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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彪: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3-07-10 23:22:52
作者: 王彪  

  即分析自己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有无不当之处。由于在审理过程中,D法官曾将该案提交法院内部的院庭长进行讨论,符合法院内部的相关规定。故对承办法官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惩罚措施。由于C副院长的不当意见,该案才以诈骗罪定罪,但G副院长作为法院绩效考核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其本身属于考核主体而非考核对象,故也无法对其惩罚。但C法院的院长在对下一年工作进行安排时,对C院长的分工进行了调整,其不再主管刑庭。

  以上就是该案从进入法院审理到重审判决生效以及后来的责任追究的全部过程,该案较为典型地展示了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同时也体现了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过程,因为控制刑事裁判权的过程与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控制刑事裁判权的过程决定了刑事裁判是如何形成的,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则反映了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式。下文将以该案为例来分析法院内部是如何控制刑事裁判权的,并进一步分析其背后体现的逻辑以及其本身的控权效果。

  

  三、对刑事裁判权的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内部都有一套独特的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即对裁判过程有严格的流程监控以及对裁判结果有细密的考核指标,对裁判过程的流程监控可以称之为对刑事裁判权的过程控制,通过细密的考核指标对裁判结果的控制可以称之为对刑事裁判权的结果控制。

  (一)对刑事裁判权的过程控制

  对刑事裁判权的过程控制,主要是通过讨论案件、审批案件等方式实现的。通过讨论案件或者审批案件,对刑事裁判的过程进行监控,基本的方式有两种,即庭长审批案件和讨论决策案件。

  庭长审批案件是指对一些常规性的刑事案件,法官在撰写法律文书后将判决书稿提交庭长审批,庭长通过对法律文书的审查来监控刑事裁判过程。[14]一般而言,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在量刑幅度内量刑并判处监禁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则由法官直接写出裁判文书,庭长在判决书稿上签字即可,此时,庭长一般只审查量刑是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如发现量刑有畸轻畸重的情形,庭长一般会找承办法官了解情况,在没有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庭长就直接在裁判文书上对量刑进行平衡,一般是对刑期进行简单的增加或减少。庭长审批案件机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批评,[15]将其视为司法权行政化的例证,认为其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司法实践中庭长一般不会随意改动裁判结果,最多对其中的错别字进行校对。当然,庭长在签发裁判文书时是否改动裁判文书,与庭长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如有的庭长在签署裁判文书时非常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而有的庭长则只关注主要案件事实的认定与裁判结论有无明显的不当之处。

  讨论决策案件又可以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机制,另一种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就基层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机制而言,由于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的增多,如C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都在1万件以上,也由于法院承担功能的增多,如法院不仅要办理好诉讼案件,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同时,还由于对审委会功能认识的深入,实践中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审委会放权改革。[16]在审委会讨论的微乎其微的案件中,在上审委会之前基本上都经历过院庭长讨论并已定下处理问题的基调,此时,审委会讨论案件就仅具有”象征“意义,甚至成了”分担风险“、对判决结果”合法化包装“的手段。[17]因此,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就成了主要的案件集体决策机制。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的大量疑难、复杂案件是通过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解决的。该机制又可以具体化为两种类型,一是法院内部的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二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一般而言,在遇到需要讨论的案件时,基层法院内部首先进行讨论。在C法院,对拟决定逮捕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判处非监禁刑的、宣告无罪的、增加或减少指控情节的(如控方没有认定自首、立功,审理后拟认定的;控方认定自首、立功,审理后认为不应认定的等等)、变更罪名的以及”涉黑“、专项整治活动等政策性较强的案件要求承办法官必须提交院庭长讨论,承办法官也可以基于案情复杂等原因将案件提交院庭长讨论。在院庭长讨论案件时,承办法官首先汇报案情,然后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初步意见,一般情况下,院庭长会追问承办法官一些具体问题,然后庭长给出建议,最后分管副院长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般也就是承办法官应该遵循的结论。在遇到较为复杂的案件时,为了避免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对基层法院的考核造成不利影响,院庭长会联系上级法院的对口庭室,然后与承办法官一起去上级法院汇报讨论案件,程序与法院内部的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基本一致,首先由承办人汇报案情,并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然后院庭长会征求上级法院的庭长以及负责审理C法院上诉案件的法官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对需要讨论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提炼,并最终形成结论。当然,所有经过讨论的案件在作出书面判决前,庭长也需要对裁判文书进行签发,此时,主要审查的是裁判结果是否与讨论结果一致。

  (二)对刑事裁判权的结果控制

  通过对刑事裁判形成过程的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力滥用、预防司法腐败,但由于刑事裁判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的自由裁量权,[18]仅仅对刑事裁判形成过程进行控制还不足以杜绝权力的滥用与司法的腐败。同时,我国刑事诉讼对实质真实的强烈追求、民众对实体正义的迫切需要以及独特的被害人反应机制,使得我们必须对刑事裁判的结果进行控制。

