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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林:康有为怎么就败了

更新时间:2013-06-24 23:35:23
作者: 王开林  

  

  翁同龢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朝野英彦罕有从其笔端挂漏的。他出身名门,状元及第,又是两朝帝师,地位非凡,且为人谦冲开明,进入其视野和客厅并得到他激赏提携的多为同时代的卓荦倜傥之士。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仍迟迟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十四年(1888)他就拜会了翁师傅,并向后者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翁师傅如闻天音,茅塞顿开,大为悦服。往好里说,这是他误记所致,往坏里说,就是他存心造假。

  康有为略显木讷,口才远非一流,梁启超极口夸赞康有为的演讲“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未免言过其实。康有为仿学孟子吹牛,“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类大话讲足几箩筐,倒是完全可能的。翁同龢是在朝的清流派掌门、主战派领袖,长期出入宫禁,坏消息听得太多,眼见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康有为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他的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师傅,事实则不尽然。

  在日记中,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常用“狂甚”二字,这个“狂”字用的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值得读者思忖。在翁师傅看来,康有为汲汲于功名,只是想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荣华富贵。历史学家高阳作《翁同龢传》,仔细比对过《翁同龢日记》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充分考虑了翁同龢为避祸删削日记的可能性,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康有为志大言夸,惯于攘夺和作伪,公然欺世,毫不惭汗,康有为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谬托知己。高阳说:“……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与翁同龢忠厚和平、谨守世俗礼法、不喜与人忤的本性,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断言: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翁同龢最青睐最信任的人是汪鸣銮和张謇,状元张謇尤其出色,被他赞为“霸才”和“奇材”。汪、张二人都与康有为很少交集,这也可以反证康有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翁同龢不欣赏康有为,并不意味着光绪皇帝就对康有为的欺世大言具有超强的免疫力。自古以来,衣褐怀宝之士上书给深居九重的君王,实堪称顶尖级的行为艺术,图虚名则绰绰有余,求实效则迢迢不及,康有为原本玩的就是心跳,四年之间七次上书,弄个名满天下或谤满国中都不足为奇。其万言书内颇多狂悖之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光绪皇帝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胡话颇为优容。康有为乃草野书生,竟能不顾生死,畅所欲言,其言论主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确属立国的大本大原。在光绪皇帝的眼中,这位狂生钢火十足,或许真是那把能够掘开冰川的利镐。

  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那时节,康有为正在走霉运,科举之路窄得可怕,也黑得可怕,他蹭蹬多年:考秀才,三战皆北,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考举人,六试不售,心都考(烤)成了灰。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见运气之重要,学问之次要。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奇就奇在,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面壁之功殊非浅显。当时,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他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巧妙地打出“擦边球”。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就公开讥诮后者“游僧托钵”。

  不管怎么讲,康有为的瞟学功夫确属一流,从理学到佛学,从经学到西学,不过数年间,就已融会贯通。康氏屡次上书,言词激切,虽然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九州。他回到羊城后,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师。这可真是一桩新鲜事。康有为是长期落魄的监生,而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举人拜监生为师,在清代罕有先例。进士陈沆向举人魏源求教曾传为佳话,但求教与拜师有本质上的区别。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所言不虚,十八岁的梁举人听罢三十三岁的康监生的一席真言,不禁“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至于“竟夕不能寐”。要志骄意满的梁举人尽弃多年所学,心悦诚服地唯康监生的马首是瞻,绝非易事。

  康有为的身价高了,名气大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可了不得,这人是谁?是“国父”孙文。那时孙先生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他曾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以求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但康有为用势利眼看人,孙文只不过是广东境内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医生,康有为好为人师,他的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话过于托大,弄得孙文愤愤不平,他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天王山人物,如何肯卑身执贽去做康门弟子?这两位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就此缘悭一面,至死未交一语。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弄了个后来盛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梦。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他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简直不可一世。其实,他本心里最想做的又岂是“素王”,而是“圣之时者”,最隐秘的心思甚至是“不当皇上,就当和尚”。他的野心从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暴露无遗,比如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

  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

  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目空一切,是个典型的自大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个性有这样的解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康有为若只想做个学问家,狂也好,狷也罢,都可由得他高兴如何就如何。但他想在政治擂台上挥拳踢腿,这种百牛莫挽的自信力加上万物皆备于我的教条主义就过犹不及,特别有害了,偏执狂心胸狭小,还能拿出多少空间去容人容物?康有为一生事业终成水月镜花,依照“性格即命运”的论断,不难找到悲剧的根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京会试(此前一年他终于考中了举人)。放榜前,他联合十八省赴京应试的举人在松筠庵集议,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请愿书,他充分利用士气,牵头闹腾了一出“公车上书”的大戏,“请拒和约,迁都,变法”。此文遍传都下,倾动朝野。令人意外的是,慈禧太后一向心狠手辣,这回却以柔克刚,使用绥靖政策,一千三百多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举人,在她看来,可算是一股潜在的民间力量,不开罪为佳。男人有招,妇人也有计,礼部抢先放出黄榜,以此转移京城各路士子的注意力,让他们哭的哭,笑的笑,疯的疯,癫的癫,情绪一旦紊乱,国事也就无心再去清谈。这次,康有为春风得意,梁启超名落孙山,但康有为仍然感到有些失望,他的状元梦和翰林梦双双轮空。“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康有为还哪有心思再搞什么“学潮”?进宫去谢主隆恩也么哥。慈禧太后没抡大棒,只用几根“胡萝卜”就瓦解了千头攒攒的学潮,要说,后代的统治者应该跟她学着点,少用刀枪而多用计谋。

