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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超 吴晓忠:关于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对策研究———兼议破解“黄宗羲怪圈”的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13-07-09 09:23:05
作者: 张志超   吴晓忠  

  通过特定方式转移富裕社会成员的财富(收入),属于存量调整;而为此目的,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经济增长,为广大穷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属于增量调整。二者之间存在正向或负向的相互加强的关系。如果政府能够同时妥善处理好这两种收入调整(分配)关系,其相互作用就会使社会经济、国民生活长期处于稳定、和谐的发展状态;反之则相反。实践说明,政府应该存量调整,通过合适的存量调整刺激社会财富增长,进而为增量调整创造必要条件。两种社会收入调节方式具有相互补偿的作用———存量调整具有雪中送炭功能,而增量调整有助于发挥锦上添花的功能,交替使用之,可以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目标。

  政府在实施增量调整的政策时要兼顾存量调整的措施主要有:第一,在不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在保护所有人的合法财富(收入)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剥离、没收任何社会成员的非法财富(收入),尤其是贪官污吏的腐败所得。十八大后,政府对社会上严重腐败现象、为富不仁现象的惩治力度有所加大,即是一个很好的征兆。第二,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确保财政支农资金规范合理地使用于农村收入分配政策中。第三、逐步推进房产税,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开征,从调整存量分配入手减少资本或财富分布不均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杠杆效应。财产税的征收面不宜过宽,起征点要高一些并实行累进税率,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征管体制和严格的财产评估制度使财产税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五)处理好“富民”、“课税”与“国用”的关系

  孟子认为,薄赋敛既能富民,又有利于发展生产;而多税、重税,则适得其反。他讲过:“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他更指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的需求管理理论无非就是某些古代思想家观念的扩展:普遍降低税负,使国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商品价格下降,提高国民的有效需求;国民有效需求的持续提高,对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繁荣社会经济等大有裨益。至于“薄赋敛”政策是否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减少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规模,或降低公共物品的质量?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薄赋敛”政策导致社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起到了不断扩大税基的作用,而不断扩大的税基抵消了税率下降对财政总收入扩大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财政开支的方式,或者通过设法不断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方式,来补偿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对此,墨子曾经讲过:“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夷。”(《墨子·节用上》)不言而喻,这里提到的,减少财政浪费就等于增加政府收入的观点,对我国各级政府官员如何妥善处理好“富民”、“课税”与“国用”三者关系,尤其具有极高的启示意义。

  目前,我国政府正积极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其不仅仅针对宏观税负过重问题,还兼顾“发展生产”和“保障民生”的平衡。首先,从我国宏观税负及相关标准来看,2011年中国全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为35.96%,而按照世界银行相关标准,我国最佳宏观税负为25%左右。税负水平过高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严重影响我国的发展生产。因此,我国高水平宏观税负降到最佳水平存在很大减税空间。其次,结构性减税有利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随着我国消费转型升级,大量生活必需品价格过高让居民面临着更大压力。而调整相应的税率对于缓解居民压力是一个重要措施,如通过减免农副产品各种税费,让利于民。另外在当前经济形势严峻时期,可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措施来减轻企业负担(如小微企业减负等)。最后,在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时,还要让政府节约开支,这样减税才有更大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节约不该大量支出的开支,如社会上诟病已久的“三公”开支等;减少那些既不公平又超出我们现阶段发展水平的民生工程、惠民项目,做到雪中送炭的钱要尽量花,锦上添花的钱则要注意节制,这于国、于民、于政府都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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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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