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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清:宪政秩序的当下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3-07-15 11:23:52
作者: 张义清  

  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后来,亨廷顿又根据美国当时的情况于1981年出版了《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一书,其中则集中表达了他所认同的“美国信念”,即美国人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彰显其浓厚的“美国中心主义”情结。相对于其早期的政治秩序观而言,亨廷顿则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式”自由和民主。确切地说,宪政秩序根植于相应的政治生态、法律环境和社会土壤,唯有在特定的历史场景、语境、国情和民情下方能获得其确定性的证明。 另一位政治学家福山也发表过与之相关的言论。1989年夏季,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随后他又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著作。在这些论著中,福山笼统地借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历史的终结阶段”的论断而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制构成了历史的终结[10]23。然后,他还进一步解释道: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停滞,不再有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而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重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10]3。福山自由民主观——“历史终结”论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对此,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不以为然。如法国学者德里达就认为,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地球上尚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这样的“苦难现场”无疑是对“历史终点论”嘲讽[11]120-121。

  事实如此,中东战争、科索沃危机以及“9·11”恐怖事件等人间灾难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人类表明:当下世界秩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种种现实情况昭示,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对现实和未来抱过于乐观的态度,那样只会低估灾难的发生而导入对现实的误解和盲从。自由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人类社会将在扬弃它的基础上向着更高的社会目标迈进,福山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的结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它显然是一种极端虚无的关于政治秩序的言说。 由是观之,亨廷顿早期阐述的据以维系政治秩序的“现代性”逻辑存在着权威与自由的矛盾。福山的自由民主观——“历史终结论”亦在民主与人权、自由与平等的现实困境面前自显其解释力的单薄。可见,被人们普遍认为发端于西方可称之为“宪政”的那种东西,西方人对其进行理论诠释的进路和对其进行论证和演绎的逻辑,无一不是建立在特定的语境下和关注其现实生态条件基础上的。确切地说,宪政秩序,就是一种彰显现代民主政治的善意功能和体现保障人权之现实关怀,以“实践的”法治主义精神构建起来的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它既是人类可为之不懈探求的一项理想化的政治模式和预设的目标,又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呈现出来的一种和谐的状态。在现实层面上,宪政秩序彰显“多元和宽容的”、“现实而不保守的”、“动态稳定的”秩序理性[12]48。 (一)宪政秩序彰显出“多元和宽容的”秩序理性 “现代法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社会,是一个宽容程度较高的多值逻辑的社会。”[13]

  我们看到,英国是世界宪政母国,其宪政理念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多元主张和价值诉求并存的思维空间,如形式主义宪政观、福利国家观、程序法治观和新理性主义等等,其多元性特征可见一斑。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宪政观之分野就表明了宪政秩序生长及其正义目标实现的多样性特征。如果以各国既定的宪法制度系统及所构筑的政治发展模式为参照系,每一个国家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探求适合其自身发展特点的宪政道路,其实现途径从来就是多元的。宪政实践的秩序理性,内蕴着“谦抑的”道德品质,包含着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因为,“有时候,政治进程的推动实际上并单纯地依靠斗争,而是需要妥协、协作而达成共识和一致。”② 可以说,宪政实践本身就是一门政治艺术和法律艺术。宪政的实践理性,实质上就在于维系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利益的合理分配格局,从而维系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秩序状态。其宽容精神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个社会陷入意识形态的专制,避免群体的盲从,防止愚民文化的滋生,以此将社会导入理性化的轨道。它可以使人们对自己所属的政治系统产生独立的认知和情感,使得各种异质的思想能够在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制度框架融合和共存,以此保持政治的稳定与适应[14]。

  因此,“多元和宽容的”宪政秩序形成机理,决定了宪政“实践”之正当性。 (二)宪政秩序表征着“现实而不保守的”秩序理性 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宪政秩序首先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制度规范得以展开和实现的,换言之,宪政秩序首先是在一整套理性化的制度秩序实践样态中获得表达的。宪政秩序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得以生长的,通过宪法机制建构起来的一种政治运动或政治过程的“有序”的状态,同时它还要受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确切地说,宪政不等同于宪政秩序,正如宪法不等同于宪政一样,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内在地既存于逻辑与经验之中。我们看到,目前仍然在形式上保留着浓厚封建传统的世界宪政母国——英国,无宪典却有规范;它有君主,也有民主;它有封建传统,也有宪政共识;它有政党,有纷争,也有秩序。这一切使得它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宪政历程中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以此保持着恒稳的宪政秩序态势。与之相映照的现象却是,许多后发的现代国家,业已建构了相对较为完备和完善的宪法制度,却难以维系基于秩序的宪政稳定,俄罗斯的情况如此,泰国的情况亦然。事实上,人类社会要保持秩序就不可能没有权威的存在。宪政主义者们所防范的只不过是那些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威。“实践的”宪政主义绝非保守主义。说到底,宪政秩序就是一种“实践”精神的表达,这无疑是宪政实践内在道德品质的功能外显,宪政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现实而不保守的”秩序理性决定了宪政“实践”之必要。

