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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志强:基层的智者们如江河

更新时间:2013-07-15 10:55:41
作者: 白志强 (进入专栏)  

  

  1

  中国的大江大河太多。江河劈山跨谷纵横驰骋,如长江,水系庞大浩荡,几近覆盖全国,长江干流加上沿途700多条支流,纵贯南北。再如珠江、湘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等,全依山环绕奔流不止,鬼斧神工般地造就了无数奇丽景观。

  大河中的黄河也流经九个省区,再如淮河、渭河、通天河等数不清的河,成就了千山万水。

  中国的大江大河是无声的、沉默的、奉献的、咆哮的也是凶猛的。

  再把大江大河的比喻称谓为中国的农民,也很形象。

  因为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沉默的、无声的、奉献的、谁当皇帝也交纳皇粮,这样的历史延续了几千年了。当然农民们如大江大河,也可以咆哮、凶猛、一泄千里,成为洪水猛兽般地激流……

  

  2

  今天的农民仍是沉默的,无声的,奉献的,不交皇粮了,但他们融入了大都市的开发中,融入了工业文明进程中,试想中国的改革如果没有数亿农民的融入,大都市的繁荣不会如此神速,工业文明的迅猛也不会如此灿烂,而GDP的增长也不会如此连续三十年快速猛涨。

  有一组数字如此说明:1979年的全国GDP总量只是2012年的12天的总量。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二百多倍,有说是三百多倍。谁说的准确我不知道。因为统计数字现在成了魔术,它怎么变化的自有内幕和技巧。

  但是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而变化特指在物质生活方面。精神上的变化也大,但纷繁,无法量化。这三十多年来如果有一条曲线显示,物质生活的上升线箭头一直往上,精神生活方面的曲线箭头就复杂一些,有上升有下降,且全是急剧上升也是下滑。

  

  写几位一生在江河中生活的基层农民,他们是智者,但在他们的“对立面”眼中,他们是流氓无产者。智者和流氓无产者是两个极端,但两极相通。如果我以采访者的身份从各个不同角度去叙写,这些智者同时也是流氓无产者,也是两极相通。这是极有意思的现实。

  

  3

  约四十多年前。

  知青们刚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太饿。家里几近要吃豆腐渣,那是给牲口吃的糙食。

  大院里的一个知青我当然得叫哥,他悄悄地说,跟我去知青点上收麦子?

  我是去玩,但也想拾点麦穗再磨成面粉猛吃一回白面馍!

  去了。那是距离西安极近的乡下。这个哥家里有极硬的上层关系,他下乡就近,骑一辆破自行车约四十分钟就到了,那是陕西长安县。

  现在这个县收归为西安市的一个区了。这个区成了高校林立的大学城,成了高科技开发工业园区和旅游景区。

  当年这里的庄稼长势喜人。这里也有水,从秦岭深处流出来的水清亮如泉,这里也试验种植水稻,这里是富裕的流油的风水宝地。

  我只在他们知青点住了几天。

  但那年的夏天收获季节让我真的开眼了。

  拾麦穗的时候和村里的一帮大姑娘小媳妇及老太太在地里压根不是拾,是抢,是搂,是抓,是往篮子里撮。

  知青们把拉麦捆的架子车乱晃,拴麦捆的绳子胡乱一缠,麦捆就往地里掉,这时大家全挤上去抓摘麦穗。还有小媳妇拿着剪刀刷刷地剪,而架子车上的麦捆到了压麦场上,就晃光了,全让村民们拾回家了。

  这便是农民们的极为沉默无声的反抗。而知青们和村民们是合谋作乱。大家脸上全是阴谋诡计,全是笑咪咪的。每年的两次丰收季节,知青们和村民们相处得最为融洽。夏收和秋收两季,这个村子公家的粮食全收到了村民自己家里。之后再拿到公家的场上去凉晒碾压,也在集体的电磨上碾出精粉和白面粉。

  只有村党支书着急,也焦虑得不行。村子得给国家交粮,要是集体的麦子就这么全收回了各自家,粮食交不上去了。

  村支书吼,也骂,骂得极狠毒,村民们也主要是大姑娘小媳妇们全不搭理他,只顾自抢麦穗往各类筐子篓子口袋里猛装。

  再之后支书急得无奈,嗓子也骂哑了,突然他就脱下了裤子,用他的黝黑极壮实的裸体和妇女们抗衡,这一招有效,妇女们见了摇着裤子也呐喊着冲过来的怪异支书,便一哄而散。

  这方式很野蛮,很原始,但真实。

  晚上开全村大会,灯泡极亮极大,支书手抓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骂全村人,大家全体沉默不吱声。但全体村民们仍是一脸的阴谋诡计那般。只有支书及革委会主任会计什么的,在吼,在骂,在强调着觉悟什么的。

