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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林彪事件中的神秘汪东兴 

更新时间:2013-07-10 15:39:56
作者: 陈益南  

  

  (一)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中,发生了借“论天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而猛批张春桥的事件。这个事件,确是当时军队方面对文革激进派深为不满而蓄意发动、并得到很多地方老干部支持的一次进攻性较量。

  进攻的步骤,有如当时康生的几句恶评: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

  之中,吴法宪并没有造谣,但汪东兴则确是点了火。

  然而,此事的结局,倒下的不是张春桥,而是所谓林彪集团。

  陈伯达首当其冲,瞬间即被打入零册;军队高层的黄、吴、叶、李、邱,由此受到追究,被迫没完没了作捡讨。之中,黄永胜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位黄(克诚)总长一样,也是最后才上山,并没有介入前段会议,但他也成了受煎熬的对象。

  最后,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折戟沉沙,黄、吴、李、邱,则跟着全部陷入地狱。

  甚至,完全与“林彪集团”无关,仅仅是因在河北及保定文革高潮中,与陈伯达有些工作往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也被株连撤职关押。

  但是,积极参入批张春桥事件的“主犯”之一汪东兴,却竟然安然无恙。

  当毛泽东对陈伯达大发雷霆后,汪东兴仅先后作了二份几百个字的捡讨,居然便得以轻松解脱,并从此太平无事,而且日后还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

  这事,有些让人费解。

  连当时正参加庐山会议的王洪文,都深感奇怪。

  庐山会议后段的一天晚上,江青召见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上海帮人员。在召见中,王洪文当面向江青提出一个疑问:“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啊!”

  对此,当时江青即很轻描淡写的回答:“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向主席作了捡讨”。(徐景贤:《十年一梦》)

  江青一口一个“老汪”,充分显露了,当时的汪东兴仍与毛泽东存在着亲密关系。

  不过,照历代官场规律看,一个首脑人物,一般是不会容许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外边的人联系太密、更绝不会容忍其有任何背叛自己的行为。

  然而,在庐山会议中,作为毛泽东的贴身卫队长,汪东兴却居然敢大咧咧地与“林彪集团”成员密切往来,互通情报,并且与他们策划并发动了突袭张春桥的中央政治事件。

  事后,汪东兴却能够丝毫不被毛泽东追究,仍能继续安安稳稳做他的“大内总管”!

  曾让无数人丢官、掉脑袋的官场潜规则,似乎对汪东兴不起作用。

  有些文章说,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用旧人在身边,认为对旧人他了解些,平日用惯了汪东兴,所以,即便汪东兴卷入了“林彪集团”的活动,但只要汪事后坦白交待了,作了捡讨,便可以放过,继续使用。

  然而,毛泽东这方面的雅量,似乎没有什么历史事实能予以支持。

  相反,显现决绝无情之官场规则的情况,却不乏见。

  例如,毛泽东对他原来的秘书周小舟、陈伯达,就丝毫没有什么恋旧之说。

  众所周知,周小舟原本是毛泽东很赏识的才子。1959年庐山会议前段,毛泽东还在与周小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宽容周对大跃进的激烈批评,对他人传言周是什么“湖南集团”,很不以为然,反而笑说自己与小舟一样,也是“湖南集团”之人。但是,没有几天,当毛得知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在庐山上有往来后,便即刻变脸,毫不容情地将仅仅尚只是候补中委的周小舟,也打入反党集团。

  再说陈伯达,他长期是毛泽东的一支笔,还对毛有过一件天大功劳:在敌机轰炸解放区毛泽东住所时,陈伯达冒死营救了毛泽东;在文革的发动与初期,陈伯达更是毛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当他在得知陈伯达与林彪等人往来密切后,毛便勃然翻脸不认人了,竟然不顾历史,怒说与陈“几十年从来没有很好配合过”,借陈伯达编了论天才语录小册子等小事,就一巴掌将他从中央第四号地位,直接撵进了囹圄。

  因此,以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之前及之中的表现,以他与“林彪集团”往来密切的事实,若以“背主”之罪来衡量,汪东兴原本将有的结局,应是惨境难逃

