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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把红脸唱到底──毛主义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更新时间:2013-06-22 11:10:42
作者: 郭宇宽 (进入专栏)  

  

  “因为那些资产阶级有他们的上帝,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同时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上帝,而毛就是我们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选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释迦牟尼诞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毛泽东诞生在中国,也许今天中国人不再那样崇拜他了,但对我们印度的劳苦大众来说,唯有毛的光辉思想使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救星。”

  

  前言

  

  在中国早已悄然抛弃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之后,在世界特别是南亚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涌动,依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和旗帜,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推翻现政权建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小撮极端分子痴人说梦,但在不久前尼泊尔的政治动荡中,尼共毛派武装却让人重新认识了这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早已被美国政府定义为恐怖组织和全球反恐打击的对象,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号召力,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引下他们实际控制的地区已经超过了70%的尼泊尔国土,未来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如果尼泊尔这个小国的政权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那么更令人关注的是尼泊尔的毛分子力量不过是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个跨越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毛分子相互支援的红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经愈发清晰,而在这一红色走廊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分子在南亚毛分子中的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尔96年毛分子才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分子在毛的旗帜下已经坚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装斗争,一直是南亚其它地区毛分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年6月成立南亚毛分子党派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CCOMPOSA)发布的的联合声明里,14个发起组织中,6个是来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国内毛分子的力量也愈发显得不容小视,06年4月印度总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关于毛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中称毛分子武装为当前“印度国内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并且可能颠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也谴责某种力量在试图“共产主义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这个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假如在未来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发生向发生像尼泊尔那样的变化,其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无疑都将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让印度商人和外国投资者一想到这种可能就要毛骨悚然。这使我对于印度毛分子力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开了调研,我的研究和采访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他们为什么坚持选择毛的旗帜?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如果他们掌了权会做什么?他们是恐怖分子么?他们是“红色魔鬼”么?他们的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红色高棉?三,谁会支持他们?谁会保护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何方?四,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的国家,激进主义力量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他们有可能成功么?

  

  邂逅“毛分子“与“毛分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分子又称纳萨尔运动分子,根据法国解放报的06年4月18日报道毛分子的行动和实际控制地区达到“印度国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据印度警察机关的估计,各派别(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PGA’ 等互不隶属但是结成联盟并相互支援的组织)的毛分子总共在全国仅核心干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们的武装拥有约6500支正规武器和大量自制武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到2004年平均每年毛分子发动的武装袭击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约500人。

  从这些数据看毛分子在印度确实无处不在,但笔者在印度却发现这种信息很容易被误读, “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含义很难确定,和尼泊尔不同,在印度毛分子虽然在丛林地区有很多训练营地,但并没有在一个行政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毛分子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黑夜,他们的网络遍布全国,只是有些地方实力较为强大,有些地方较为弱小而已。至于印度毛分子具体有多少,我更是怀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连毛分子自己恐怕都给不出准确的数据,因为很难界定什么是核心干部。而且由于各毛分子派别组织形式和成员认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隶属,甚至没有比较准确的数据来表示印度的毛分子总数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说崇拜毛泽东的人,全国有几亿,我决不会吃惊,不过我从毛分子口中听说在全印度毛分子武装的专职战斗人员大约不到一万人。

  由于在印度毛分子是被政府打击得目标,被归类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干在公开场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他们作为地下党,如果要搞活动和宣传的话都用一个“党名”,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出现,改头换面为工会干部,农会组织者,学生组织领袖,左翼新闻记者等身份,幕后操纵很多活动,当有一起暗杀发生, 比如03年用炸弹袭击Andhra Pradesh省省长chandrababu naidu之后,还有2000年刺杀前内务部长A. Madhava Reddy后都会有传单标语宣布毛分子对此事负责,但在警察和公众面前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毛分子同情者”。

  由于毛分子武装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杀一类的“革命行动”,是被政府通缉的目标,早加上他们的精神导师来自中国,所以在印度作为一个中国人采访毛分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几种事可能发生,一,一个中国人在印度和毛分子接触会让警察当局感到敏感,也许会被怀疑是军火贩子,而被传讯。二,给被采访对象带来麻烦,如果一个毛分子身份被披露,被众多破不了案的刺杀绑架搞得浇头烂额的警察,就会找上门来审讯此人,希望获得情报。

