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永:一个美国人见证的文革群众民主

——读《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有感

更新时间:2013-06-30 10:52:19
作者: 张永  

  我们会避免使用暴力,不仅避免,还应全力反对暴力。”

  

  “围观的人群散去后,我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到梅益、丁一岚和其他老同志,神色凄惨地在广播事业局的院子里打扫卫生、捡垃圾。”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群年轻人的行为,而是民主。共产党以前的管理体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来谁来管呢?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专政?还是如我希望,每个组织都能进化为真正的民主团体,选出自己的领导,设立自己的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久,李敦白见识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批斗会,参加者多达一万五千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人民日报》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艺的一把手周扬等。“群众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体育馆。观众席上的人看起来很快乐,笑容满面。看到这批被批斗的人不久前还在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如今却落得颜面扫地,凄凉惨淡,大家觉得十分痛快。挨斗的人不能说话。时不时的,其中的某个人,比如周扬——会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而痛苦地尖叫。”

  

  “我坐在贵宾席上,跟其他人一样高举拳头呐喊。群众已经被激醒,要起来对抗代表旧专制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教导要去仇恨旧体制,仇恨任何与它有关的事物,从而获得全面革新。”

  

  “话说回来,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还是让我生厌。我转问穆欣,‘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他狡猾地一笑。‘这只是群众处理冲突时的传统作风而已。’他回答:‘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力。’这样说起来,只有人民的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但我没开口,只是沉默着。而下次我在体育场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横幅上写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穆欣下台’。”

  

  四、造反派中活跃的美国人

  

  虽然李敦白厌恶文革中的暴力,但他仍然认为文革本身是好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暴力只是群众获得自由初期不成熟的表现,以后会逐步改善。

  

  李敦白和造反派越来越接近,很快加入了造反派。他写到:“我开始定期阅读造反派的文件。他们已经为广播事业局拟出一套完整的方案。这些年轻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是我在入党之初就一直期盼的社会。他们要建立类似市镇厅的民主,让每个人在选举领导时都有发言权。他们要有完整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要求完整的人权,不再有个人档案,不再有个人背景审查。‘你的历史只能说明你的过去,’他们写道,‘你的行动表明了你的现在。’这些人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但是,造反派掌权之后,期待中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样样事情变得一团糟。每次开会都变成帮派斗争。人人有主意,个个有道理。如果我们试图加快进度,便被指责为骄傲自大,不听群众。对于长期梦想着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打击。”

  

  “率先建议我们夺权的司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他原本在车队开车,现在负责车队在内的整个后勤室。”“在我们夺权几个星期后,我碰见他,却见豆大的汗珠从他圆圆的额头上落下来。‘老李,’他说,‘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当大官,在上面指手画脚,现在我经历过了,我也受够了。’‘怎么啦?’我问。‘太难了,’他说。‘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立的,每个人都会顶嘴。你不能直接叫司机去接人,你得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符合革命需要。每次你都得苦口婆心,重来一遍,这就是民主,这很好,可我应付不了啦。’这个强壮的小个子哭了起来。‘我受够了。每次争执、每次冲突和抱怨全都找上我,我整天都在接电话。我急,他们就全都冲我发火。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当走资派吗?’我还是回去开我的车。”他啜泣道。”

  

  旧造反派不能让人满意,于是新造反派出现了,他们要反抗旧造反派的压迫,他们要重新开始夺权。“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人们开始反对他们的新领导。起初,大部分不满来自几个抱团的年轻人,他们不满编辑和其他新闻室的人霸占最好的职务。后来抱怨愈演愈烈,矛头开始指向我们的豪华办公室和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些零星的不满分子很快分帮结派,最后这些派系决定要自己来控制局势。”

  

  李敦白从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出发,“认为新造反派自有其道理。虽然我们的本意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自从接管以来,的确没有把自己管好。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小组要我去跟新造反派协调,赢回我们的地位。以我对他们的观察,我认为新造反派健康热心,态度鲜明,真诚信奉我们曾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们希望参与领导,而不是听命于新的领导。”

  

  李敦白代表旧造反派与新造反派协商后,提出两派共同掌权。他认为,“如果双方能友好相处,那么我们通往民主领导的道路一定会更平坦。”但是,“事情并非如我想象。我立刻发现自己人和我意见相左。我的组员给我的不是赞赏,而是愤怒。”“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对我那些同事而言,民主远不如维系自身的权力来得重要。当批评我们的派系开始形成时,我方领导人拟出一系列对付他们的战术。首先,不准新造反派使用大会议厅,这样他们就不能赢取广泛支持。同时,他们制定了一套监督体系,派人跟踪新造反派,调查与他们来往的人和谈话内容,并在新造反派中安插间谍。”

  

  “而与此同时,我在旧造反派中的地位,则从受人尊崇的顾问变成问题人物。我一再问:‘你们看不明白吗?你们看不出他们跟我们一样是造反派?你们不明白不只是我们可以说话,别人也可以表达?多数人执政,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你们没发现他们的某些批评很中肯吗?丁莱夫就是因为拒绝自我检讨才下台的,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的话被当做了耳边风。”

  

  “在广播事业局各个派系的权力争夺战中,各个派系纷纷向高层求援。每个派系都能敏感地嗅出对自己怀有同情的人,并向之靠近。而同时,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在我们中间拉帮结派。大家互相利用。”

  

  1967年1月,江青和陈伯达突然出现在广播事业局。江青听完旧造反派的汇报后,询问李敦白的看法。“既然江青要知道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就照说。想到我们夺权时的豪言壮语和以后发生的点点滴滴,我更是火冒三丈。‘自从接管了这里,造反派已经染上官僚作风,居高临下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取得了批评的权力,现在却拒绝给他人批评的权力。’

  