  然而,汪东兴不仅没有因庐山会议上的作为而垮台,相反,他的政治地位还更加稳固:中共“九大”汪东兴尚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事件后的“十大”中,他却反而得以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度,显然也更为加重,包括将自己的许多个人私事都交给了汪处理。如毛泽东与其机要秘书张玉凤发生争吵,都是由汪东兴从中调解、劝说;甚至,连毛泽东身边的某位女青年上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的手续,也都是由汪东兴经手填表办理。(沈容:《红色记忆》)

  历史已表明,毛泽东既容不得身边的人“背叛”他,也常对他人长久记仇而不肯释怀(长征时林彪等人举荐彭德怀欲取代毛泽东出来全权指挥军事一事,毛认为是彭的主意,结果从会理会议起,此后二十多年间,毛都将此事数次端出来,指责彭德怀),但是,他为何却又能毫不计较汪东兴与“林彪集团”的往来及汪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而且,事后还让汪东兴升官晋级呢?

  

  (二)

  

  现在看来,此事极有一种可能:即汪东兴与“林彪集团”的密切往来,确是在执行某种任务。

  从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中,似能看到这种可能的某些蛛丝马迹:

  据邱会作说,汪东兴与林彪集团人员突然往来密切,是在1968年杨成武倒台之后开始的。在“九大”之后,汪则更是主动向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靠拢,往办事组打电话,经常与他们一起聊天、“吹牛皮”“侃大山”,并不时向他们透露一些毛泽东对有关事情的指示。而且,还常向黄、吴、李、邱谈论毛泽东与江青的私事,极力宣传毛泽东与江青“完全是两回事”。(《邱会作回忆录》P727)

  特别是“九大”开幕前,汪东兴病了,黄、吴、李、邱去医院看他。汪则因毛泽东、江青都没有来看他,竟然是又哭又骂,说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要我了”,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很大不敬,以获得黄、吴、李、邱的同情。(《邱会作回忆录》P616)

  在那个年代居然敢私下谈论毛泽东的私生活、“生活作风”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连邱会作这样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此类个人阴私,当时听了都很吃惊,且在过了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都不敢详说。

  然而,汪东兴那时就敢肆无忌惮对人说道。

  凭什么,他有这个胆?

  当时,由于汪东兴的积极靠拢,林彪、叶群及黄永胜等人便完全视汪东兴为他们圈子内的人了。以至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之际,当25日下午林彪去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时,原本在家的叶群,特地还追赶上林彪的座车,提醒林彪,“如果今天有什么麻烦,一定要保汪东兴”。(《邱会作回忆录》P709)

  民间有所谓“被他人卖了,却还帮着他人数钱”的戏谑之说,想不到贵为副统帅的夫人,也演绎了一回这个凄惨的笑话。

  “林彪集团”临到翻车之际,都还认为汪东兴是他们圈子里的干将。而毛泽东则在林彪事件后,为汪加官晋级,增加了对汪东兴的信任,直到毛自己去世。

  这真是汪东兴两面派角色的戏,演得出色吗?

  但是,敢拿毛泽东的信息,去换取“林彪集团”的好感,真要演好这戏,恐怕比在百米高空上走钢索的难度还要大。难道处世精明的汪东兴,会生出这等天大风险之买卖的想法?他真有这个能耐?

  

  (三)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后的某些情况,似也有些不合常理、耐人寻味之迹象。

  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出面止住矛头指向张春桥的会议浪潮后。第二天,即26日下午,按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康生、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与汪东兴开会理清前段会议情况。会上,康生指着汪东兴说:“你汪东兴所在的华北组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了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担,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在华北组起哄!”

  汪东兴却没有看康生,没有吭声,也没有低头折服的样子。(《邱会作回忆录》P711)

  康生说汪东兴“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担”,看来是因为庐山上的反张春桥舆论大潮,对他也曾有过很大的压力,此时,他便拿汪在前段的表现一事出出气。

  然而,汪东兴对康生气势汹汹的指责,却毫不在乎。

  显然,如没有某种底气,汪东兴不可能这样潇洒。

  庐山会议风云突然逆转后,汪东兴做过二次书面捡讨。

  但汪东兴这二次捡讨的出台,除了是作为态度转折的桥梁,使汪能对前段的“点火”行为,向中央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做出一个面子上的交代外,则可能还有其他特别意义。

  第一次捡讨,是在8月27日。捡讨说“我(汪东兴)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

  仅仅一些套话,但毛泽东看过后,就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于是,汪东兴的检讨书,立即经周恩来批阅修改后印发给与会人员了。

  而在此前一天,汪东兴对康生的指责还无动于衷,而第二天却又立即写出捡讨,沉痛认错。

  这是什么意思?