  散会了,村民们匆匆四散回家。

  有一嗓子在村子的暗处唱起来,是秦腔的吼唱,但词儿是——“哦呀呀呀……(秦腔的黑头叫板声,极为悠长也高亢)哦日你妈呀,啊啊啊……”这一嗓子起来之后,只听黑暗中村落里各个角落全有了合唱,戏词全改编过了,那是发自肺腑的吼唱,竟然是——“王朝马汉一声叫,谁把老子毬咬了,哦啊啊呀……”而全村各个角落的合唱竟然如此和谐也是劲头十足,比之支书的吼骂声更为凌厉也壮观。

  而知青们也在合唱,唱着当年的流行歌曲——拉兹之歌。知青们当年总是唱“到处流浪,啊啊-命运伴我走向远方,到处流浪,啊啊-我没有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这是印度电影的插曲。知青们唱这样的歌曲时,全是吃着油泼面,夏收季节必须吃好,因为那是重体力劳动。

  我只要想起来响彻在文革中夜晚五月陕西长安县这样的合唱,就觉得这是一曲农民的威武天籁之音。哪一级干部对这样的合唱也无奈。而农民心灵深处的发泄一旦轰响起来,那便是江河一泄千里的前奏。

  第二天的田野里,大姑娘小媳妇们仍是哄抢麦穗,支书再用裸体绝招往妇女队里冲,没人理睬了。知青们也有年轻农民们配合极佳,全故意把架子车上的麦捆晃光了,集体的麦场上仍是空的。

  几天后,这个哥帮我把麦子在集体的电磨房里磨成了香喷喷的白面有五十多斤,我骑着自行车骆着粮食回了家。

  那是我经历的农民沉默中的挺具戏谑意味的反抗。这样的故事戏剧张力极强,但是那年代报纸上电台里说的知青上山下乡的事迹和这样的我经历的事情截然相反。

  没几天我那个哥也从乡下回来了,他也用自行车骆回来了一袋白面。他给我叙说,那个支书让村民们在一个夜晚暴打一顿,把他扒光了推到了一个河沟里。再没人敢出头当村支书了,村里的党员们在上级领导组织下抓阄儿,谁抓到了写着歪七扭八的“支书”两个字儿,谁来当选。而无论是谁当了这样的村落的头儿,也是对上面装孙子哭穷,对村民们当狗乱吼。

  后来有一位当过村官儿的人提起当年的抓阄儿当支书的事儿,有四句戏言,为:咱是党的一条狗,党发指示咱就吼,让咱咬谁咱就咬,让咬几口咬几口。

  但是,我来北京定居后,发现这样的村官儿敢咬村民么?不敢。

  我一次去郊区游玩,发现了一家村民门口贴了一幅对联,上联为:爱党爱国爱人民;下联为:防火防盗防村长。横额为:年年如此。

  而又一次我游玩到了郊区,发现村子里处处是制作统一的搪瓷牌子,张挂的满村全是,只印制两句话,为:翻身不忘共产党,喝酒不忘老村长。

  从这样的戏言、对联和牌子上可以体味到内中的故事太多。而中国的凡有人群的地方,每段戏言及对联及印制出来的似这样的牌子中,全埋伏着故事和人物,这样的故事和人物一旦进入小说和戏剧,便极富多彩意味。

  

  4

  约二十年前。我深入到了西安一个城郊结合部的村子采访。我住下了,我和村党支书成了好友。我俩的神聊太有意思。后来这个村子成为村党委,我在这个村子住了前后差不多半年,我的采访笔记有二百多万字。我写小说。乡村影视剧不好写,没有“市场”。

  这是得悲叹的现实。而有“市场”的是乡村爱情?是粉饰太平?乡村的主要矛盾成了“爱情”?忽悠去吧!

  我把采访到的故事给一个主管艺术的官员讲过,这位官员听了一脸惊诧,说你胡编吧,我压根不相信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

  无奈。主管艺术的官员是不体验生活的,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拍着脑袋出命题,让你写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故事。而只要和主管文学艺术的官员们在一起聊天,我就发蒙,我们的对话永远错位。但你只要和这样的官员争论起来,你就没戏了。他会说,姓白的这个家伙固执,有病,让他碰去吧,且得碰得一头紫疙瘩呐……

  我是在碰!无所谓。哪怕碰的一身伤痕累累,挺好。

  好友杨争光是位作家,他写过一则寓言式的短文。大意如下:

  写作人是个用头撞墙的家伙,你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家伙,会认为这人一定有病。但是,你发现这个家伙用头撞墙撞了三年,他会觉得你有病了。但当你发现这个家伙用头撞墙撞了三十年,你就得感叹,这个家伙练就了一个铁头?他把墙撞翻了无数,这个长了铁头的家伙成了名人?

