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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效俭:见证中国七十年

更新时间:2013-07-03 20:25:43
作者: 余东晖  

  

  他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成都,在中国兵荒马乱时离开上海回到美国。28年后作为美国外交官回到中国,后来官至美国驻华大使。退休12年来几乎每年去中国5、6趟,为促进美中关系而奔走。他就是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一位77岁的“中国通”,见证了中国从内战到封闭,由开放到崛起的70年变迁。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的芮效俭,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我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虽年逾古稀,但满头银发的芮效俭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我们的聊天从他在中国的4段生活和工作经历开始。

  

  童年记忆日军轰炸

  

  1935年6月16日,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芮陶庵是美国传教士,任教于金陵大学。出生后芮效俭与父母回美休假,3岁时回到中国。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而芮效俭则随同父母迁往金陵大学设在成都华西大学的校园,在那里度过了7年少儿时光。

  芮效俭说,儿时的第一记忆是,日本人经常来轰炸成都,炸弹爆炸的地点离大学校园很近,他们家所住的房子有时候会受波及而损坏,有时候要半夜爬起来躲到防空洞里。

  成都的夏天很热,父亲经常带着全家去峨眉山或雅安的佛教寺院避暑。芮效俭依然记得,那时候是坐卡车去,过河没有桥,卡车带了一堆木板,过河时要把木板卸下,搭起临时浮桥,过桥后收起木板继续前行。住在寺庙里,经常能看见和尚念经拜佛,香雾缭绕,给他留下有趣的童年记忆。

  1942年美国空军来到成都,建起军事基地,以实施对日本的远程轰炸。那时候美军还没有夜间作战飞机,日本人继续经常趁夜间轰炸,目标是美军基地,但白天有美军战机阻击,就不敢来了。

  1945年,父母带着芮效俭离开中国,乘美军螺旋桨飞机飞越中缅边境的高山区到印度,在印度呆了两个月后,搭船经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在日本人投降前两周回到纽约。

  

  少年见证中国内战

  

  1948年,芮效俭全家回到中国,他的哥哥在上海美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里上学,他则与父母一起住在南京。此时解放军已经兵临苏北,偶尔会打炮。没过几个月,南京的美国学校关张了,芮效俭搭乘美国军舰沿长江东下,去上海与长兄会合。其间军舰遭遇炮火受损,在长江上抛锚好几天。到上海后没人接,13岁的芮效俭就自己找一辆三轮车,穿过整个上海城。芮效俭还记得,到目的地后,他拿出1个金圆券,因为金圆券在那个时候相对于法币太值钱了,车夫居然找不开。

  1949年4月,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在上海的芮效俭兄弟俩与在南京的父母一度失去联络。美国的亲戚让芮效俭兄弟赶快回美,但他们希望继续留下来。5月份,上海战役打响,正在期末考试的芮效俭面对兵荒马乱,非但不害怕,还经常晚上跑到屋顶去看炮弹划过夜空的“美景”。有一次炮弹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爆炸,芮效俭还跑出去看热闹。眼看着国民党军队撤离,几天以后解放军就攻占了上海。

  在上海等待了一个月后,芮效俭兄弟回到南京,与父母团聚。那时候正值中国政权更替,没人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上海的美国人学校也关张了,他们只好在南京继续学习课程。就这样又持续了一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一切都改变了。芮效俭说,共产党掌权之初,美国人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当的对待,不同的是,美国人以往受到的特殊优待没了。买东西要跟别人一样排队,不过芮效俭的父母说,这才是正常的。

  共产党执政后,美国在南京的使馆无法正常运作,后来就撤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在大陆已经无法呆下去了,其父母在南京滞留了8个月,但芮效俭兄弟马上被送回美国。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旅行文件,从南京一路颠簸到上海再到广东,自己扛着行李过罗湖桥,到香港新界,再从香港搭船,于1950年7月底回到了美国。

  从此美中断绝来往,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基本隔绝。芮效俭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毕业后考入美国国务院,任情报分析员。后来芮效俭前往台北进修中文一年,1959年在美国驻泰国使馆工作,1962年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了5个月后被调往台北,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工作两年。

  

  参与美中建交谈判

  

  28年后,当芮效俭重返中国大陆,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时,他已经是苏联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了。

  成立于1973年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当时很小,职员不多,不享有外交使馆待遇,只能与中国外交部美国处打交道。芮效俭1978年6月份抵达北京的前一个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刚访问过中国,双方同意开始建交的秘密谈判。而芮效俭因为在美国国务院任远东司中蒙处任副处长时参与过美方立场的起草,熟悉情况,被任命为联络处副主任,就是要他协助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进行从1978年7月5日开始的美中建交秘密谈判。

  芮效俭说:“当时联络处里的人不知道我们要进行秘密谈判,我们一方面与中国外长黄华谈,一方面通过特殊的渠道与华盛顿沟通,当时华盛顿只有6个人知道美中正在进行建交的秘密谈判。”

  1978年11月,正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方等待中方做立场回应时,中方告知主谈代表黄华病了,由副外长韩念龙取代。芮效俭说,当时美方不知道黄华是否真病了,抑或是找个借口故意降格?于是跟华府沟通,最后决定还是继续谈。韩念龙通知美方,中方愿意结束会谈,达成建交协议,而邓小平要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时间待定。

  一直等到12月,还没见中方安排会见日程。正与太太一起在桂林休假的芮效俭呆不住了,临时取消休假,赶回北京待命,又不能告诉太太为什么要临时取消休假。直到12月12日和13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芮效俭见了4、5次面,12月15日,美中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芮效俭说:“那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建交密谈难点:对台军售

