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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读史札记:一个王朝的末年镜像

更新时间:2013-07-11 14:37:52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有的竟然达到十万余顷;灭宋以后,中央政府首先没收了宋朝的官田和一部分贵族的土地,作为国家财产分赠给蒙古诸王、后妃、公主和大官、将帅以及投降的汉人文官武将,这些人都得到和侵占了大量土地,把原来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农民抑为佃户。由于那时候实行的还是私有制,所以我没听说元朝搞什么“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之类,但是就把拥有土地的农民变为没有土地的佃户这一点来说,元朝与我朝上世纪五十年代施行的政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点在于,元朝的佃农是在给王公贵族打工,我朝的佃农是在给国家打工,仅此而已。江浙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几十顷就是很大的数目了,而那时候与朝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权人物,动辄就拥有成百上千乃至于上万顷土地,使用的佃农达两三千户之多,可见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从《元史》中可以读到很多失地和被强拆的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史实,整个国家可以用“哀鸿四野”四个字来形容,为了节省篇幅,我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针对对此种历史现象,吴晗先生慨然指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看出元朝蒙汉地主阶级贪婪无厌的占有土地情况,大量的土地被高度集中的情况,佃户数目较过去历史时期大量增加的情况,也是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大量攫取社会财富一定会导致“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出现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财富都有一个固定的量级,就像一个筐里装着的窝头,三十个或者五十个,是有数的。现在有10个人围着筐子,打算惬意地享受一番,其中一个大汉却刁蛮地护住筐子,说:“你们谁也别动!这里的窝头都是我的,我给你们多少是多少!”按照这个家伙的本性,当然是把窝头全部独占了去,一个也不给别人,但是皇上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江山是朕的,我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把窝头都吃了,弄得很多人对我不满意?于是就对大汉说:“呔!你占大头还不行吗?快给他们分一点儿。”大汉很不高兴地拿出十来个窝头分给众人,然后气鼓鼓地把筐子搬回家去了。

  拿到一半个窝头的人知道自己斗不过壮汉,而且他们还知道皇上也斗不过他们,甚至有可能皇上与壮汉就是一伙儿的,只不过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罢了,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徒然地在心里一遍遍诅咒:“草泥马……我草泥马……”含着眼泪啃那半个窝头。爷爷啃,爸爸啃,到了儿子辈儿还在啃,世世代代饿得像鬼一样轻飘,于是儿子就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我还要让我的儿子再啃一辈子窝头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抄起菜刀就窜了出去,找那个大汉算账去了。

  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与所有王朝命运相伴的农民起义,也即吴晗先生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个情况的严重性,其实还不在于有多少民众到首都上访,也不在于多少人饿死,多少人由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有毒食品得癌症死掉,而在于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对社会财富的穷凶极恶掠夺所导致的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阻滞和失灵,换一句话说,国家政权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绑架下,合法性一步步丧失,“国家统治机器”的部件出现严重磨损,再也承担不起传送国家意志的动能了。从被统治者的角度说,“合法性丧失”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场景:一无所有的民众从自己的坎坷痛苦命运中逐步认识到,国家权力除了给我带来戮害和损伤之外一无所用,它存在还是不存在都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就危险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合法性丧失,都将从社会层面为社会变革拓展出难以预料的空间。

  元朝的“末年”真正到来了。

  

  (五)

  

  我们现在进入作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总体形态”第三点的“统治集团妄自尊大,无知而颟顸,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无理性镇压,从而在历史发展层面点燃了社会革命的导火索”的考察。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考察1587年的中国历史,这一年距离明朝灭亡(1644年)尚有57年,应该说他考察的不是“末年”之事,和我们的话题似乎没有什么对应,但是我很赞赏他切入历史的角度,即他所谓的“大历史观”:历史规律性在短时间内是无法看得出来的,必须把它放到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看得清,用黄先生的话说:“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说:“本书论述明朝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世界的机缘。”(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

  “元末”显示的也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然而如果你把那些具象的“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你就一定会感悟到,这些琐碎的历史细节所显示的总体趋向,正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历史大失败”,“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世界的机缘。”

  “元末”的确到了这样的时候。

  我常常说,社会是个有机体,如果一个社会有病,每一个细胞都会感觉到疼痛。元末上层政治如此大面积的腐烂变质,必然会向社会传导,导致出现反常的社会异象,吴晗先生描述了元朝覆亡前的这种异象——

  用人不问才力,只要得到皇帝欢心,就可以做大官,一无所长的人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丞相也非常之多。诸王贵族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门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帝师、国师,就可以得到皇帝的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地方贪官污吏的情况,元朝末年浙江人叶子奇做了典型的刻画,他说,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地方官对百姓的剥削太穷凶极恶了。元朝政府怕百姓反抗,造成民变,有时也派大员到各地方宣抚,企图缓和官民之间的矛盾。宣抚刚出京时,地方官吏大为震动,谁知到了地方以后,还是一样要钱,大收贿赂,和地方官“官官相护”起来了。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在村子边竖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老百姓再不造反,活不下去了。(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历史感有时候需要现实感来做佐证,反之,现实感有时候也需要历史感来做回映。面对吴晗先生的历史描述,我相信任何一个活在当下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身在其中的感觉,觉得那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政治腐烂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掠夺与民众生活的大面积困窘置放到14世纪的中国,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那段历史被人们称之为“末年”了,而“末年”最重要标识,或者说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社会掠夺导致民众生活困窘的最终历史结果,只能是激发起大面积的底层反抗,即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同样也是被历史和现实佐证了的。