  (三)宪政秩序体现为“动态稳定的”秩序理性 以秩序为导向的宪政稳定状态决不是一种静止的和僵化的不变状态。相反,宪政稳定意味着既定的政治系统能够在其各种相关的调节机制的协调下有序地运行和发展变化。可以说,通过宪法手段确认主权和规制国家政权的运作,使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获得根本法的依据,具有稳政固权的作用。通过宪法规则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运作机制,可实现权力的合法传承并保障其规范地运行。它可以有效地化解政治系统领域中可能引发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从而使得一个国家整个的政治系统处于连续和有序的状态,实现自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14];同时,宪政为各种政治主体的活动提供了一套根本性的制度性规则和程序规则,将其间的政治斗争控制在一个既定的宪法制度框架之内和一整套规范化的程序运行之中,以防止政治危机的恶化,起到化解政治冲突和消解政治矛盾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宪政构建了民主政治框架的同时也为政府公权力的运行提供了一切必须的和必要的权利保障,从而有利于确保政治主体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中有序地参与政治活动,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使现代社会的整个政治系统始终处于良性运行的有序状态。它引导人们采取一切积极的行动处理政治争端,将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消解在一种有序化的宪政运行活动之中;因此,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时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状态的社会系统中,“动态的稳定性”在宪政秩序中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场域中都可以获得完美的诠释和充分的表达。这也直接决定了“实践”宪政之可能。 可以说,在人类构建的社会秩序中,宪政秩序是最不坏的秩序形态。

  我们看到,在那些早期推行宪制的国家,即使其政治法律传统迥异,宪政发展模式均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这些国家在总体上大都保持了其政局的恒稳并维系了较为有序的宪政格局。尤其是“二战”以来,《世界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相继问世并发挥作用,各国关于宪政的共识的进一步达成。自此,世界上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二战”那样的人权灾难。目前,即使在那些在不稳定道路上尚处于蹒跚前行中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宪政理念和相关的制度规范在持续性地发挥作用,它们也大都保持了动态有序的政治发展态势。因此,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的必然趋势和高级样态,宪政秩序就是人类通过法治手段维系政治秩序所演绎的一种最为理想的社会目标和发展状态。实行宪政,无疑是当下各国推进法治进程和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 现阶段,中国正由依法执政向依宪执政的目标迈进。如果说,宪政文明是人类文明进展中一种令人向往的美好愿景的话,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就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宪政“过渡时期”[15]755760。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们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政治格局趋于稳定、法治状况不断改善。尽管如此,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亦不断涌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生长,必然经历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交融、稳定性与适应性相契合、长期性与阶段性相衔接的进步过程,必须立足于我国特定的史情、国情和民情,在实践中探索,在稳定中渐进。

  (一)多元而宽容的宪政价值观念是当下中国宪政秩序建构的精神支柱 现代宪政观念肇始于西方,是在现代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的滋养下开始萌芽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体系发达的法律制度,都是宪政秩序赖以生长的土壤。作为一个“宪政后发”国家,我国立宪和行宪的时间不长,宪政生成的社会根基还较为薄弱。“我们确实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宪政国家的幸运,当然也不同于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相比较而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倒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16]就宪政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而言,我国当下正处于一个类似于德国早年那样的“过渡阶段”。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宪政问题研究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都是颇为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曾有不少法学家也因为主张实行宪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过去,人们讳言宪政,更少有人谈实行宪政,造成该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保守与滞后。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主张与宪政的正义精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如前所述,宪政秩序内蕴着“谦抑的”法治精神,意涵着人们对社会演进规律的科学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法治的认识水平直接决定着其对宪政观念的认识水平。而当下,“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但是,相关的理论言说大多却囿于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16]。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存在着宪政价值观念认识上的“路径依赖”[17]。

  那些“移植论”坚持者们一方面试图构建一个“西化”的宪政理想国,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宪政主义的认识又不够。当他们发现西方的分权模式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政治分裂,自由民主制亦不必然地将社会导入秩序轨道的时候,才不得不放弃其所构建的种种西方的理论模型。因为,“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16]。正如“宪政虚无论”可能陷入“保守主义”的泥潭一样,“西化论”也势必导致“浪漫主义”的境地。“在现代社会里,这种矫枉过正的例子是很多的。”[18]122130 在当下中国这样的一个语境、史情和国情之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宪政规律的理性认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目标导向。我国现行宪法不仅肯定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原则和政权体制,而且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法律至上的关键则是宪法至上。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必须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必须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宪政道路的选择还取决于社会大众,即托克维尔言及的“民情”[19]67。

  作为一个疆域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当下关于宪政的各种观点鱼龙混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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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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