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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刘建义:网络反腐的限度及其优化

更新时间:2013-07-08 12:46:43
作者: 陈潭 (进入专栏)   刘建义  

  而且,网络反腐是技术创新刺激下的一次成功“偷袭”,是政府官员付出轻视代价之后的慎重对待,依托“奢侈品反腐”、“二奶反腐”的网络反腐是否还能生存下去?

  (四) 反腐适用性较差

  不可否认,体制反腐的步履维艰提供了网络反腐的机遇与平台,但从两者的覆盖面来讲,后者不能否定前者在整个反腐倡廉体制中的主导地位。据 《第 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统计,当前我国的网民规模为5.64 亿,但普及率只有 42.1%,即有将近60%的居民因不懂电脑和网络、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当地无法连接互联网、年龄太大等原因而无法接触或无法使用互联网络,也就剥夺了他们通过互联网络发布腐败线索、参与网络反腐的机会。另一方面,网民及网络基础设施分布的不均衡加剧了这种局限性。在现有的网民当中,城镇、农村网民之比为2.6∶1,青少年网民占将近 80%,学生网民占到 1/4以上,网络普及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呈现东高西低的降序排列,其中,普及率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云南之间相差 2.5倍,基础设施建设总量排名前三位与后三位总和之比相差 40 倍以上,网站总数更是相差了 80倍。对于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反腐而言,网线、网站、网页分布的不均无疑从硬件上将大部分平民大众抛到了“月球的背面”,从而使得网络反腐在农村、中西部等网络不发达地区和底层、老人群体中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网络反腐实际上靠的是“人海战术”,数量众多的网民群体在提供线索、制造舆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规模效应,因而,一旦缺乏足够多的网民支撑,网络反腐将“名存实亡”。另一方面,网络反腐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流动,腐败的线索从网民流向媒体,又从媒体流向政府,但在“数字鸿沟”的影响下,信息分配与消费的不均衡加剧了社会不公的现实。美国学者皮帕·诺里斯指出,作为一种包含全球性、社会性、民主性典型特征的现象,社会鸿沟涉及到“每个国家中信息富足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民主鸿沟则指“那些使用和不使用数字资源去从事、动员或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差别”[11]。作为现代社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信息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的范畴,波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被网络所“抛弃”的平民大众无法通过网络表达利益、曝光腐败行为、监督政府行政、参与公共事务;而拥有和掌握电脑技术的政府官员、政治精英等则通过这条鸿沟掩饰贪污腐败问题,两者间的不对等强化了网络反腐的地域性与群体性,抑制了这种创新性工具的应用与普及。

  

  网络反腐的优化

  

  就宏观视角而言,网络反腐是直接民主在虚拟公共空间的再现,现实“藩篱”在网络世界的坍塌,拉近了政府与社会、官员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畅通了官员自上而下问“政”于民和公众自下而上问“事”于政的渠道,网络公共空间的构建与网络社区、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及电子政务的普及,网络在变身“沙场”的同时,网络反腐亦成为民主操练的现实注脚。因此,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政府需要从宏观上对网络反腐进行引导和治理,既要将其当做社会管理创新与变革的机遇,也要看到网络带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挑战。

  从中观层面来看,底层群体在话语表达方面的失声和利益表达方面的弱势,缘起于多元利益驱使下的群众力量分散,缺乏利益组织“靠山”的弱势群体,无法在与政府、企业的利益博弈中取得平衡甚至获胜。利益诉求表达缺失和宏观政策对底层群体利益的忽视,使被抛弃的底层只能蹉跎于历史的边缘。在现实社会中,限于利益表达渠道的缺乏和不畅,受制于精英群体对公共话语权的垄断,底层无法在抵抗政府或党政领导干部的侵犯行为之后还能“全身而退”。因此,网络反腐是草根“仇官”、“仇富”情绪的一次大规模释放,网络以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分散的反腐能量聚集在一起,通过网络动员、网络社群、BBS论坛等将“原子化”的个人“揉”成团,虚拟组织的出现撑起了公众维护利益、权利,追求公平、正义,抵制压迫、侵犯的强大“靠山”。

  对微观个体而言,降低了成本的参与渠道,是个人权利的一次强烈释放,也是草根民主在虚拟空间的一次热身与演练。针对网络提供的良好平台,网络反腐不仅是政府对群体民意的积极回应和群众路线的社会实践,更是网民个体积累参政议政经验,培育公民理性的绝佳“试验场”。民主是公共行政的终究价值追求,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公民及其之上的公民社会则是民主实现的重要基础,只有权利意识、批判意识、理性意识、道德意识俱佳的公民才能担负起政治民主建设的重任,才能保证公平、正义、平等目标的实现,也才能确保民主健康、可持续运转。

