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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超 吴晓忠:关于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对策研究———兼议破解“黄宗羲怪圈”的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13-07-09 09:23:05
作者: 张志超   吴晓忠  

  主要源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特别像我国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国家,行政垄断性企业、行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强势地位,自然能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对政府施加较大影响,而制定有利于它们的“游戏规则”。对此,经济学家华生先生在接受《冰点周刊》记着采访时讲道:“现在的各类富豪榜上,地产商独占最大的份额。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则是坐山吃山的老板最风光。社会不可再生的土地、矿藏这些垄断性资源成为少数人暴富的资本,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制度安排的最大失衡。”正是因为资本所有者(资源占有者)能够凭借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攫取生产成果及其增长收益,才会出现分配领域中社会收入向资本倾斜,劳动者收入与贡献逆向偏离的情况。尤其是在当前各级政府介入不力,各类工会组织维权乏力的情况下,这种“资强劳弱”的分配关系现象正在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再分配中存在政府—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

  收入再分配是指,在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之后,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身份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形式参与的国民收入分配过程。因此,处理好社会收入再分配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和维护社会财富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按照经济学理论,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国也不例外。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计算得出:2000年政府收入所占比例为19.5%,居民占67.5%,企业占13%,到2009年政府收入所占比例为21.2%,居民占60.5%,企业占18.3%,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有向政府方面倾斜的态势。不过,参照国际发展经验,在大多数国家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其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面的比例一般都成逐步缩小趋势,而在我国则有背于这种趋势。这种有背于一般发展规律的现象可能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危害———先是直接削弱居民消费的正常增长,进而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政府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在我国,造成政府—国民收入比例失衡问题最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110740亿元,比上年增长11.2%。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已经从1995年最低的10.7%上升到2011年的21.9%。二是我国“间接税密集型”的税制结构呈“累退”状况。以2011年为例,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加总占税收总收入的65%。由于这些税的转嫁性,消费者不论其收入的高低,同样的购买支出要支付同样的税款。因此,整体税制呈现明显的“累退”特征。尽管个人所得税属于累进税,但其所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极小(2011年仅为6.75%),故而在尚未开征个人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直接税情况下,单靠个人所得税根本无法抵消整体税制的“累退”程度,难以发挥社会财富(收入)之存量调整、增量调整的作用。三是政府以公共福利等形式返还给国民的某些财政支出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如果比较(居民的)社会保障缴款和(政府的)社会保险支付状况,就会发现自2000年以来,政府对居民所做的社保福利支出,一直低于居民的社会保险缴款,且二者差距尚有不断扩大趋势。如此种种现象客观上说明,在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没有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成为获益者,反而成为受损者。

  (四)片面追求增量调整的社会财富(收入)再分配政策

  政府通常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对社会财富(收入)的再分配:一是政策目标着眼于对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俗称“存量调整”,具体实施方式从最为激进的“打土豪分田地”,到较为温和的累进制“遗产税”,再到颇受欢迎的政府“退税”、“税收赦免”,如此等等,多种多样。二是政策目标着眼于对未来新增社会财富(收入)的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即试图通过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方式对未来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施加特定影响,俗称“增量调整”,具体实施方式如我国“十二五”规划等文件中提及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两种调整方式对于某些已经取得大量既得利益的强势利益集团而言,前者明显具有“拿”的色彩,而后者具有“让”的色彩。因此,以“增量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财富(收入)再分配政策往往比“存量调整”政策较为容易推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之所以侧重于、甚至(单纯)依赖于通过“增量调整”方式来优化社会财富(收入)分配格局,主要也是出于上述考虑。

  然而,片面追求“增量调整”的分配政策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以“增量调整”型再分配政策,对优化社会财富(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不仅奏效慢(效果差),而且还缺乏“雪中送炭”的功能,也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状态一时半时难以扭转,导致民怨四起,仇富仇官。为了平息国民的怨言、愤怒,政府只好不断地给国民“画饼”———描绘未来发展蓝图,幸福前景(如15年赶上英国,21世纪超过美国,2050年实现中等发达目标等等),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为了忽悠国民而已。如此产生的不良后果有二:一是政府不能及时兑现自己的承诺而使其公信力丧失,二是使一代代国民相继遇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结局。其次,单纯的“增量调整”型再分配政策,还可能导致隐性存量财富逆向转移问题。最近几年,大多数居民手中的主要金融资产,即储蓄存款,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升值,而是有所贬值。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制定的某些储蓄政策没有考虑受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而应该进行指数化调整,实际上相当于征收了一笔通货膨胀税。所以国家政策不根据实际调整而做的单纯增量调整,极度影响存量财富的逆向变化,导致存量财富的逆向变化。

  

  四、关于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几点理论和政策思考

  

  政府努力优化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关系格局,是我国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摆脱“黄宗羲怪圈”影响的重要路径,这不仅要求政府有能力制定、调整、改革有关的“游戏规则”,而且也有足够的手段去落实合意的社会分配政策。

