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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明 彭文华:犯罪论体系的维度

更新时间:2013-06-21 22:58:35
作者: 李晓明   彭文华  

  

  【摘要】犯罪论的事实判断是对外界客观行为的实然认识,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观事实的应然判断,两者应当是协调统一的。行为入罪具有客观规律性。犯罪论的事实判断包括客观事实判断与主观事实判断,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恒定性与可变性。犯罪论的价值评价包括客观价值评价、主观价值评价和混合价值评价。行为入罪在价值评价上需要遵循目的有效性、手段有效性、司法有效性、效益均衡性和后果均衡性原则。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论体系缺乏实质的混合价值评价要素;我国平面的犯罪论体系缺乏形式的混合价值评价要素。重构论不可行的理由是:作为其哲理根据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早已崩溃,作为其立论基础的德日阶层犯罪论体系在评判次序上并非先事实后价值。

  【关键词】事实判断;价值评价;犯罪构成;犯罪成立

  

  目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些倾向,即针对传统的犯罪论体系,或从消极方面反思其缺陷并试图“推倒重来”,或从积极方面论证其合理性并固守已有的理论框架。这种争辩无疑陷入了所谓的追求结构合理主义的泥泞中,导致理论界“有可能连篇累牍的充满了‘争论’,但是毫无结果,至多磨快了自己的武器,各抒己见。”{1}学术上存在争议固然必要,但不应以己之长斥别人之短,而应跳出事物本身的囹圄,从事物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出发,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才能真正判断优劣。本文想从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上寻找突破口,试图从犯罪成立的哲理渊源上揭示构建犯罪论体系需要把握的内在机理。

  

  一、犯罪构成: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部分学者在诠释犯罪论时,出现了唯价值论倾向。如有学者认为,“犯罪作为主体性事实的存在,总是与具体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离开主体,离开主体的评价,何为罪、何为非罪是无从谈起的。可以说,犯罪是一种主体‘自认为’的事实。该主体认为某种行为是犯罪,则该主体‘认为’的犯罪,与其他主体如何认为无关,其他主体的不同认识既不影响该主体的‘认为’,也不影响该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该犯罪的处理。”{2}有学者认为,价值判断当属我国犯罪符合性判断的灵魂: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要件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裁判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可以说价值判断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3}。甚至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理论必须改革,必须按照‘犯罪是价值判断’的原本属性来给犯罪下定义,必须按评价规则来建立司法评价犯罪体系”。“我们应当按照评价活动的规则来建立犯罪论体系(司法评价犯罪体系)。犯罪论体系,就是司法评价犯罪的标准、步骤和方法的理论体系。根据犯罪论体系,法官应当在‘按标准、分步骤、遵顺序、循方法、重过程’的前提下,在既符合形式逻辑又符合辩证逻辑的条件下,在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的价值推理过程中,合目的性地得出犯罪的评价结论。”{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以事实与价值分割的二元论为基础,存在唯价值论倾向,忽视或者否认犯罪论的事实特征,具有片面性。

  在中外哲学史上,对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早先人们多将之混同。远古社会受生产力水平与认识能力制约,人们对待自然神与祖先神非常恭敬,认为行为必须秉承神志天意,这是神学论产生的社会基础。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正视客观世界的存在,这种初级、朴素的世界观,催生了对事实与价值的模糊认识,但更多的是将之抽象混同。在西方,“哲学家们大多持‘自然主义’立场,认为价值的特性就是自然的特性。他们没有注意到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至少没有使之得以突出。”{5}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命论等,是典型的事实与价值混同论。例如,“天尊地卑”即表达“天在上方,地在下方”这种客观事实,更表达此判断者的主观价值倾向:天比地高贵。它还隐含着:君比臣高贵,男比女高贵;儒家哲学中的很多命理都像“天尊地卑”那样,既表达事实,同时又更是表达价值,事实与价值混然不分{6}。在西方哲学中,提出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最初依据,源自英国哲学家休谟的经典名言:“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7}在休谟看来,“心灵所接受的无非是影像或知觉。人不能证明知觉是外在的东西所引起的,这种东西尽管类似知觉(如果可能的话),却和知觉完全不同。在这里,经验无能为力,因为人心所感受的只是知觉。”{8}休谟分割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得到了康德、穆尔、波普尔等人的赞同。如穆尔认为,事实世界不会自行产生任何价值,事实就是事实,价值就是价值,一旦想从事实中推论出价值,就会犯自然主义的错误{9}。二元论提出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一元论应运而生。根据一元论,价值不可能脱离事实独自存在,而是根据事实情况确定的。价值评价并非把事实单纯地记录一番,也不是将情况具体描述一下,而是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评判,并根据实际情况及其变化作出回应,是对事实的辩证扬弃。如黑格尔认为,“对象最初以其直接性而出现在我们之前,思维扬弃了它的直接性,这样就把它造成为建立起来之有;但它的这个建立起来之有,就是它的自在自为之有,或说它的客观性。所以,对象是在概念中而具有这种客观性的,而概念就是自我意识的统一,对象就是被纳入这个统一之中的”{10}。美国学者鲍伊认为,“所谓事实——价值二分法的这种说法千万要不得。硬说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有天壤之别,互不相干,这是不符合实际的”{11}。

