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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读史札记:一个王朝的末年镜像

更新时间:2013-07-11 14:37:52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通俗说法是:将犯人乱棍打死。武警军官迅速执行了命令,在运河码头划出一片戒严区域,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麻兄弟就被活活打死在了河滩上,这意味着党内“第N次路线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朝廷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把一次血腥的宫廷权斗描述为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斗争,而元朝老百姓也就真的以为除掉哈麻兄弟,自己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欢呼不已,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庆贺,就像过节一样,京城主要街道标语翻飞,红旗猎猎,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他们永远不知道,在这场事变中的真正得益者究竟何人。

  

  (三)

  

  在刑侦学中,有一个非常简单却经常被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案情推理方法,那就是:何人可以从案件中获利?获利往往是人作案的动机,获利者往往就是作案者。数千年以来从来看不透红墙深处刀光剑影的底层民众,正是用这种推理法来“直觉”隐秘的宫廷斗争,从而推断出谁是某一政治事件主角的,所以才有“若知朝廷事,需问乡里人”这样的话。果然,1356年4月,在与“哈麻反党集团”进行斗争中立下卓著功勋的搠思监被元顺帝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年又升任为总理,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一个叫太平(原名贺惟一)的汉人也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权力是这样一种东西,只要它脱离人民的视野在暗处运行,就一定是肮脏、贪婪、腐烂、凶暴的。虽然妥懽帖睦尔对搠思监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评价,然而搠思监一旦位高权重起来,“办事”能否真的让人“放心”,即使元顺帝心里也没有多大把握。元顺帝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来由的,这里面的确蕴含着某种秘密政治的机理:凡是占据权力高位的人,对下属和身边的任何人都会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警觉,生怕权力被削弱,更害怕权力被褫夺,因为那将导致家破人亡,即使是皇帝也概莫能外,当年刘少奇同志不就是这样丢掉性命的么?专制主义的秘密权斗之所以极为血腥,经常发生兄弟阋墙、子弑父、夫妻反目、父亲干掉儿子的事情,正是与这种残酷的秘密政治机理有关。

  矛盾首先在搠思监总理和太平副总理之间爆发了。最早只是私人龃龉,随后升级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权斗,结果第一个回合太平赢了:1358年,搠思监丢掉了总理职务,被委派到济南军区当司令员;汉人太平则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国务院总理,权倾大盛。

  正是所谓斗争正未有穷期,这次是妥懽帖睦尔家里出了情况。

  顺帝的二皇后奇氏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位戏子出身的皇后非常热心于政治,虽然元顺帝朝廷曾经规定其不许介入宫廷事务,然而天性不安分的她却不甘寂寞,屡屡利用特殊身份在政治台面上搅局。《元史》记载,1358年,奇氏背着顺帝,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个“纪要”满处散发,弄得顺帝很不爽,然而他对齐氏只是批评教育了几句,并没有仔细深究。妥懽帖睦尔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凡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就像性欲被催动的人那样,旁人是无法劝止的,他没有警觉到奇氏非同凡响的政治图谋,那就是与太子谋划,直接夺取皇位,迫使顺帝退位二线。

  这是一个复杂浩繁的政治工程,没有位高权重的人协助很难成功。奇氏找到了太平总理,公然对其做暗示和许诺。太平何等样人,难道看不出奇氏的算计么?他心里明镜一样清楚!然而在严酷的宫廷斗争中炼成精的太平在奇氏面前虚与委蛇,装得比傻子还傻,巧妙地回避了奇氏的招引,溜回了国务院,可以说此刻他心惊胆战,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皇太后和太子谨慎地研究新的态势。太子愤愤地说:“太平这狗东西比狐狸还狡猾!他已经知晓我们的意图,难以保证不向皇上汇报,必须想个办法把他治住。”奇氏安慰太子说:“儿子你甭着急上火,这件事我来处理。”奇氏马上把中纪委副书记买住召进宫,如此这般一番。政治有时候就是押宝,买住经过周密算计,决定参与配合奇氏和太子的篡党夺权阴谋,给皇帝写了一封长长的奏疏,说太平当总理以后,未经中央同意,在各大部委领导岗位大量任用汉人官员(整个元朝历史都是防备和排挤汉人的——陈行之注),尤其提到中书左丞成遵和参政赵中,说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很阴险,不能不防。多疑的妥懽帖睦尔本能地相信了买住的话,1359年,成遵和赵中被中纪委约谈,继而被“双规”,继而被逮捕,最后在秦城监狱“躲猫猫”死掉了。

