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义清:宪政秩序的当下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3-07-15 11:23:52
作者: 张义清  

  

  【摘要】宪政是人类法治进化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高级样态。它是一项价值目标,也是一种事实状态。作为一种“实践的”法治理性,宪政秩序内蕴着“谦抑的”道德品质,意涵着人们对社会演进规律的科学认识,外显为“多元和宽容的”、“现实而不保守的”、“动态稳定的”秩序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生长,必然经历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交融、稳定性与适应性相契合、阶段性与长期性相衔接的进步过程。相关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探究,亟须回归宪政的中国语境,立足于既定的体制和国情,尊重中国的史情与民情,在实践中探索,在稳定中渐进。

  【关键词】宪政;宪政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

  【中图分类号】D911【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10074074(2013)04001909

  

  现阶段,世界性宪政浪潮已向我们奔涌而至,虽然宪政的制度供给、相应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呈现的现实样态均因国别和体制的差异而不相同,但各国普遍地借助宪法、法律施政,尤其是运用宪法手段保障和规制各种利益主体迥异的诉求表达和政治参与,并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状况为目标……虽然,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掺入其中的某些非理性因素一度导致许多国家陷入局部震荡和社会失稳,但藉由宪政元素构筑起来并外显而出的种种秩序状态,却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不断地向前迈进的主流特征。笔者以当下世界各国的现实情况为问题分析的基础,回归到宪政、宪政秩序这些本体概念、价值元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本身探讨一下其正义目标的实现途径问题,并就现代国家应当如何进一步突破约束宪政发展的体制瓶颈和有序地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进程,尤其是就如何维系我国现阶段动态稳定的宪政秩序之路径问题作一探析,回应一下该领域长期以来异彩纷呈的各种“亚宪政思潮”①。笔者期待,相关领域的学术探讨能够在一个具有共识性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源流中得以正本清源,也希望我国未来的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做到目标明确且始终都不偏离理性的认识轨道。

  

  一、世界性宪政潮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都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社会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日渐显露,表现在宪政领域,就是各国为了顺应这一变化规律所采取的各项宪政改革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向和新特点,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宪政民主化的浪潮。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1]25。在发展速度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只用了十小时。”[1]118136堪称20世纪之“绝唱”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21世纪同样得到了生动的演绎。例如,2008年3月24日,不丹这个国家从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世袭君主专制政体正式改变为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制相结合的新型政体。按照不丹的新宪法规定,王权的行使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约束,议会可以对国王提出弹劾和罢免[2]。两个月之后,与不丹毗邻的尼泊尔也发生了宪政民主运动。同年5月28日,尼泊尔制宪会议以560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决定废除君主制。其共和宣言称,尼泊尔将成为一个“独立、民主、不容分裂的主权共和国”[3]。按照制宪会议通过的决议,尼泊尔设置了一个虚职的总统之位取代了国王这一传统的政治角色。至此,拥有239年历史的尼泊尔沙阿王朝正式宣告终结……尼泊尔遂从一个传统的君主专制国正式演化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可见,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化潮流给传统君主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传统走向现代是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和终极选择。

  现阶段,人们的制度意识和法律观念不断提升,宪法的地位和权威得以彰显,实行法治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识。当下,宪法制度在各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宪政实践按照其运行规律和各国自身的特点不断地向前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等国际人权公约关于人权保护的缔约国报告制度、国家间指控制度,以及个人申诉制度等法律机制相继建立,联合国也特设了以监督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情况为己任的专门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这些都标志着国际间关于人权保护的法律框架初步成型,与国际人权保护相关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备和完善,标准也变得更加明确。经历了战后几十年来人权事业的纵深发展,人权保障业已成为现代各国推行宪政的核心目标。 尽管如此,当下各国的宪政之路远犹未尽。以俄罗斯的情况为例,苏联在1991年“8·19事件”宣告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迅速步入“西化”轨道。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首任总统,标志着该国正式进入了“西方式”总统制的政治运作进程。然而,俄罗斯拟推行的“宪政”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异化的”和“畸形的”政治运作模式。时为总统的叶利钦为了扩展他手中的权力,提出了若干削弱议会权力和提升总统地位的修宪建议。诸修宪动议一提出,随即遭到当时众多议员的强烈反对,以至于酿成其后的“十月流血事件”。