  (一)明智的、强而有力的政府组织至关重要

  美国学者大卫·兰德斯在其《各国的财富与贫困》一书中,对明智、强而有力的政府之基本特征,做了如下精辟描述:该政府不仅能够听进不同声音,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而且是诚实的(尽量避免提供寻租机会的),高效的、温和的、不贪婪的政府。具体来说,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明智的、强而有力的政府会谨慎地选择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而将大都分社会经济活动交由市场力量和市场过程完成;同时,它能够在诸如政治压力、制度约束影响下,尽量做出有利于改善本国国民福利,有益于其他国家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且能够有效地避免陷入政策困境。

  那么,仅就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而言,政府的行动原则应该是怎样的。这里不妨考虑一下凯恩斯的思路。针对市场经济本身决定的社会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有欠公平合理问题,凯恩斯认为这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人们心理的原因。在后一种原因上,人类自身存在的许多危险性格在不能正常宣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残暴行为的产生,如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等等。对此,凯恩斯以为,政府应该负起管理人性的责任。所谓管理人性,就是希望政府既要承认“发财的动机”与“私有财产制度”为人类有价值活动产生的基础,又要使人们的“发财游戏”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与性质中得以进行。由此看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合理地界定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财产之占有、使用、收益取得范围,是政府有效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的基础行动。如果政府不承认私有财产制度的现实意义,或者虽然承认但却不采取相应的行动,便为少数人利用权势、权力、暴力去剥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财产、劳动成果创造了现实条件。前面提到的“华生先生之问”,其实就是社会产权制度安排失衡问题。

  (二)政府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坚持“社会公平”原则

  所谓“社会公平”,作为人类普适价值之最重要内容之一。从政治学角度讲,“社会公平”体现了各参与主体的权利平等;从经济学角度讲,“社会公平”体现了经济增长、资源配置、保护环境等方面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从伦理学角度讲,“社会公平”体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必须符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目标。

  即使人们不甚了解“社会公平”的复杂含义,但其在社会发展过程里所能发挥的“功利性”作用,则相对容易理解。早在2600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讲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度制篇》中,准确地阐释了上述孔子思想观念的“功利性”。他说:“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据此可认为,孔子所谓的“均”,绝无“平均化”的含义。他所强调的“患不均”,乃指公共利益分配悬殊之患。他所提倡的“均”,对于我国政府在制定社会收入分配政策而言,至少有如下重要启示:必须遏制富人,特别是统治者、当权者们对物质财富的疯狂欲望和行为,因其产生的“骄”,与其进而导致的“忧”,均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只有首先排除“骄”这个不安定因素,才有可能使社会处于和谐发展状态。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对富人阶层、权势阶层片面追求财富而不顾社会公平的行为加以有效遏制,这既有助于防止发生的社会财富(收入)分配悬殊问题,而其本身也是“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

  (三)通过改革产权制度优化社会收入分配关系

  大概有三类原因导致了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资本—劳动”收入分配比例不合理问题:一是现实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协调不力,造成劳动者收入水平增长过慢。二是公有产权制度安排上存在着诸多漏洞,导致公有的自然资源、国有资产以及其资本化的收益,事实上并未归全民共同享有,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变成了少数私人的巨额财富。三是公有产权制度下形成的大量行政性垄断企业,通过垄断价格方式,将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垄断利润。

  因此,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仅仅从“收入”着手,仍然属于治标之策,而只有积极涉及产权制度改革,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因此,改革、调整产权关系,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实现产权结构多样化,乃当务之急。具体来说,以下几点改革内容是不可回避的:(1)通过私有化、民营化途径,减少国有企业数量,这既有助于削弱行政垄断企业对市场经济的扭曲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助于平衡劳资关系以使劳动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提高工资议价能力。(2)改革私人经济市场准入制度和准入的市场范围,努力通过引入竞争方式衰减行政垄断组织的力量。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最大限度地助于防止垄断势力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二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相关生产要素能够按照其贡献程度得到相关的收益。(3)在平衡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特别是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土地私有化问题也是值得考虑的。如果目前尚不具备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至少也要考虑土地增值部分的合理分配问题。

  (四)兼顾收入分配的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

  战国时期的商鞅曾经讲到:“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商君书·说民》)。这是商鞅提出的旨在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两种政策:(1)“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其政策要点在于积极创造条件,甚至不惜采取“强迫”手段,让穷人、低收入者增加劳动供给,以实现增加个人收入的目标。(2)“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其政策要点在于通过各种激励方式,甚至不惜采取“以征代罚”手段,让富人、权贵等自愿地把个人财产奉献出来,以便政府用于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商鞅认为推行“富者贫,贫者富”政策,不仅可以调节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增加国家收入,而且能够保障国民经济长期稳定与发展,做到“仓廪虽满,不偷于农。”

  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分配方面,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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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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