  在专制王朝的竞技场,从上往下搞政治非常简单,只须加大愚民的广度和洗脑的深度,即可尽收全效,顶碍事的则用武力去荡平;从下往上搞政治则千难万苦,光是理论建设这个环节就够人煞费思量了。应该承认,康有为以“素王”自居,多少还是有点底气的,至少在今文经学这顷实验田里,他是当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这种水平的改良专家。今文经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搞“罢黜百家”和“一言堂”,搞“学术为政治服务”。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派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势力很大,旗帜甚张,但好景不长;东汉时期,政治挂帅的今文经学派被以马融和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踢翻了场子。迄于清朝初期,政治环境较以往更加恶化,读书人若妄议国是,风险骤增,只得一个猛子扎进故纸堆,皓首穷经,因此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训诂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在康有为看来,古文经学派的学问都是“数千年无用之学”,学问脱离现实需要,不能直接干预政治,还有什么鸟用?天下士子眼看大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难道不应该从孔孟之学的清澈源头吸取些可补时艰、能纾国难的启示吗?于是,他暗暗地从四川学者廖平的两部书稿《辟刘篇》《知圣篇》中吸取思想精华(此事后来酿成学案,不少人认为康有为使出空空妙手,大行剽窃之实),出版了与时代精神密切呼应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认定孔子绝对不是专治“无用之学”的冬烘先生,而是宅心仁厚的政治家,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才是目标,可惜他老先生长期鹤鸣于野,不能一展雄才伟抱。康有为这样说,当然很容易打动那些忧患意识强烈的朝野人士,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他把话说得太满太绝对,将实力雄厚的古文经学派直往垃圾堆里扫,这就触犯了众怒和众忌,连一向开明的翁同龢都“惊诧不已”,称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狼也”。学问做过了头,野狐禅参成了“野狼禅”,保守派还能够待见他?湖湘名士叶德辉是儒学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早就看穿了这套把戏,索性揭开康有为的底牌:“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孔教中人认定康有为是叛徒,是假洋鬼子,不值得信任。康有为用教主纪年替代大清年号,使朝野为之侧目,啧有烦言。张之洞原本很看好康有为,这下也不得不赶紧划清界限,下令查封强学会。

  在康有为的著作中,最招致物议的还不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是他的《大同书》。康有为标榜“大同”,无缺陷无遗憾的理想社会须消灭原有的国家、阶级、私有财产、婚姻和家庭,将现有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基础连根拔起。在他看来,人类的自私全发端于小家庭,只有实行公养、公教、公恤,才能杜绝孝道的种种弊端。婚姻则使女性遭受奴役、牢牢束缚而不易解脱,理应彻底取缔,代之以短期合同,夫妻合则聚,不合则离。康有为与西方传教士多有往来,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柏拉图《理想国》、康帕内拉《太阳城》和莫尔《乌托邦》的一鳞半爪,《大同书》即由这些舶来的思想散片拼凑杂糅而成。客观地说,这些思想的七彩泡沫确实给当时沉闷单调的知识界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改造中国命运这项艰巨工程毫无指导意义。其中某些谬见成为笑柄,比如他认为黑人是最劣等民族,务必漂白之,可用黑人与白人杂婚的方式,少则七百年,多则一千年,使地球上再无深色人种,这种见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明,很容易被人唾弃。

  康有为立异标新,固然能够耸动当时知识界的视听,但这种空疏不着边际的理论既非思想金丹,又非政治利器,对读书人并没有醒脑提神的积极影响。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对康有为的评判切中肯綮:“(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摹仿基督教;其以预言家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得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康有为目空一切,夸夸其谈,注定只能做做三脚猫的学问,绝对做不了成色十足的政治家。做学者,性格尽可以狂狷怪僻,心胸褊狭也无大碍;做政治家则不然,必须示人以天地广大,示人以江海包容,意气用事、感情用事徒然自损。康有为是个典型的偏执狂,要他容人容物,就等于纳须弥于芥子,用骆驼穿针孔。他心胸狭隘,最终使自己,也使维新派迅速陷入孤立之境,变成徒有其表的“空头帝党”——可怜的鸡蛋、鸭蛋、鹅蛋、鸵鸟蛋,他们齐齐挑战主管绞肉机的慈禧太后,除了粉身碎骨,还能如何?

  政治家开张,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手中必须抓稳三张大牌——理论、武力和联合战线,方可言智,言勇,言胜。康有为手中有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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