  然而,说到底,网络反腐只是配角,网络、媒体终究无法取代人大、纪委、检察、审计等权力实体在行政、党纪、司法、经济监督中的主导地位:网络能够发现、鉴别表面的腐败,却不能定位、找出隐藏的“越轨”;网络能够曝光线索,却不能保证被“看上”;同样,网络能通过舆论压力迫使问题官员下台,却不能阻止他们“带病”复出和提拔。没有“问题”官员的高调炫富,没有纪检部门的主动回应和适时介入,网络反腐何以可能?杨达才的工资直到最后都没有公开。因此,虚拟能量再强大,只有“接地气”才能推动反腐的进程,实现反腐的目标。提升网络反腐的有效性必须做到:

  第一,培育公民文化,建构公民社会。网民作为反腐线索的提供者和网络舆论的制造者,对网络反腐效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但网民言论的情绪化和人肉搜索的扩大化容易导致“网络暴力”的发生,是对网络反腐形象的玷污和功能的削弱。因此,要通过积极落实免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继续教育项目,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降低青少年辍学率,保障残障人群受教育权利,鼓励老年人终身学习,提升社会整体知识文化水平,营造良好的公民文化氛围,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网络反腐,积累公共参与的经验和技能,养成理性表达的习惯,准备成为一位合格的公民。要鼓励和发展

  NGO、NPO 等社会组织,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治理,承担起社会自治的重任,从而搭建起公民社会的骨架。

  第二,加强法制建设,为网络反腐“正名”。网络反腐之所以撑到现在,并且愈演愈烈,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及党政领导干部对其的支持与鼓励。但归根结底,没有法律的规范与认可,网络反腐始终是游离于正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外的“编外人员”,缺乏权威性、稳定性和认同度。腐败“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问题的最终落点,依旧是基于建设民主政治背景之下的法治诉求。[12]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快有关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制定,从法律的高度奠定网络反腐的合法地位,肯定网络反腐的正当性,特别是从全国层面对网络反腐在反腐倡廉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定位。另一方面,要对网络反腐的主体、程序、言论、方式、方法等进行全方位界定,并着重就“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举报人权益保障做出具体规定,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让有功者得到应有的保障。

  第三,推进传统反腐体制、机制改革,实现网络反腐与实体反腐的有机契合。对于互联网的治理,需要将互联网纳入到宏大的社会大系统的整体运行之中,实现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稳定。[13]网络反腐只能提高表层腐败的发现几率,却无法威胁到深层腐败和监督“一把手”权力,因此,需要重塑传统反腐的体制、机制,实现两者间的有机结合。传统反腐体制、机制改革要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的原则,实现新兴技术与传统目标之间的有机结合,深入推进反腐倡廉上网工程,有效调节网络反腐与其他反腐手段之间的关系。要积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快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建立健全和完善党政“一把手”监督体制,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政府决策“上网”实现反腐倡廉的公开化、透明化。要建立网络反腐的绩效考核机制,实现网络反腐与工资福利、奖惩荣辱、晋职升迁挂钩,增加政府官员对网络反腐的重视程度。

  第四,提升政府官员的执网能力,积极主动回应网络反腐。网络反腐标志着新兴技术在社会事务管理中的应用与普及,也标志着群众路线的落实进入信息化时代。因此,为了克服“网络恐惧症”下的“鸵鸟政策”,一方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需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网络反腐知识、技能培训,提升他们对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网络舆论监督、人肉搜索等现象的认识和看法。另一方面,要建立和普及网络发言人制度,将网络作为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方面,以网络的方式和逻辑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再者,对待网络民意宜“疏”不宜“堵”,要通过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协作,把握和引导网络舆情的走向,并邀请网民代表实地参与热点事件的处置过程,实现与网民的友好合作、互动。

  第五,增加财政投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反腐的基础和载体在于互联网络的普及与网民规模的扩张,但正如上文所述,当前我国网络普及率不足及网络资源分配不均等抑制了网络反腐的适用性。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推行“上网工程”,通过铺设网线、增加网络站点、实施电脑下乡工程、政府上网工程等形式、手段,扩张互联网络的覆盖面,为网络反腐的普及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

  总之,只有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化变革与建设,建立健全和完善“网上举报、网下查处、网上公布”的网络反腐体制、机制,培育良好的社会清廉环境,建立起现代化的公民社会,实现传统目标与新兴科技的完美契合,才能实现网络反腐的健康、有效、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笃初、卢先福.党的建设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213.

  [2] 王四新.表达自由:媒体与互联网———以美国为例.国际新闻界,2007 (5) .

  [3][10]李尚旗.从民间到政府:网络反腐的路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0 (3) .

  [4] 杨月辉.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新特点.学习时报,2012.11.5.

  [5] 中纪委今年收到 5 万件网上举报.新京报,2011.12.3.

  [6]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1) .

  [7]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27.

  [8] 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7.

  [9] 陈尧.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学术月刊,2011 (6) .

  [11] 曹湘荣.解读数字鸿沟———技术殖民与社会分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8.

  [12] 杨耕身.“网络反腐”:愈神话愈虚拟.东方早报,2009.12.25.

  [13] 曾润喜、徐晓琳.社会变迁中的互联网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1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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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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