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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革命

更新时间:2013-07-05 21:17:46
作者: 陈子明 (进入专栏)  

  

  一、教育系统的双重功能

  

  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诸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传统教育功不可没。截止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受崇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圣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育思想;他所传授的“六艺”,是很全面的通才教育。

  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

  首先,教育系统是目的性活动的场所。它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教育和培养,使其掌握生活技能以及社会规范,完成人的社会化和文化的再生产。中国传统教育普及层次的目的,是能写会算同时又忠君报国的良民百姓;提高层次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选拔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

  其次,教育系统又是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动的中心。根据哈贝玛斯的理论,人们的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具有不同的但又是缺一不可的价值。有文化的(书院或私塾)教师是民间(仪礼、公益、民事调解等)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是社区的舆论领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校就是国人对国事进行批评监督的场所。汉代和宋代的太学,明代的书社,均在教育活动中隐含某种政治交往的功能。

  当欧洲中世纪后期普遍建立大学和文艺复兴运动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在世界上落后。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奋起直追。1860年之后的九十年,教育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和火车头,是现代化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

  对教育内容、目标和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心的“西学”取代了“中学”在教育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军国民教育取代了“忠君报国”,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新民);大中小学堂取代了书院和私塾。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都要以教育现代化为前提,使得后者的作用大大提升。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建了一大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科举废除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由与立法院、行政院平行的考试院主持文官、法官、外交官的资格考试。国立大学创立后,随即便开始了从大学校长、教授向部会首长级政务官的流动。

  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学校具有监督和评议政府的特权,学校师生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结社等项自由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尊崇与呵护,以至毛泽东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以乡学为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枢纽。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后,明确规定乡镇中心学校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校长和教师得依法兼任乡镇政府中的职务。国民党虽然想要党化教育,但遇到教育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顽强抵制,一直没有完全如愿。

  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四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在“文革”高潮时,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后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也就是说,文科大学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还在未定之天。这些政治运动使最优秀的人才惨遭摧残或者从教育系统中流失,使中国教育大伤元气。一方面,教育领域从现代化的先行军变成了拖后腿的,不能够为各方面建设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当90年代前期中国各种市场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性活动和功能几乎全面萎缩,沦落为听命于权力的一种简单工具,仍以北京大学为例,从一代巨匠陈独秀、胡适、鲁迅到俯首帖耳的“梁效”的演变就足以说明一切。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成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在采取了恢复高考等一些“复旧”措施后,教育界领导人一直以十七年“红线”自居,不管其他领域的改革如何风起云涌,始终稳坐钓鱼台,“我自岿然不动”。近两年来,改革的风气刚刚吹进了教育界这一过去的禁区。但是,如果认识到教育失误的长期性和严重程度,只搞一点小修小补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二、经济升级与政治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许多中国人喜欢拿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比较,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不错,由于中国比印度的土地改革搞得彻底,比印度更早破除对计划统制的迷思,比印度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引资,中国近年来年经济发展的总成绩好于印度。但是,如果拿教育来比较,中国人就很难有自豪感。不论是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是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和高等学历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中国都比不上印度。现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考虑到近年来印度在计算机软件方面取得比中国更加骄人的成绩,不能不对中国今后能否在经济发展上继续领先打个问号。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经过几十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再过一二十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由于长期的失误,中国在教育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甚至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只有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在人均指标上赶超发达国家。

  三四十年前,中国依靠留美留欧留苏归国的专家学者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使国人感到无比振奋。现在,中国自己培养的专家学者却制造不出象样的潜水艇、驱逐舰、战斗机,不得不再次大规模地向俄国进口军事装备。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人数既少,质量更差。培养不出第一流的科技人才,这只能表明教育的失败。

  1949年前后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自愿回国效力,而现在却有几十万留学生滞留海外,无意回桑梓服务。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高校简直成了国外著名高校研究生院的预备班。尖子人才留不住,回不来,与半个世纪前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接受教育最多的人反而缺乏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归根结底,还是教育尤其是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败。

