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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中华:论丢失枪支不报罪的认定

更新时间:2013-07-05 21:06:31
作者: 肖中华  

  无法报告,就不能判断为“不报告”或“不及时报告”。比如,警察在执行公务期间被绑匪绑架,枪支也被抢,由于警察被绑架后数天失去人身自由,待其被释放后才有机会向所在公安机关报告,但枪支已被人使用,造成了严重后果。此种情况下,不能认为警察没有及时报告,尽管在其报告后严重后果已经发生,但其不承担丢失枪支不报罪的责任(如果执行公务时存在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自己人绑枪丢的,应当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第三,在存在多种报告方式的时候,是否采取了最为快捷的信息传达方式,将丢失枪支的情况报告到有关部门或个人。比如行为人本可以用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话(有网络信号,也有充足电量)拨打电话报告,却前往公用电话亭使用公用电话报告,或者寻找网吧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报告,而待其正使用公用电话或者电子邮件报告时,恰巧被盗枪支被人使用造成伤亡结果。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就是“不及时报告”并造成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不及时报告”的“不及时”,是指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在明知枪支丢失后,在具备客观条件时,没有以最为快捷的方式将枪支丢失的情况予以报告。总之,报告“及时”还是“不及时”,不能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枪支丢失的事实,也不能不考虑报告的客观条件(包括时间和可能的手段)。司法实践中应当坚持行为人“应最大限度履行枪支丢失报告义务,以防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基本立场,综合分析予以判断。那种片面强调在数小时、一天之内报告的观点,是不符合立法目的的。因为有时行为人明知枪支丢失后的一天之内可能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报告;有时行为人在明知丢失枪支后几分钟内就有条件报告。下面举出两个实例以更详细地说明。

  例1:被告人高峰,某检察院副检察长。由于工作需要依法配备一支六四式手枪,但其经常将该枪锁在家中的保险箱里,从未担心过丢失。1997年11月30日晚,高峰发现手枪已不在保险箱中,看看不像有被盗的痕迹,便叫来17岁的儿子高某盘问。高某承认自己拿走了枪支,卸下子弹后将枪拿到学校炫耀;但枪已被几个高年级同学强行借去“玩”了,现在不确定在谁手里。高峰一方面认为如果将丢失的事报告单位,对自己、儿子都没有好处,另一方面却认为枪已卸下子弹,在几个高中生手里也不会出什么大事,找回来就是了,于是没有报告。次日,高峰与儿子高某私下查找一天但没有找回枪支。当日晚9时左右,一名高中生王某(19岁)持枪抢劫被群众当场抓获。经查,王某所持无子弹的六四式手枪正是高峰配备的枪支。[16]在此案中,高峰发现自己枪支被儿子拿走后的当晚,就应当立即向单位报告,但因害怕承担责任而没有报告,属于“不及时报告”。

  例2:被告人陈前,黑龙江佳木斯市某派出所副所长。2002年11月6日深夜,陈前酒后与自己相好了6年的佳木斯供电局微机员白晓燕在佳木斯农垦大厦宾馆810房间幽会,次日早上在单位开完早会之后,发现自己所配枪支丢失,回想起应该是3小时前离开宾馆时遗忘在宾馆,待赶回农垦大厦宾馆,发现白晓燕披头散发坐在床上。陈前在原处取回警枪后,发现弹夹上的子弹少了几颗。白晓燕解释说“拿去玩了”,而实际上是陈前离开宾馆后,白晓燕即拿枪回家,在与其丈夫尹某争执之下,用警枪杀死了尹某,之后返回宾馆,制造从未离开宾馆的假象。[17]在此案中,陈前在单位开完早会之后即发现枪支丢失,便应当立即向单位报告,但是,其直到赶回宾馆得知白晓燕杀死丈夫后都没有报告,当然也属于“不及时报告”。不过,在此案中,当陈前发现自己枪支遗忘在宾馆时,白晓燕的杀人行为已经完成,是否符合“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要件,涉及“不及时报告”与“造成严重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对此,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

  2.报告的对象和形式。关于行为人丢失枪支后报告的对象,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本罪主体的范围,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确定。

  根据《枪支管理法》第4条的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的枪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枪支管理工作。上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监督下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枪支管理工作”。《枪支管理法》第25条规定,“配备、配置枪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三)枪支被盗、被抢或者丢失的,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可见,从法律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是公务用枪的法定管理机关,任何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无论是否公安机关人员,在丢失枪支后均应向公安机关及时(立即)报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罪的主体“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范围非常之广。根据《枪支管理法》第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和担负案件侦查任务的检察人员,海关的缉私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第1款);“国家重要的军工、金融、仓储、科研等单位的专职守护、押运人员在执行守护、押运任务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第2款);“配备公务用枪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第3款)。公安部2002年8月28日公布的《公务用枪配备办法》第l条根据《枪支管理法》确定的公务用枪的配备机关和人员的范围,以及“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的配备原则,对公务用枪的配备范围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依照上述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不仅包括人民警察,还包括检察官、海关缉私人员和军工、金融、重要仓储等系统的专职守护、押运人员;其中人民警察除了在公安机关履行职责的警察外,还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18]可见,他们所在的单位部门不一,岗位多样,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丢失公务用枪的行为人来说,不能将报告的对象完全限于公安机关。行为人在丢失枪支后,也可以向岗位所在单位、有关部门及负责人及时报告,比如丢失枪支的检察官向自己所在的单位领导检察长报告;机要交通站的保卫人员丢失枪支后向保卫处及处领导及时报告等等,都应是适当行为。这种行为也可以视为通过有关单位、部门或相关个人向公安机关报告。不过,考虑到报告的“及时”性要求,如果行为人直接向有关公安机关报告能够最为快捷,则应向该公安机关报告。如果行为人一时找不到有关公安机关的联系方式(当然,一般来说,拨打110电话联系不存在问题)或者通讯不畅,可以选择包括向本单位及其负责人报告在内的、最为快捷的其他方式。至于接受报告的公安机关有无级别和地域限制,有关枪支管理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从法律要求丢失枪支者予以及时报告的宗旨主要在于确保公共安全这一点出发,接受报告的公安机关应当主要是指枪支丢失地的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当然也不排除行为人单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特别是行为人对于枪支丢失地点不明确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所在地更没有必要严格限制;行为人应当向枪支可能流失的所有地方的公安机关报告。