  

  从1978年7月5日到12月15日,美中双方在北京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进行了5个多月的秘密谈判,谈判最大的难点是对台军售问题。芮效俭说,当时卡特总统已经决定,要与中华民国断交,关闭在台北的大使馆,从台湾撤出军队,停止共同防卫协定,但那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那样华盛顿给人感觉是抛弃台湾,将之送给大陆,这在美国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卡特认为继续军售很重要,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

  芮效俭回忆,美中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会谈,美方用非常谨慎的外交语言告诉中方,美国会继续对台军售。但到了最后一刻,华盛顿担心北京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于是指示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去见邓小平,清楚地阐述了美国的这个意图。当时邓小平非常生气,对美方最后一刻提出这样的问题很不满意,会谈的气氛变得紧张激烈。

  此时美中建交的其它问题都已解决,包括建交公报都基本起草好了。邓小平问伍德科克:对台军售对中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时并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指示的伍德科克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回应:美方认识到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如果完全停止对台军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卡特总统就无法在美国国内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虽然美方同意不会每年都出售,但完全终止是不可能的。在伍德科克看来,美中双方有外交关系,比没有外交关系更能较好地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芮效俭说,当时伍德科克将其个人的评估坦率地告诉邓小平,邓小平沉思片刻,只说了一个字:“好”。就这样,美中两国同意建交,但对台军售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虽然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交,但美国在台北的大使馆需要两个月时间处理善后事宜,因此在北京的大使馆到3月1日才正式开馆,并举行了仪式。随后美国在台协会成立,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芮效俭说,中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美中关系在建交之初马上就遭遇危机,但他认为,当时美国需要“台湾关系法”,因为美台之间不再有外交条约,美国不再将台湾视为国家,需要有合法的途径在美国国内法之下,继续进行与台湾的文化、教育、商业往来,继续实施以往签署的十多个相关协议,寻找法律基础就显得有必要。其中有些元素在北京看来侵犯了中国主权,因此双边关系遭遇了一些困难。

  

  邓小平受邀访美小插曲

  

  芮效俭透露,当时邀请邓小平访美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为当时还是华国锋还是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当时的官方身份是副总理。虽然美方知道邓小平是实际的一号角色,但在外交上如果指名道姓地邀请邓小平访美会有敏感性,于是美方的邀请只是说邀请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访美,但邓小平立即回应说:他接受邀请。芮效俭笑称:“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但这必须由中方自己来决定。”

  定下邓小平访美之后,美中建交的1979年1月1日,首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伍德科克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与其他几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前来参加。此时双方面临着非常紧迫的议程,就是在邓小平1月29日访美之前要完成美中之间的领事协议、文化交流协议、科技合作协议的谈判。

  当时负责领事协议与科技合作协议谈判的芮效俭说:当时我们只有3周时间,而且中国春节也快到了,时间非常紧张,我们真是日夜兼程。美方打字员的手累得都抬不起来,而中方那会儿没有打字机,如果协议文本中有错误或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得送到印刷厂去,往往要等8、9个小时。双方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赶在邓小平动身访美之前,完成了美中之间三个重要协议的谈判和文件起草工作。

  

  危难之际出使中国

  

  1991年8月,芮效俭接替李洁明,出任第五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当时美中关系还处于“六四风波”之后的低潮期,虽然“六四风波”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都访问过中国,试图恢复与中国官方的交往,但直到芮效俭上任,美国国内弥漫着视中国为畏途的氛围。芮效俭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形势。当我赴任之前与布什总统会面以及抵达北京之后,我都提出我们要显示出政治勇气。鉴于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双方高层必须打交道。”

  时任国务卿贝克展示了这种政治勇气,在老布什总统的支持下,他于1991年11月访问北京。这次重要的访问开启了美中再接触的大门,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但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机,激怒中国,这些协议的执行陷于停顿。这是芮效俭担任大使后第一件棘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为缓和两国关系,芮效俭尽力促成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和商务部长富兰克林访华,双方显示了可以迈向更多高层互访的姿态。

  担任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注定是一个“救火队长”,既要代表美国利益坚持立场,又不能因美中利益矛盾而让这个重要关系陷入僵局。1991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任上经历了美中关系的三次危机。

  

  危机一:美售台F-16战机

  

  美中建交时没有解决的对台军售问题,不时困扰着美中关系,在芮效俭1991年出任第五任驻华大使后不久,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F-16战机就成了他面临的美中关系第一个危机。

  虽然中美1982年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芮效俭指出,当时老布什总统正谋求连任,而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又是军工企业重镇,选举人票多,布什希望通过此次军售多拉一些选票。而美国情报界称,台海的“战机差距”正在扩大,因为中国大陆从前苏联那里得到了苏-27战机,有可能部署到距离台湾较近的福建,从而形成对台湾的威胁,因此他们建议应马上对台出售F-16战机,而布什总统只是批准开始为台湾建造F-16飞机,这样要到5、6年后才会交付。

  芮效俭表示,当时他收到华盛顿的指示,通知北京这项军售计划时,他当然不能说布什总统批准这个军售的原因,只能将这项军售放在建交以来军售问题悬而未决的大背景下来说明。他说,中方足够聪明,知道这个军售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不是要加强台湾分离的能力,但美中关系还是经历了一段紧张期,“我在北京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愤怒”,最后双方还是以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度过了难关。

  

  危机二:“银河号”事件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93年7月到9月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是芮效俭在大使任上面临的第二次美中关系危机。芮效俭说,这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的“银河号”货轮载有敏感化学物资前往与公开行程不同的目的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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