  对刑事裁判的结果控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加强对法官的监督,确保办案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2月召开的全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实行错案追究制,一些法院响应此号召进行试点,199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将错案追究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确立下来。然而,由于错案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错案追究的不合理性,”错案追究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19]随后在司法实践中逐渐被淡化。目前对刑事裁判的结果控制主要通过上诉率、发改率(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案件数除以全部案件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撤率(附带民事部分通过调解和撤诉结案的案件数除以所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数)等细密的考核指标来实现对裁判结果的控制,[20]其中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是发改率,因为在制度设计者看来,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就意味着原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重大的瑕疵。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对刑事裁判权的结果控制具体分为两种,即上级法院对辖区基层法院的考核和基层法院对其内部法官的考核。上级法院对辖区基层法院进行考核后对考核对象给予一定的奖惩,如对辖区基层法院的审判质效(审判的质量和效率)进行排序,对名列前茅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如评选优秀基层法院,对排名在后者给予一定的惩罚,如通报批评、领导谈话等。上级法院下达的考核指标最终需要基层法院的一线法官来完成,因此,基层法院对其法官也进行一定的指标考核,考核的内容与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的考核大同小异。基层法院在对法官进行指标考核后,对本院法官也给予一定的奖惩,如年终奖金、评选评优、升迁或者岗位调整等。

  

  四、法院内部控权模式的制度逻辑与实践动因

  

  按照西方的法治理论,司法独立包括法院的整体独立和法官的个体独立,司法活动的独特性决定了亲历性是司法权的基本特征之一,所谓”司法权的亲历性就是要求法官在取舍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适用法律作出裁决之前,必须亲自经历庭审的全过程“。[21]如果按照西方的理论,我们便无法理解法院内部为控制刑事裁判权所采取的上述方法。那么,我们应该在怎样的宏观背景与具体制度语境下去理解法院内部控权模式呢?法院内部控权模式的产生有其现实必要性吗?制度参与者的实践动因又是什么?

  (一)法院内部控权模式的制度逻辑

  事实上,刑事审判的宏观背景和具体制度为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长期运行提供了可能,而司法腐败等因素的存在,则说明这种控权模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宏观背景上,需要对司法在我国的功能、司法独立的定位、司法管理的特征以及诉讼真实观作一番考察。首先是司法的功能。在我国,司法是参与社会治理的工具之一,有学者将法律的治理化称为中国法律的新传统,[22]司法机关不能就案办案,刑事审判必须为”中心工作“服务,[23]要求司法判决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此必须对裁判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刑事司法参与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也必须对裁判结果进行控制,以确保司法判决双重效果的实现。其次是司法独立的定位。关于司法独立的讨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断续地进行着,[24]然而,在中国,”司法是深深嵌在整个党政的运作机制之中的“,[25]因此,”在面对所谓的司法独立主张时,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出清醒的认识“。[26]司法独立在中国只能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在接受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的相对独立“。[27]另外,司法机关除了接受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外,还要接受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28]在这种”司法行为单位化“的语境下,[29]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向分管院长和上级法院汇报案情并讨论相关问题便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再次是司法管理的特征。我国司法管理呈现官僚化的特征,即”普通法官要接受庭长副庭长的领导,庭长副庭长要接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与此相关联的是”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30]具体表现为”审判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混同了;审判制度成了法院行政制度的附属;在一个法院内部也出现了事实上的审级制度,特别是在一些疑难、复杂和重大案件的审理上“。[31]因此,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可以通过法院内部组织结构的层级化、法官职位的等级化以及司法决策的集体化和集权化实现对司法裁判过程的控制。最后是独特的刑事诉讼真实观。[32]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诉讼应该也能够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刑事案件来说,其判决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供参考,即案件的客观真实,因此,事后对案件的结果进行审查从而实现对刑事裁判权的结果控制也就有了可能。

  在具体制度语境上,刑事诉讼制度的相关特征为这种控权模式提供了可能。首先是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是指,”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判决的基础“。[33]这种裁判模式体现在整个刑事审判程序中,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再审程序。在刑事诉讼的全部阶段,裁判的作出主要依赖承办法官对案卷笔录的研读,因此,院庭长、上级法院在听取承办法官汇报案情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决策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时,承办法官的功能主要是客观复述其所研读的案卷笔录。其次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注重证明的”外部性“而不注重”内省性“,”外部性“是指除一个证据外还要有其他证据,而”内省性“是指通过某一证据在事实裁判者心中留下的印象与影。向。[34]这种注重”外部性“的证明模式,重点关注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强调证据的数量,强调裁判者对证据的内心确信可以被反复检测,因此,院庭长、上级法院的案件讨论才有了可能,对案件的结果控制也才有了基础。最后是实践中运行的承办人负责制。在C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实行承办法官负责制,[35]承办人对自己审理的案件负责,一般来说,对于简单的案件,承办人有能力独立作出判决,但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重大案件,承办人独立办案不利于案情的交流,不利于从不同角度提出案件在办理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讨论案件时,主持讨论的院庭长一般都是资深法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抓住案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现实必要性来看,随着民众对司法功能的期待越来越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司法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领域之一。正因如此,司法领域发生的腐败案件也就有了放大的效果,从而导致民众对司法不信任并进而断言司法腐败广泛存在。[36]在大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法官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前提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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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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