  最初,反抗是零散的,往往只体现在生存层面。譬如,世代居住的房子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被朝廷雇佣的蒙面歹徒夷为平地,一个女子向朝廷讨要说法,朝廷不给说法,还扬言“再闹就把你狗日的抓起来”,结果这位性格刚烈的女子就把自己活活烧死在衙门跟前了,很多人说不值。在这很多人里面,就有一个叫朱元璋的家伙,看问题颇为深远:“敌人是谁,现在明白了,如要活命,就得改变这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当时他只是心里这样盘算,并没有把话说出来。也是,一个在寺庙里讨生活的行童,能有多大的胆量呢?

  然而信念是这样一种东西,只要它在一个人的心目中萌发,就一定会牢牢地扎下根来,并最终外化为行动。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后来用诗意语言回顾了当时的心境:“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朱元璋“御制皇陵碑”碑文)

  一个面对世事“心滚滚乎沸汤”的人,不大可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探询的目光向更高远的地方延伸,了解眼前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结果,这个因为家乡闹SARS而亲人几乎死光、为了活命不得不到皇觉寺当和尚的年轻人,利用云游四方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目睹了形形色色的群体性事件,形成了诸多同龄人不具备的社会洞见。

  朝廷妄自尊大,无知而颟顸,必然会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无理性镇压,从而在历史发展层面点燃社会革命的导火索。朱元璋的社会洞见之一,就是认为如果想活命,除了持续地用暴力反抗暴力之外,再也无路可走。我们当然不认为朱元璋具备了现代政治哲学意识,但是他对历史的直觉是准确的。

  美国政治哲学家库利曾经指出,如果为社会制定公平正义的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国家权力发生变异,那么,处在社会过程之中的个体的良心便无法形成,个体的违规行为也必将得不到惩罚,这往往是社会混乱开始的标志。

  依据库利的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贪官污吏的恶劣行为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一定是受到了群体的不良规范的支持,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他会良心发现,说“我不应该贪污,不应该掠夺,不应该奸淫幼女……”我们也不能期望他所属的那个群体会限制他的行为,这是因为,群体的性质决定了个体的性质,这两者是一种共生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在此种情况下,“对之进行谴责和惩罚的责任,就必须由更大的社会来承担,如果有可能,应该解散支持他们的不良群体。”(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人民再也不会把现存的制度看成是自然和合法的东西了,人民也一定会使用暴力来反对国家权力的暴力。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农民起义,都是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朱元璋所直觉到的也正是这个东西。

  我们前面已有交代,由于元朝是蒙古入侵中原建立起来的非汉族王朝,整个元朝时期,蒙古人、色目人都将汉人视为异己,这不仅体现在对国家领导人的遴选上着眼于正统和嫡传,更体现在最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命运之中,汉人上升的通道被完全堵死,汉人遭受的政治、经济、文化压迫也最为残酷,统治阶级往往利用军事力量压制汉人的诉求,而这也就意味着习惯性地使用国家暴力维护秩序,习惯性地使用国家暴力镇压反抗,其办法就是解除汉人武装,由朝廷分兵驻防各地,建立社甲联保制等等。

  据《元史》记载,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入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时,就曾下令收缴民间兵器,据说买一把菜刀都要实名制,老百姓连铁尺都不能放在家里,需要上交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只要发现有人私藏铁器,马上就会被逮捕,有的甚至会被处死。更有甚者,汉族军人出征时所用的兵器,打完了仗也要交给上级军官入库保管,即使是汉人将领也不得随便持有武器。各路、府、州、县抓捕盗贼使用的弓箭也被严格限制了数量,规定路10副,府7副,县5副。汉人之“不许”更是名目繁多:不许打猎,不许学习武艺,不许集众祠祷,不许祈赛神社,不许到集市买卖物品,不许学习蒙古、色目文字……总之,老百姓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被管制的物品。

  可以断言,元朝完全被蒙古人、色目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换一句话说,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对社会财富的掠夺,终于导致国家权力合法性丧失殆尽,在社会层面为社会变革制造了空间,从而走上了“末年”的不归路,其历史表现就是:一向沉默的群体开始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朝廷的暴力控制。

  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很难办了。

  

  (六)

  

  任何一个朝代的“末年”景象都必然体现为对思想的极度恐惧,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思想对于进入“末年”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极为危险的,因此,如何扑灭思想、限制思想的流动,往往会成为统治阶级殚精竭虑思谋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当代最危险的思想是自由、民主,是宪政意识,那么,古代农耕社会最危险的思想就是各种“邪教”教义了,因为这些教义往往具有一种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会导致民众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的出现,从而危及统治集团的统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宗教或者说思潮,散落在元末民间社会的主要是明教和弥勒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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