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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意义

更新时间:2013-07-09 14:49:13
作者: 李友梅  

  也无助于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因此,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里所提到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不仅涉及培育社会组织,而且涉及社会组织成长的制度支持环境、能力提升环境、功能培育环境,乃至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与自我完善的社会责任,因而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策创新。

  

  整体规划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社会体制既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复杂系统(表现为其有独立的价值、要素、运作逻辑和制度载体),又与其他相关体制互为犄角。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还在加剧,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仍处于动态演变之中,远不像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早已进入比较常态的稳定期。中国的社会体制目前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总体架构,而其改革却逢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加快进程的阶段。这样复杂的历史时空条件意味着影响社会体制改革的“变量”众多,且诸“变量”间常有交互影响(比如“公共性增长”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就存在复杂的因果影响链条)。从组织学的角度看,系统工程意义上的改革会要求其设计者必须挑战“头疼医头”的线性思维方式,不仅要会战略谋划,而且还要善于战术应对。总之,需要在制订改革方案和实施改革方案时具有前瞻性、整体性和可操作性等一系列能力。

  如何有效地推进当前的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系统工程。但由于本文在这里详加讨论的准备还不充分,我们只能先结合已有的初期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一些重要条件上提出粗略的不成熟的设想。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规划者而言,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设定这个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可预期合理目标。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对公共产品的配置原则、标准预期会有不一致或变化不定的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关注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背景下,社会权利日益彰显并可能快速达成的跨文化共识;同时,我们还需要重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以及我国现代国家建设所处阶段对社会体制改革的复杂诉求,等等。只有在权衡这些方面的基础上,改革规划者才可能从宏观上对社会体制改革的可预期合理目标作出整体性的判断,因而才能把握如何引导社会成员对此形成比较稳定的期待的方向。

  此外,社会体制改革的整体战略规划和有效实施需要借助相对集中的决策、执行体系。相关的经验研究告诉我们,系统性的改革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并需要及时协调不同子系统间的各种关系。通常,信息处理和关系协调的执行者都必须借助中枢控制系统。回顾过往的经济体制改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诸多关键领域之所以可以比较顺利地“摸着石头过河”,这不仅取决于改革策略的得当,也依赖于相对集中的决策、执行系统所提供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持(比如1982年建立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破冰前行出谋划策,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撑)。今天,我们需要加快推动的社会体制改革,其所涉及的领域实际横跨了政府若干主要业务部门(如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而且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以及部分市场部门有紧密联系。然而,纵观整个中国政府体系,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缺乏可以实质性跨领域开展协调和组织工作的机构设置。为了避免政府相关部门在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中“各自为战”,我们认为有必要为当前的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一种“大部制”的探索。

  

  注释:

  ①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来看,国内关于“社会体制”最早的研究文献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当时的讨论大多仍停留于宏观的哲学思辨层面。进入2005年以后,关于社会体制的讨论开始进入高峰期,这阶段的研究文献有近200篇之多。

  ②比如,一些研究从“社会管理体制”的角度上来讨论社会体制,一些研究则在科教文卫社会事业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体制改革的脉动,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在“国家vs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把社会体制看作是社会自我组织的制度安排。由于讨论的范畴和层次不一,基本上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积累。

  ③在社会学家那里,“卒十会”的价值取向通常是公平正义。如涂尔干曾明确指出,“社会也有引以为荣的地方,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最伟大,最富庶,而是因为它们最公平,组织得最好,具有最合理的道德结构”。

  ④王绍光在《开放性、分配冲突和社会保障》中曾就此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全体城镇居民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但到2003年,随着医疗改革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只有一小半城镇居民被社会性医疗保险所覆盖。

  ⑤有研究指出,即便在更高治理层级中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的案例,公众参与通常也局限在少数环节的部分参与,且参与方式单一,主要以满意度测评或社会评价为主,公众参与的总体影响力较为有限。详见周志忍.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我国的时间历程与前景.中国行政管理,2008(1)。

  ⑥据民政部统计,到2009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达到了431069个,比2005年增长35%。

  

  参考文献:

  [1][4][5]Marshall,T.H.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in T.H. Marshall, Tom Bottomore. CiL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2]陈鹏.公民权社会学的先声——读T.H.马歇尔《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社会学研究,2008(4).

  [3]拉尔夫·达仁道夫著,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8]转引自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16).

  [9]何增科,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转型(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3).

  [10]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学术月刊,2012(7).

  [11]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4).

  [12]王瑞华,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和面临的难题及其成因.城市问题,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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