  我此次采访的主要协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学教授,我们在一次在美国的纯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由于都对社会公正问题比较感兴趣,聊着聊着他就聊到了革命问题,他极为认同在印度搞武装革命,并且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极为赞赏。这让我非常吃惊,并激发了进一步的兴趣,他跟我讲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发生在中国的昨天,但却发生在印度的今天。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教授自己从学生时代就秘密加入了毛分子的外围组织,后来长期扮演印度某省毛分子武装和政府之间的联络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过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触到了一些“毛分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群众,但骨干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我曾见到一位公开身份是某商业媒体编辑的“毛分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个大学生,读了毛选以后,就加入了大学里毛分子的组织,大学没毕业就跑到丛林里去参加了游击队,他轻松的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6次刺杀地主的行动,都成功了。他们杀了地主以后,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会逃到城里避难,于是他们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大多数情况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声。他解释这是以红色恐怖来回击白色恐怖。不过他自己在一次行动的筹备过程中不幸被捕,警察把他带到丛林里准备秘密处决他,幸亏他的同志们及时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在媒体的干预下,警察不得不把他带去接受法庭审讯。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属大多不敢出庭指认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农民更不会指认他,很多“毛分子同情者”对他声援,结果在法庭上由于证据不足,他在法庭上大义凌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后被宣判无罪。他描述自己现在的工作是走出丛林在另一条战线上和资产阶级战斗。还有一个私立中学校长,告诉我他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但他会利用他的课堂传播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甚至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喝醉了告诉我,现在他的职业身份是大学教授,但一旦为了革命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后来我放弃了去搞清楚,谁是毛分子,谁是“毛分子同情者”。我的采访是非常谨慎低调的进行的,大多数时间我以了解印度社会的名义,到处逛逛,和各阶层的人显得无意的随便聊聊他们对于毛分子的看法。但反讽的是,一些“毛分子同情者”和我说起“革命行动”来,一个个很是自豪,激动处嗓门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个餐馆,几个人敲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的避到了一边,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别人听见,会造成误会。

  和所有这些人的接触获得的信息与公开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使我可以对印度毛分子革命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判断。

  

  他们为什么选择毛的旗帜

  

  我曾多次询问哪些坚定的毛分子有没有听说过,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的公开表态:“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的反应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是走资派当权。”

  他们举起毛的旗帜要从中国输出革命的年代说起,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萌芽几乎和中国同时在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共产党也是一只活跃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夺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印度走上了议会政治的道路,但议会民主并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种姓歧视,官员腐败等依然困扰着印度社会,很多社会底层民众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绝望感。

  而这时候中国成为了对印度充满感召力的磁石,一个被投射了理想主义光芒的乌托邦。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告诉我,他那时还参加过一些以戏班子,演出队名义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常会在田间地头举行文艺表演,当把农民召集到一起以后,他们就会用类似说书的形式讲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故事,在他们的描述中,中国原本和印度一样甚至更加贫穷落后,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来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农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这个神话对于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印度农民来说会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更是给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针强心剂,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在印度见到一些毛分子能大段的背诵该文的内容,令人瞠目。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名义,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这套革命理论给印度的革命者极大的鼓舞启发,他们惊喜地发现,印度和中国都有“半殖民地反封建”的传统,都以农业人口占大多数,革命在中国能取得成功,在印度为什么不能?

  1966年,印共(马)西孟加拉邦委员会内,以查鲁.马宗达为首的一派由于对党中央的路线不满,秘密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1967年,以马祖达为代表的革命家领导下,他们在西孟加拉邦以盛产大吉岭茶著名的的纳萨尔巴里村起义,这被看成印度人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那并不是第一次造反,确是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公开支持的造反,《人民日报》紧接着就发表社论,欢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让他们至今都兴奋不已。这场起义虽然不久即被扑灭,但它的“星星之火”却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汇聚加尔各答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全印革命协调委员会(AICCR)。他们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个“新印度”,不过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比较忽略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在革命还没胜利他们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兴无灭资”的底牌。“纳萨尔运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为革命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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