  太平总理当然知道这都是冲自己来的,唯恐再干下去会招祸,就像中国历史上很多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一样,试图用隐忍的办法以退为进,于是以健康为由向顺帝请辞相位,打算回家颐养天年,等候时机。作为这件事的结果,1360年3月,元顺帝重新启用搠思监,接任太平的总理职务,这意味着太平与搠思监这两个你死我活的宿敌来了一个大翻转。

  这对失败者太平意味着什么,还用说吗?

  搠思监果然“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处心积虑谋取太平的性命,接连向元顺帝弹劾太平,说太平作为汉人高官,旧党繁多,且素有勾结,不能让这个家伙留在京城。元顺帝采纳了搠思监的建议,降旨将太平迁徙到西藏,这意味着太平颐养天年等候时机的打算彻底破灭,更意味着他悲剧性的结局提前到来。搠思监费尽心机的本意其实是谋取太平性命,当然不满意仅仅将其迁徙到西藏享清福了事,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当时,通往西藏的铁路还没有修筑,太平的行程缓慢,从成都出发进入西藏地界没多远,搠思监的密令就接踵而至,太平被迫自杀,成为宫廷权斗的又一个牺牲者。

  宫廷斗争还在继续,我们的述说到此为止。

  尽管我们可以将上述史实归拢到“元朝末年”,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离元朝覆亡其实还有十来年时间,后来宫廷内外还发生了很多事,因此很难说前面述说的事件直接导致了某种历史后果。然而历史有时候需要跳出来看,如果把这些事件放到历史过程中观察,你会发现它们作为一种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的确共同驱动了元朝走向末年之末,这也验证了我前面指出的,决定历史内容的是历史发展深处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隐藏在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总体形态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统治集团由于利益争夺产生的内部纷争,不是什么别的神秘莫测的东西,正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的集中体现,尽管我们说个人命运只是历史的表象,然而历史也正是通过一个个表象才显示出总体趋向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虽然秘密的宫廷斗争不是所有专制主义王朝覆灭的唯一原因,却也一定是极为重要的原因。这种斗争在任何一个王朝的末期都必然表现为国家意志在传导过程中被耗损,国家机器的动力机制受到阻滞,动能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逐渐损耗和消解,其结果只能是——国家失去国家,国家失去人民,国家成为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笔下描述的利维坦怪兽。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景象中,这头怪兽并不强悍,相反,它越来越颟顸,越来越虚弱,到最后甚至连自身的重量都承受不住了,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办法?!你也就只能徒然地等着它轰然倒地,徒然地等待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了。

  所有专制主义王朝都是在类似情况下陷入危机并最终导致覆亡的。

  

  (四)

  

  善良的人民免不了要发问:“这些国家领导人究竟是怎么了?难道他们掂量不来国家未来和个人利益的分量?难道他们真的无法在两者间进行取舍和分割?他们干嘛非要把国家弄死,结果把自己也弄死呢?”这样,我就要说到第二点了: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对社会财富的穷凶极恶掠夺,致使国家权力合法性丧失殆尽,从而在社会层面为社会变革制造了空间。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一说权力本性。

  权力和人一样,就它的天然属性来说是恶的。善恶之说尽管在人类不同文明时期都曾经作为思想史内容被广泛争论和探讨(在中国就有“性善论”、“性恶论”的争论,并且结出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精神之果),但是在人类精神史上它从来不仅仅是深奥的哲学命题,更是极为现实的与人的境况息息相关的生存命题。也正是作为人类的精神发展的杰出成果,权力恶和人性恶才成人类共识,人类才最终构想和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法律制度,来限制这种恶,才为人类挣得了每个人本当享有的利益和尊严。这里所谓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法律制度”,就是被我们很反感、很敌视,宣称“绝不”的“普世价值”。