  汪东兴当时仍天天守在毛泽东身边,如果真要认错,或者说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他,那么在25日下午中央常委扩大会后,汪就应该会作捡讨了,而不会在26日周恩来召集的会上,还显出根本不理会康生指责的无畏神情。

  看来,是因为26日、27日二天周恩来召集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根本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认为是行使正常的党员发言权利,而在抗争。

  于是,汪东兴的捡讨便出来了,并印发中央全会。

  随即,第二天即28日,周恩来就直接点名,要吴法宪写捡讨。当时,吴、李、邱等人尚不明就里,还在抱怨抵触。但汪东兴的捡讨,使周恩来督促吴法宪有了理由,因而,吴法宪不得不随汪之后,于28日,被迫也交出了捡讨。

  虽然,吴法宪的捡讨,只说是自己对林彪讲话的理解出了偏差,是自己个人犯了错误,既没谈陈伯达,也没涉及他人。但是,有了汪、吴的捡讨,无疑,就是对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们有了标示:前段会议中批张春桥,是性质错了。

  江东兴的第二次捡讨,是在9月15日,随同毛泽东从庐山下山,抵达武昌东湖宾馆住下后写的。汪在这次捡讨中,重点是“揭批”陈伯达,说自己上了陈的当、被陈伯达利用欺骗了。

  对汪东兴的第二份捡讨,毛泽东立即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批示:“政治局传阅。”、“此件(即汪的捡讨书)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毛泽东这个批示的用语,释放了二个信号。一方面表明,汪东兴仍是他值得信任的人;二则是为庐山会议上曾发动批张春桥的“林彪集团”人员,树了一个捡讨即可从宽的样榜。

  当时,虽然毛泽东将庐山会议风势扭转了,并将陈伯达拉出来,作为打击目标,做了警示“猴子”们的“鸡”。但是,“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除吴法宪一人稍稍作了个浅浅的捡讨外,其他人却仍都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甚至,就是林彪本人,也不认为吴法宪有什么错误,顶多只是说“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

  “鸡”给杀了,但“猴子”们似乎并不在乎。

  现在能看到资料表明,显然,当时毛泽东整陈伯达的初衷,要的就是使黄、吴、叶、李、邱几员干将能被震慑、认错的效果,从而让黄、吴、李、邱四人以后不敢与林彪走得太近。

  可是,直到庐山会议9月6日结束,毛泽东的这一目标却仍未能实现。

  最后,毛泽东只好对庐山之事留下一个尾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邱会作回忆录》P723)

  这样,汪东兴的第二次捡讨,应时出台了。

  在北京的周恩来,立即找黄、吴、李、邱等人谈话,传达了汪的捡讨与毛的批示,而且很明确的对他们说:“汪东兴做了二次捡讨,这很好。你们几个也应该做出捡讨。”“虽然主席说是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捡讨,但实际上主席是希望看到你们的捡讨。”(《邱会作回忆录》P733)

  虽然,即便这样,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仍不认为自己需要写捡讨。但是,缺口还是被打开了。因有汪东兴作捡讨就被“解放”的先例,9月底、与10月初,吴法宪、叶群便率先分别向毛泽东送交了他们的捡讨书,希望由此而也被解放。

  不料,半个月后,吴法宪、叶群的捡讨,根本没能获得汪东兴的待遇,换来的却是毛泽东一大段劈头盖脸的严厉批语:“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几百个中央委员……”从而,不仅给庐山会议鼓动批张春桥的行为正式定了性(发难、欺骗),并且将黄、吴、叶、李、邱等人,从此得以在政治上全数定到了被告席上。

  有所谓“引蛇出洞”之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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