟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一种虚拟的民主。网络民主的发达,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反衬出实体民主的不发达。如果普通公民可以比较自由地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及时地向议员或代表、官员和政府部门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网络民主就不会异常繁荣了。

  改进与表达密切相联。改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为一种实践,它以改进的主体特别是决策者为中心,包括调查→决策→执行→反馈四个基本环节,它们也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周期,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作为其基础的调查就是决策者了解社会包括群众的真实情况,而反馈自然包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可见,群众能否自由表达对于有无改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实质上也就是决策是否科学与民主的问题。倘若"情况不明决心大,权力集中无制衡",那么,决策必然出现重大失误,并且很难纠正,社会代价往往过高。

  在控制论中,信息反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由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从而起到控制的作用,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在社会领域同样如此。只有借助于广大群众的表达即信息传播和反馈,才能使社会管理者既有动力又有压力,从而适当调整政策,促使社会出现改进。

  一段时间以来,"讲真话难"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病症。它使决策过程中时常信息失真,上层决策者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和人民意愿,容易出现重大误差;而且,即便是明显不当的决策也很难得到真实反馈,作为下级的不少官员常常心口不一地"完全拥护"、大唱赞歌,纠正偏差十分困难。当然,真话不等于真理。但是,只有通过真话才能够达到真理,这却是不二的途径。如此讲真话难,缺少信息真实这个起码的基础条件,怎么可能实现科学发展?正如有人所言:"说真话,自己付出代价;不说真话,国家付出代价。"[14]我们常说,当代中国现行制度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还应进一步说,搞得好的话,这是我们的优势;搞得不好,也是我们的劣势--集中力量办错事,盲目决策,劳民伤财,代价高昂!这类实例不胜枚举。而搞得好与不好的关键,就看决策是否民主、是否科学,其中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人们包括相关官员能否都讲真话。

  改进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类别。其中,经济资源系指资产、人力资本等,政治资源系指组织、权力等,文化资源系指知识(信息)、传播工具等。资源作为主体改造客体的手段、工具或中介,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主体力量的放大和延伸。不掌握任何资源的主体,只剩赤手空拳,力量十分有限,难以对社会做出改进。一个社会的资源愈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愈是无能为力,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人。要使大多数人成为社会主人,就必须使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不过,实现人人平等地占有一切社会资源是一种极高的理想状态,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内容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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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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