  关于行为人丢失枪支后报告的形式问题,笔者认为不应有所限制,既可以口头报告,也可以通过电话、发送短信或微信的方式报告,在书面、书信报告最为快捷时(如行为人被歹徒绑架,没有电话等通讯工具,只能趁机向外传递书信),也可以是书面、书信报告。当然,任何形式的报告,仍应符合上文所述的“及时”性。

  

  三、“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地位及“不及时报告”与“造成严重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

  

  《刑法》第129条明文将“造成严重后果”规定在丢失枪支不报罪的罪状中,但是,“造成严重后果”在该罪的犯罪构成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它是不是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构成要件或者构成要件要素?对此刑法学界存在激烈争论。

  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就“造成严重后果”的基本内涵进行分析。面对丢失枪支不报罪的刑法规范,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对于丢失公务用枪、不及时报告这种情况,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属于“造成严重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是值得刑罚处罚又符合丢失枪支后情状特征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8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条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1)丢失的枪支被他人使用造成人员轻伤以上伤亡事故的;(2)丢失的枪支被他人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3)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笔者认为,结合枪支丢失后可能造成的后果、产生的影响,立足于刑法目的,所谓“造成严重后果”,主要包括以下情形:丢失的枪支落入他人手中、被他人利用,用于实施故意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或者枪支落入恐怖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其他犯罪集团;枪支丢失后被无知者把玩(如被幼童拾得后把玩)或者因其他原因(如掉在路上被人踩中走火伤人)造成伤亡事故;枪支丢失后耽误了公务活动,致使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造成严重后果”在丢失枪支不报罪的犯罪构成中是什么要素?刑法理论界多数人认为是客观要件的内容,或者说是作为客观要件的危害结果。[19]有的学者虽然也主张“造成严重后果”是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法定危害结果、构成要件,但同时又认为,由于这一要素不像刑法中其他以危害结果作为客观要件的犯罪那样,需要行为人具有认识与希望或放任态度,其作用相当于大陆法系国家客观的可罚条件(只是与刑罚权的发动有关,而与故意没有关系),因而“造成严重后果”实际上是超出故意内容的客观要素,与其称之为客观构成要件,不如将其叫作“客观的超过要素”;这样一来,也就避免了一方面称之为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又难以解释其为何不为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之间的矛盾。[20]有的学者则认为,“造成严重后果”在丢失枪支不报罪中不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而属于客观的处罚条件。行为人对其没有控制力也没有故意或者过失,但是应当负责,承担的是“严格责任”。[21]

  笔者认为,“造成严重后果”属于丢失枪支不报罪成立必不可少的客观构成要素,是一种结果要素。主张这一要素属于所谓客观的处罚条件或者“客观的超过要素”,是不恰当的。这种主张在理论上不符合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逻辑,在实践中容易不当地扩大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成立范围。具体理由如下:

  1.从刑法的规范内容分析。既然《刑法》第129条的罪状被明文规定为“丢失枪支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而非仅仅是“丢失枪支不报告的”,那就表明按照刑法的规定,成立该罪不仅仅要具备“丢失枪支”的事实前提和“不报告”的不作为行为,还要求有实际的“严重后果”发生。换言之,如果没有“严重后果”出现,就不能成立丢失枪支不报罪。这足以说明“造成严重后果”作为一种客观结果在决定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中所起的构成要件要素作用。

  2.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及其逻辑要求出发。在我国不存在、也不应存在所谓的“客观的处罚条件”。众所周知,德日刑法理论一般采取“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责任”的犯罪论体系,据此,一个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要依次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责任的评价;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不一定违法,如果阻却违法(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责任”的评价;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可能因为缺乏责任(如年龄幼小、精神障碍、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犯罪。可见,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同,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并非“犯罪成立条件”的同义词,而只是评价犯罪成立的一个因素而已(早期的理论甚至认为它只是一个中性五色、客观记述的犯罪外在轮廓或类型),在“构成要件”之外还存在评价犯罪成立的要素(违法性和责任)。所谓客观处罚条件,是指和犯罪成立无关,仅仅与行为人是否受罚有关的客观事实。一般认为,这种事实不能还原为犯罪成立条件,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政策性事由,换言之。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和是否成立犯罪无关,只是和是否对行为人予以刑罚处罚有关的事实。[22]在德日刑法理论框架内,也有学者认为犯罪成立有第四条件,包括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但无论如何,“客观的处罚条件不属于构成要件,所以故意和过失都与它无关,重要的是它存在或者不存在。行为人是否对客观的处罚条件发生认识的错误,在法律上是不重要的”;“客观的处罚条件虽然是可罚性的实质前提,但是,既不属于不法要件也不属于责任要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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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第201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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