  是这个道理。作家如果成了大家,那一定得有这样的用头撞墙一直撞下去的家伙的勇气及智慧和功底。

  补充几句杨争光兄没写到的:当然还有绝大多数的用头撞墙的家伙们,死了。改行了。干什么的全有。而死了的、改行了的人们,如果用比例数字统计,比没死成了名的人一定要多得多,多的吓人。

  写跑了。归位。

  

  5

  这个村庄的党支书是智者,也是个流氓无产者。但我只能简略写他的智者一面。因为这样的故事我创作完成了,没地方发表没有影视公司制作拉倒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写完了,她是好故事好题材,她总会被“识货的伯乐”发现。

  这个村子是自然消失的村庄。因为她在大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是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把这个村子慢慢地消灭了。

  这位智者是底层的权威人士。他没有级别,没有工资,一生无偿为村民服务,但他也稍带着为个人、为他的家庭家族谋点私利。他的村庄有三千多户人家,近万名自然人口。历经三十多年改革,他们村子的一万多庙庄稼地被一点一点地蚕食光了。前些年他们村子突然一下全体转成了城市户口,没有一亩地了。地全被各级政府和各大单位各大开发商及各大公司征用完毕。

  这个村子的被“消灭”过程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初期这里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现在是一片高楼大厦及住宅楼林立,成为大公司的办公楼群及大单位的住宅小区。

  这位基层的智者在二十多年的被拆迁征用庄稼地的过程中,成就了他的一番伟业,把他形容为一个村子的帝王没有过分,把他尊称为一个模范共产党员也确有其事,他成了市一级人大代表,成了一个拥有村办企业三十多家年产值几十亿的董事长。他还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在人民大会堂被国家领导人接见过。这是一位吃过国宴也和国家政治局常委们一一握过手的基层农民。

  他为村民们统一规划盖成了一座座别墅小楼,他的座驾是八缸奥迪一百多万,他让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接班,理由是举贤不避亲。但他的儿子真干得不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转业军人一个是研究生。他很放心地把班子交给了他自己的儿子,过上了“太上皇”的悠闲自在的好日子。

  他们村子的所谓客房,是招待官员和来协商投资的全国各地的富翁们的,那客房的装修标准是四星级酒店以上,吃饭是真正的乡村美食也有南北大菜,请来的厨师全有级别,服务员竟然是招聘的城里的大学生和村里的闲杂人员。但是服务规范,感觉舒坦。

  他们的发展让人惊讶也得佩服。

  我只能说各级政府历年来在征他们村的地的时候,那是用尽了招数,但不达到这个村支书和村民们的要求,再大的征地官员来了,也不成。包括这位村支书的顶头上司乡长,在他跟前像孙子一样,得点头哈腰说话。而且无论哪位乡长上任,得先来拜一下这位基层的支书。因为这位支书通上面,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副书记什么的,全是他的座上宾。

  上面动过念头,想把这位支书调上去封个官儿,他的回答是给我个副省长也不干,因为干不了么。咱没文化,我就是一个村子的头儿,干不了的事情不能干。

  这个村支书有两个手势两句口头语,只要村民来诉苦,他们家的要求有问题,村支书听了会琢磨片刻,摆一下手,说一个字:滚。

  这个村民得赶紧滚,否则支书要骂人。

  但是村支书要是两个指头动一下,要烟抽,村民一准赶紧把好烟敬上,也给支书把烟点上。支书会说另一个字:弄。

  这一个“滚”字儿和一个“弄”字儿,村民们全稔熟。

  听到了“弄”字的村民会立即领上全族老弱病残,把正在施工的路堵了。在路上铺上破凉席摆上沙发也摆上烟茶,正在施工的一个小区或者是家属院就得停止。得谈判,得再补偿钱。否则这一族人的老弱病残就在施工的路上安营扎寨,不动窝了。

  这样的抗衡持续下去,村民们也明白了支书还有几招绝活儿,是拆迁的公家人或者政府干部们或者是临时调来的干警们,包括武警们,要是欺侮了弄事儿的村民,村里的广播喇叭就放起了一首曲子,是“东方红”。

  这曲子一放起来,全村的老弱病残就全体到了现场,和拆迁的人们对抗。而村里的青壮年也是全体在等待,在摩拳擦掌,时刻等待喇叭里的曲子再变幻。只要曲子变成了“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回……”

  那就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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