  在斗争中获胜的叶利钦总统更是步步为营地致力于巩固其自身的权威和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总统权势的政治措施。该国1993年经过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其中即集中地体现了叶利钦扩展总统权力的各项政治主张。按照该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有权“发布命令和指示,全国“都必须执行”。总统除了掌握着联邦几乎所有中央机构的重要人事任免权之外,还拥有对议会某些决议的否决权以甚至包括解散国家杜马的权力,等等。与之相对应,其中涉及议会对总统的制约权相对而言则是十分有限的。普京和梅杰韦耶夫交替执政后,俄罗斯虽然在其既定的宪法总体框架下对涉及联邦体制、上院组成等某些方面作了一定的“民主化”改造,但在总体上还是延续了叶利钦时代致力于扩展总统职权的宪改路线。可以说,被俄罗斯人自誉为“可控性”民主的集权总统制宪改思路,始终是该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导向并延续至今。例如,普京交替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职务的政治演变态势在该国杜马选举的整个过程中都具有明朗化的色彩。因此,俄罗斯的宪改措施一直以来都遭受人们的质疑,其“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似乎一夜之间就建立了一整套的宪政制度,但是现行的总统制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三权分立,但三权之间的斗争还很狭隘,总统与议会的斗争更多地体现了小集团与个人利益之争,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斗争之中还未得到关注”[4]。事实如此。俄罗斯目前推行的“西化”进路的宪改政策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体制模式表明:宪政秩序的构建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制度追赶”而得以实现,西方某些国家的宪政发展模式及其实践经验并不是可以疗治一切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现阶段,各国探索其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宪政道路都还很漫长。 二、宪政运动中的局部震荡 客观地看,20世纪下半叶开始席卷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政治生活国际化的浪潮,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推进了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自由开始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确定市场调控措施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相伴并随的则是,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浪潮亦向我们奔涌而至。经济平等、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亦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关注。世界性宪政运动昭示,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新情况和新问题还在不断凸显,各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关国家剧烈的社会失稳和局部震荡。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雅尔塔体制’的瓦解……世界格局呈现‘单极加多极’的趋向。”[5]4与此同时,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呈两种对立的倾向在现阶段的国际社会中不断地得以演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角力、恐怖主义、局部战争、地区冲突等因素交织,各国的宪政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源自外部环境的巨大挑战,诸多变动不居的非理性因素造成这些国家政局的不稳定。 政治精英、不均衡的政治权势、军队、党派,以及各种社会力量都卷入到变革的洪流当中,加剧了这场宪政运动的多变性。以不丹为例,其宪制改革的原动力之一就是国王这一重要的政治角色长期不懈的努力。多年来,不丹几代国王都在逐渐地放弃其手中的君权,循序渐进地还政于民。故而,该国的宪政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平和的政治环境中展开和实现的。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尼泊尔的宪政转型则是在其国内极力主张巩固王权和强化军权的君主与坚决反对专制王权的民主派政治势力之间展开的激烈争斗中完成的。国际社会各种外在力量的介入也是其宪改进程得以加速的重要因素[6]。此外,泰国近几年的政局变化也是引人关注的。该国自从2006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仅2007年这一年间,素拉育临时政府就曾经两次改组内阁,其政局动荡不断。泰国2007年新制定的宪法文本甚至还将“提起弹劾动议”的民众人数底线进一步由其原1997年宪法规定的2万人降至1万人,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政府行为进行控制和约束的限度。其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错落交织的“民主化”浪潮,构成了泰国近些年来其政局乱相的真实写照,也成为其军方屡屡介入其中“平乱”的重要由头。2013年7月3日,埃及爆发的“二次革命”亦以生动的实例昭示:殇滥和失控的民意走向,非但于一个国家宪政秩序的理性构建无益,而且还可能导致社会失稳甚至直接伤及现代国家宪政民主的肌体。

  同样的道理,仅有一部形式意义上的宪法,而缺乏以宪政秩序理念为导向的民意基础,就不可能将一个国家民众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参与自然而然地导入理性的轨道,也不可能有效地防止政治纷争和社会分裂。 客观地说,宪政运行中的制度性缺陷和功能性障碍亦可能造成某些国家政治失稳和局部震荡。例如,曾一度被称为“法国政坛大地震”或“欧洲9·11事件”的2002年法国大选案,至今仍被人们时常提起。其中,“勒庞现象”曾使欧洲传统的民主政治一度凸显出危机,如何防止该现象的蔓延和发展成为当时以至于其后令后欧洲政治家们时时堤防并需要合理应对的一项艰巨任务[7]。再如,卢武铉在2003年2月25日就任韩国总统以后,因为受其亲信涉嫌收取非法政治资金所牵连……在韩国检察机关的调查结果基本明确后,2004年3月9日,大国家党等即向该国国会提交了弹劾总统的动议。同年3月12日,韩国国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弹劾总统卢武铉动议案……卢武铉被中止总统职务,总理即代行其职权……其后,韩国宪法法院则在2004年5月14日对卢武铉总统弹劾案介入审判并作出判决,将国会总统弹劾案驳回,该案才宣告终结[8]。该案一波三折,其间充满了变数和悬念,给韩国政局造成了不小的震荡。类似的情形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案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民主党与共和党主要的争执在于人工计票是否合法和有效,而人工计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其中涉及民主规则应当如何制定以及宪政的价值目标应当如何预设的问题。可以预见,随着现代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宪政秩序赖以生长的生态条件更为多元和复杂,社会情势瞬息万变,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凸显……无疑还会给未来各国推行宪政在价值上和制度层面提出更多和更新的挑战。

  

  三、宪政实践的秩序理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学巨匠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和理性思考后就敏锐地断言过:“现代化与动乱二者可以联系起来。”[9]41他认为:“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显著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9]41在他看来,“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9]42。为此,亨廷顿主张:“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9]7在亨廷顿眼里,“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9]7,而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则需要通过政治制度化来实现。为此,他极力主张,第三世界国家要获得政治秩序和维系社会稳定,并实现其政治发展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可见,亨廷顿早期表达的政治秩序观是针对当时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5717.html
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