  专制与民主的区分,简单说来就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本性是恶的。凡是认为权力本性是恶的地方,一定会形成限制权力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凡是认为权力本性是善的地方,一定会缺失相关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也不可能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反之,那里一定会到处飘扬着道德的旗帜(例如儒家思想),藉以营造国家温情,虚构国家恩典,从而掩饰权力之骄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飘扬着道德旗帜的地方,往往越是不道德,往往越是道德沦丧。历史常态是,失去监督的权力就像脱离束缚的野兽一样,无情地践踏每一寸大好河山,蹂躏每一颗柔弱的心灵,就像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共同经验到的那样。

  元朝末年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幅历史图景,统治集团的精神肌体完全腐烂了,烂到了骨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我们只需要指认一个事实就可以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麻,是一个非常善于媚上的小人,他看到顺帝妥懽帖睦尔喜欢女色,就偷偷把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来的僧人引进宫,教授皇帝名为“演揲儿”(汉语“大喜乐”)的房中术,诱导其沉湎于荒淫。更有甚者,在妥懽帖睦尔身边竟然出现了一个名为“倚纳”的极为腌臜的团伙,人数达到10名之多,像变态的鬣狗一样,专门在公卿贵族和百姓家中物色美女,然后把她们带进宫,呈奉给皇帝淫乐。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为了在人民中间制造神秘和恐怖,经常利用国家舆论把自己打扮成老天的儿子(天子),给人印象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甚至连人屎也不拉,岂知,正是这些身穿龙袍正襟危坐、开口闭口江山社稷、人民福祉的家伙,实乃衣冠禽兽,就品行来说连最地道的流氓也不如。史载,元顺帝玩儿得最疯狂的时候,竟然与亲信大臣在宫中“相与猥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传播淫邪之术的僧人成群结队出入于红墙之内,皇上则不顾君臣之别,在秘密场所大搞酒池肉林,像牲畜一样在一起乱交和群交,把威严的宫廷弄得淫荡不堪。

  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一个彼此无法切割的致密整体,一部分人群的存在状态,一定会在另一部分人群那里被显现或者被折射。国家权力腐烂,社会必然会腐烂,我们平时所喟叹的道德畸变、良知泯灭、人性扭曲,就其根源来说,实际上渊源于国家权力的变异而非其他,它首先会在掌握权力的官员群体中表现出来。有了这种判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我们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官员公开或不公开的包养二奶、骇人听闻的强奸、令人发指的摧残幼女了。毫无疑问,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一旦发生变异,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反动、最野蛮、最血腥、最堕落、最卑劣、最无耻的社会力量。我曾经断言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我现在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就此说来,什么“天上人间”,什么领导干部的不雅视频,什么“搞800到1000名良家妇女”的淫人计划,什么带幼女开房,真的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谁让你的国家权力变异了呢,哭去吧!!!

  统治集团的腐烂从来都是以对社会穷凶极恶的掠夺和财富聚积为前提的,这种掠夺和财富聚积并非仅仅是“末年”的事情,它从统治集团得到统治权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农耕社会最值得注意的掠夺和财富聚积,首先表现为通过国家权力强制导致特殊利益集团对土地资源的非法占有。尽管我朝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土地也极感兴趣,也把土地的掠夺作为聚积财富的手段(我看到一个数字,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从土地上攫取的财富达到40万亿之多),然而即便这样,我们现在的土地资源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毕竟不如农耕社会那么大,所以尽管不断有强拆事件发生,不断有走投无路的民众把自己烧死,有敢于公开反抗强占土地的人被用铲车碾死,仍然不能说我朝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掠夺主要体现为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其他诸如通过国家垄断在金融、电信、铁路、石化、交通、能源领域的侵占和饕餮更加触目惊心,只不过人们还没有切切实实看到真相而已。

  农耕社会对土地的占有,几乎就是对全部社会财富的占有,因此,它所造成的财富聚集程度和速度,远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蒙古灭金以后,权贵集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圈占大量土地作为牧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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