  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对法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如韦伯在论述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时,就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立。韦伯认为,各种实际的价值判断,尤其是伦理判断可以要求哪些不同程度的规范等级,这是价值哲学的问题,而不是经验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后者所重视的只是作为规范的实际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和经验事实命题的真理有效性这两者分属绝对不同的领域的问题{12}。川岛武宜则认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性活动与客观性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判断主体来说,价值判断这种行为是一种以价值的优先选择为媒介的、具有高度主观性的活动,价值判断内容的客观性只与依相同的社会价值获得行为动机的人们的范围大小相应——只在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的人们之间通用。……总之,法律价值判断不只是判断主体的主观意见,因此法律解释的争议亦不仅仅是‘见解的不同’。”{13}阿列克西也认为主观理由是与客观理由结合在一起的。“由此主观化的界限被阐明了。它位于主观基本权利理由终结之处。当客观理由与非基本权利性质的主观理由一起,要求有比个人的基本权利自身更多的东西时,主观权利就不再能主张更多的东西了。”{14}

  在刑法学领域,对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的讨论,远没有哲学与法哲学领域那样深入。在前述将犯罪论作为价值判断的观点之前,人们对犯罪论属性的认识很少导入到事实与价值上来。如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只能是规范的{15};也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是研究刑法条文中规定的构成犯罪的各种条件的理论概念{16};亦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是事实的,其重要特点是具有事实性{17};另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具有法律与理论双重特征{18};还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既是事实的、法律的又是理论的{19}。不难看出,将犯罪论的事实属性与法定性、理论性混在一起,是不恰当的。法定的犯罪论体现的是立法者对行为成立犯罪的态度和抉择,理论的犯罪论则是理论工作者对行为成立犯罪的理解和诠释,犯罪论的事实特征揭示了犯罪的客观属性,是前两者都必须面对的。因此,犯罪论的法定性、理论性与事实性并非同一范畴,不能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不管是犯罪还是犯罪构成,尤其是犯罪成立,均为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恩格斯在驳斥休谟和康德等人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时指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20}。因此,前述观点将犯罪论理解成价值判断,忽视、淡化犯罪论的客观基础,令人费解。犯罪作为客观世界的行为事实,是主体评价的对象,需要借助主体评价才能进入规范视野。但是,主体评价并不能抹杀对象的客观性。“犯罪存在论是以行为决定论为基础,那么,犯罪价值论就是以意志自由论为前提的。犯罪存在论着眼于对客观存在的犯罪现象的描述性分析;而犯罪价值论则立足于对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的价值性判断。”{21}犯罪在本质上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因而犯罪论也必然是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的统一。在犯罪论中,事实判断属于实然,即某一行为怎样;价值评价属于应然,即某一行为在刑法上应当怎样。由于应然是在实然基础上进行的价值评判,故人们很容易根据最终的应然评价去认识某一事物,乃至常常夸大主观认识的作用,导致唯价值论,忽视甚至否定事实判断在犯罪论中的作用和地位。“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20}

  综上所述,在犯罪论评价体系中,事实判断是对外界客观行为的实然认识。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其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具有不以人的主观评价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这就要求立法者必须认真对待行为入罪,不能肆意妄为。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观事实的应然判断。现实生活中,实然的行为事实复杂多样,即使同一性质的行为也不一定相同,如何在刑法上评价形形色色的行为事实,确保行为入罪与出罪的公正与合理,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观念以及刑事法治国理念。价值评价作为犯罪论的必备要素,要求立法者、司法者必须慎重考虑行为怎样才能入罪,避免随性擅断。事实判断是价值评价的前提和基础,价值评价是事实判断的发展与升华。如果说事实判断为犯罪论指明了基本行为类型,划定了严格的犯罪圈,从而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确定了方向,那么价值评价则是对基本的行为类型进行细致刻画、精雕细琢,使最终纳入犯罪圈的行为更为精准、恰当,从而避免了罪刑法定原则走向绝对与机械。因此在犯罪论中,事实判断是犯罪论之维[1],相当于犯罪论的横坐标;价值评价是犯罪论之度[2],相当于犯罪论的纵坐标。两者具有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协调统一地评价行为入罪与否,共同组成犯罪论的维度。

  

  二、犯罪论的事实判断

  

  所谓事实判断(fact judgement),也就是只陈述大千世界客观存在的事实,即直接回答“what is”(是什么)问题的逻辑思维。犯罪论中的事实判断,当然是指在犯罪论评价体系中直接回答是否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或已经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包括人、事、物及其过程等。如杀人行为是否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及其结果等。通说认为,事实判断是客观的、惟一的。就犯罪论的事实判断而言,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探讨。

  (一)犯罪论事实判断的客观性

  群体或社会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在群体或社会形成之前,个体经验中的客观现象是纯粹事实,无所谓善恶美丑之分。单一个体的需要并不会太在意其他个体需要,迫于生存他首先会考虑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尽管其他个体介入使情况变得更复杂。“个体不顾及其他诸个体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什么是他的需要和利益;也就是说,他只认识从他的图式推论出的快与不快。”{22}这种个体需要在针对同一利益时必然发生冲突,于是就有竞抢、掠取、杀戮等事实发生。当人类社会进入群居生活后,竟抢、掠取、杀戮等成为常态,个体随时都会有生存危机,这就需要个体依照规则行事,不能肆意侵害他人利益,以迎合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伴随智识增长,这些规则由无意识的习惯慢慢发展成为明确的习俗,进而完善为法律。“离群索居的人们被连续的战争弄得筋疲力尽,也无力享受那种由于朝不保夕而变得空有其名的自由,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23}可见,是人的基本需要、欲求催生了各种社会关系,催生了犯罪与刑法。“这种基本的欲求是与人类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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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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