  十多年前,国人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美国人对本国基础教育批评甚多,对东亚国家的基础教育则赞赏有加,那时还可以有一丝安慰:即便高等教育比不上你,基础教育总算不比你差。现在出国的人多了,对于国外的真实情况更加了解,就连这点自我安慰也无法保留了。就算中国孩子在幼儿园学的算术就足以应付美国小学一二年级的算术课,就算中国小学生多位数乘除法的演算能力为美国同龄人望尘莫及,那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难道有计算器不用非要笔算才叫聪明吗?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二年级小学生可以独立做“研究”项目,从图书馆借阅十几本相关图书后,分几个小标题写出好几页纸的“论文”;初一学生可以在独立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老鼠有决策能力吗?》、《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这样非常专业化的研究报告;令中国的大学本科生都会感到汗颜。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没问题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从中小学到大学培养的都是“贝多芬”(会背就能多得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当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螺丝钉”,难以经受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激烈竞争的考验。中国至今制造不出自己品牌的高级轿车和干线民航客机,既是因为缺少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师、工程师,也是因为缺少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的合格技术工人。

  比较古今中外的教育,不仅要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而且要评判其公平程度。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及“映雪囊萤”这一类的典故,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相当的公平性。美国教育的公平性,获得了权利法案以及教育贷款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保障,以至出现了所谓的“逆向种族主义”(譬如考试成绩差的黑人可以比考试成绩好的白人优先录取、录用、提升等)。但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正却渗透到教育系统的血液中,成为见怪不怪的常规。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其他省份要低上百分,北京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其他省份考生多好几倍;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内,市区的中专录取分数线也比郊区和辖县低几十分,城市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农村考生多好几倍。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而个别成员地位的升降循环则有利于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受教育机会本身的不平等,则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贫穷凝固化,从而造成社会紧张,危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

  举世公认,日本是非欧美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得以实现现代化,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有效率的政府则需要一支精干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来推动,而这支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半数以上成员均来自东京大学。所以归根结底,是以东京大学为最高代表的日本教育系统为日本的行政和政治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回过头来看中国,与日本的东京大学地位相当的北京大学五十年来为政府提供了多少人才呢?十分可惜,这所大学历年培养的优秀人才不是右派分子就是“5.16分子”,不是进入监狱就是亡命天涯。这如果不是中国文科和法政教育彻底破产的标志,就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体制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征服。

  

  三、民间社会与公共舆论匮乏的重要根源

  

  把现代性片面理解为“合理化”,把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国内外学界对此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掌控下,中国教育系统中却弥漫着一种工具性的理念,甚至从人文教育扩散到科技教育。“教育为……服务”的宗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教育只能是贯彻党和政府意图的一种工具。经过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教育格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狭小范围内的工艺操作。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已经在握,又有苏联老大哥在各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学校师生——全社会最活跃的一部分精英只须改造思想,破除杂念,学会当“驯服工具”就可以了。校内外的自由交往、对话和碰撞,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创新与传播的策源地,教育系统以往这些交往性的活动和功能,已不被“新社会”所需要。既然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推动者,全能主义架构中的“单位”成为一切社会合法组织的母体,教育系统作为各种民间组织枢纽和公共舆论重镇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合时宜了。这种功能的衰竭,对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如果不是“反右派”和“拔白旗”运动彻底清除了教育系统中一切敢于讲真话的人,“大跃进”时期种种“放卫星”的闹剧便是不可想象的。

  长期以来,乡村教师都被视为社区的舆论领袖,与社会恶势力抗衡的清流。当年中共地下党在乡村中发展组织,首先找的也是这些人。但是,昔日读书人很少出身于赤贫的农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的子女。经过土改、镇反、肃反、四清以及“文革”中的贫下中农“上、管、改”,乡村学校和教师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作为农村现代化传播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不再被看重,监督与批评村社干部更是不被允许。从过去一些苏联和日本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公派教师在农村可以成为地方权势的抗衡者;而根据现行中国教育体制,农村小学基本上都是村办小学,教师一度多为“民办教师”,他们的饭碗掌握在村社干部手中,巴结都来不及,监督抗衡又从何谈起。国家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极度短缺,农村教育机构和教师的弱质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滞后的重要根源。

  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欧美大学中流行的同学会,则是现代社会许多民间组织的源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但在1949年以后,大学中这种极其可贵的交往传统却迅速泯灭了。北京大学的牌子、房子乃至某些遗老遗少尚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精神”已难觅踪迹。除了在诸如“拔白旗”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局有组织地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批判教师和干部,学校当局总是警惕地防范一切学生自办的墙报、油印刊物和讲座,更不允许自发组织的存在,甚至连同乡聚会和互相帮助的松散团体也在取缔之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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