  “江青的眉毛立刻往上一挑。刹那间,我已经从她的盟友变成了反对者。"

  

  “她说。‘你要记住,革命者取得权力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巩固权力。如果不能巩固权力,他们就保不住江山。’这番话明显是在指责我,我一时呆住了。”

  

  和江青发生冲突后,李敦白浮想联翩:“我早该看出我方造反派领导人既举棋不定又缺乏经验,面对周围起起伏伏的政治波涛,只能随波逐流,任由摆布。他们想追求民主,但是却不得要领。我早就应该明白,在中国根本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含义,即并不只是多数人执政,还在于保护少数人权利。”

  

  “我也早就该明白,只要上级的指示有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我们的造反派就会遵循,但任何人只要想威胁其权力,他们就会设法暗中迫害。我早该看出,高层领导把我们下面的人当棋子一样摆布,充作自己权力斗争的武器。我尤其应该明白,如果我的建议与江青的计划合拍,她会听取我的意见,把我捧上天;而一旦我反对她的意见,她便会冷眼相待。”

  

  “广播事业局的情况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各地派系林立,有些地方的情况比广播事业局更为激烈,敌对双方用瓶子、石块和棍棒互相攻击,甚至动用真刀真枪,而江青、王力等人则手忙脚乱地四处扑灭他们自己放的火。《人民日报》天天呼吁造反派团结,警告不能出现无政府状态,要求在资产阶级纪律被彻底粉碎后,加强无产阶级纪律。然而两种纪律的差别对造反派头子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学到的只是‘造反有理’。他们已经尝到造反的滋味,就算是最高指示也阻挡不了他们。”

  

  广播事业局新、旧造反派的斗争很快白热化了。一天,旧造反派聚众在音乐厅开大会斗争几个新造反派。正在进行中,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的秘书来到会场,宣读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两派团结,实际就是要旧造反派停止斗争新造反派。“读完,他便准备离开舞台。这时我惊恐地发现,旧造反派全部站起来,堵住了走道,推推搡搡地形成一道人墙,他们非常愤怒。他们已经夺得权力,不会让权力受到削弱,就算是文革小组的命令也不行。如果有必要,他们不惜撕破脸。”

  

  在紧急关头,李敦白跳上舞台,抢过了麦克风。“‘同志们!’我在一片喧嚣中高呼。‘各位同志!我们为什么要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大厅里开始安静下来,于是我继续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走资派没有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电台。现在,我们接管后,如果我们也不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对待意见不合的人比走资派还要狠,那我们当初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去夺权呢?’上次我跳上舞台,是为了在红卫兵闯进大门搜寻机密档案时安抚大众,那一次我获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次,情况却大不相同。整个大厅死一般沉寂,抬头看我的群众脸色紧张冷酷。然而,我还是继续我的即席演说,追击旧造反派。‘我们现在已经太过担心自己的权力遭到挑战,所以在这里强行扣留文革小组的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干部。我们还怎么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我们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取得这个权力,但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身旁那些旧造反派紧绷起脸。说到底,我应该是支持他们的,现在却不断地疏远他们。我视自己的角色为调停者,他们却视我为叛徒。”

  

  “‘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行为的呢?’我动情地说。‘让别人坐飞机,打人,杀人,’这些都是剥削者用的手段,是压迫他人的人的策略,是旧中国统治者的作风!难道也是我们压迫他们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原因吗?用暴君对付无辜人民的手段来对付和我们一样的百姓?我觉得可耻,非常可耻!"

  

  李敦白和旧造反派决裂了!回到家,他对妻子说:“现在我在广播事业局完了,短短十分钟,我已经从多数团体最受欢迎的人,变成只有自己的少数。”

  

  但是,形势发展却出乎意料,中央文革小组连夜发出传单,肯定李敦白的立场。王力亲自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保卫处,要求确保李的人身安全。旧造反派失去信任下台,新造反派上台,李敦白进入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各单位造反派也纷纷请李敦白作报告,李成了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

  

  有人认为江青和文革小组是造反派武斗的挑动者,但从李敦白获得文革小组支持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和文革小组鼓励造反派起来斗争当权派,而江青由于个人性格、修养原因,时常表现得非常好斗,但是他们大体上始终反对造反派之间的武斗,甚至亲自试图劝阻过北大、清华的派系武斗,主张各造反派都代表人民群众,应该团结,应该联合。

  

  文革时期普遍的、大规模的武斗主要不应归因于上层,而应从千千万万造反派群众自身的政治素质上找原因,他们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操纵下的木偶,他们同样是积极活跃的历史创造者。不同造反派之间没有规则的权力斗争,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无知、他们野蛮粗暴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是文革血腥武斗的根本原因。

  

  新三人小组开始领导后,李敦白“全力主张继续旧造反派一直避免的调停工作”,希望“将两派团结起来,找出权力共享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民主式领导。旧造反派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承诺,现在该由新造反派来完成。然而不到一天,新造反派也背弃了自己的承诺。”

  

  新造反派说:“我们目前真正的工作是消灭旧造反派的组织。”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被压迫者又在他们取得权力的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

  

  五、幻灭:入狱九年和出狱前后

  

  反复的夺权,被压迫者夺权后变成压迫者,暴力循环,而自由民主却没有任何进步。李敦白对文革的信念动摇了,“喜剧的意味已经消失,反倒荒诞悲哀。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混乱中重生,创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现在全罩上了阴云,我们没有征服混乱,反而被它蚕食着。”

  

  李敦白和新造反派理念不合,显得碍手碍脚,渐渐被排挤到一边。王力的倒台,使曾得到王力支持的李敦白受到牵连。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被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关进了单人牢房,这一关就是9年多。

  

  直到1976年的一天晚上,李敦白回忆到:“自从我入狱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526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