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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跃勤:增长方式转换与后发国家赶超研究

更新时间:2013-06-19 16:49:43
作者: 林跃勤  

  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同时,在十月革命之后,由于推行鹤立鸡群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备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难以大规模吸引外资来解决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缺口。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前苏联只得将眼光瞄上人口较多的农民。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手段强制性地用农业补贴工业,剥夺并不富裕的农村加快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而在工业体系内部,则通过优先扶植重工业来带动轻工业和加速国防现代化。统计结果显示,从1928年前苏联开始推行工业化到1985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结束,重工业共增长了347倍,轻工业增长了54倍,而农业只增长了3.5倍。这样,就使得农业、工业和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之比从工业化初期的1928年的52:48转变为1953年的75:25和1985年的80:20。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增长速度一直快于轻工业,导致工业过度重化。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粮食多数年份无法自给,1975年前苏联进口粮食1590万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1980年人均消费水平退居世界第77位,医疗保健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4%,不到发达国家10%—12%的一半。同时,投资结构与产业内部、地区与城乡发展等方面均存在严重失调。如1981—1985年在建设投资内部结构上真正用于改建和技术改装的投资比重仅占23.6%,大大影响了原有企业设备的更新。此外,军事工业过分挤占经济发展资源。勃列日涅夫时期,前苏联军队人数从368万人增加到419万人,机器制造产品的60%直接或间接与军工有关,科研经费的75%用于军事项目,而美国仅为12%—14%,西欧国家更只有6%—7%,前苏联用于耐用消费品研发的科研投资比重仅占5%—6%。[3]

  (三)对外部市场依赖严重易受外部冲击震荡

  对外部先进科技成果依赖大,主要先进技术专利和设备大部分需要进口。1960年代后前苏联一些先进的机械制造、电子技术、石油勘探和深加工技术等均依赖进口,如由于从意大利菲亚特和法国雷诺引进整条生产线建立起来的陶里亚蒂伏尔加汽车公司使“拉达”牌汽车成为前苏联最为普及的家庭汽车和大量出口换取外汇的少数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同时,前苏联对外部燃料和原料市场出口依赖大。前苏联出口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在1970—1980年矿产、金属和钻石等出口在前苏联出口中的比重高达1990的50%,而机械设备的出口份额不足18%[2]。当国际行情逆转时,出口收入剧降导致经济衰退,进口商品所需外汇短缺导致市场供应不足,进而降低居民生活水平。

  (四)要素追加投入衰减,导致增长潜力不足

  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民数量的减少以及农业发展滞后,劳动力供给潜力由于人口出生率特别是净人口出生率较低而出现衰减,以前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建立起来的高储蓄和高积累、高投资拉动的增长率出现递减。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边际效率不断衰减也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跌的根本性原因。如1970—1990年期间,前苏联单位生产性固定投资的实际产出量下降了约一半,意味着20年间,每一个卢布投资的效率降低一半,为获得同样的产出增量,需要追加一倍的投资额。随着劳动力供给短缺加剧、资源开发难度增加、开发与运输成本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66—1970年的年均6.8%的增长率下降到1981—1985年的年均3.1%。同时,不断提高业已居高不下的投资率,也缺乏现实可能性。这些诸多因素一起作用使高经济增长率难以为继(见图3)。

  (五)经济增长脱离社会发展,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

  过度追求高增长不仅使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合理,而且由于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实际供给能力。测算表明,在1980年代中期,计划规定的基建施工项目的资金需要量,通常超出项目实际可能提供资金数额的80%—100%。未完工程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80%左右。而且,还因为忽视增长成果普遍分享和居民福利改善,影响经济协调发展和创新积极性。长期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过度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消费市场的严重短缺,以及紧俏商品配给制,收入分配不公平、官民待遇差距扩大的结果是凭票供应、排队和走后门现象突出,如在1980年代后期,前苏联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经常短缺,排队搜寻商品的时间甚至超过工作时间,使一些劳动者迟到早退劳动纪律差的现象异常突出,这严重伤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偷盗工厂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怠工和酗酒十分严重,也极大地遏制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虽然前苏联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科研机构多和科研队伍庞大,但并未产生应有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管理创新动力(见图3),产品质量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周期长等成为劳动潜力发挥不正常的必然副产品。

  

  三、总结与启示

  

  总体而言,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致命弱点以及自身修正能力的缺失限制了其持续快速增长潜力,导致其赶超进程不正常终止,这给后面的追赶型发展经济体留下了宝贵的教训。由此,可以得出的若干启示是:

  第一,需要遵循稳健而协调的发展战略,拒绝突进式、非均衡式的增长方针。通过不顾代价的高速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是前苏联一贯的经济发展战略。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早在1970年代初的研究发现,前苏联的经济发展因选择“突进”模式在带来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忽视甚至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突进式增长往往导致资源浪费,资源供给无法满足加速增长必须持续追加的投入,导致部门间的失衡和扭曲,使政府和企业为追求高速度而无法按照科学发展规律办事,不惜代价追求GDP见效快的项目,导致决策失败和巨大浪费;忽视非国有企业自主收益和居民财富增长,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引发居民的抗议和最终失去民心等等。40年后,科尔奈又指出,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因此,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11]。实际上,适当降低速度并不意味着经济崩溃,反而可以趁机从容加快更新陈旧设备,比较容易地调整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第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贡献度是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技术进步是决定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从世界发展经验看,类似前苏联等一些曾经经济高速增长国家最终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85%的减速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徘徊不前来解释。前苏联技术力量雄厚,对技术革新不可谓不重视,但为何最终输掉了技术竞赛,进而输掉了经济赶超?关键在于缺乏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的激励与保障机制。中国早就将转变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但迄今尚未取得明显成就,而且,粗放增长惯性似乎越来越顽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加剧,其技术效率在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显示其低成本优势趋于消失。因此,中国必须及时切实纠正有关增长速度、质量、动力结构和可持续性的认识偏差,将质量效率、结构合理和可持续性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加速技术创新步伐,真正建立起国家创新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和保持动态竞争优势。

  第三,必须强化对增长方式转换重要性的认识和执行力的提高。转变增长方式不仅涉及到技术创新,还因牵涉到体制机制和资源配置重构而使各种利益博弈尖锐化,阻力势必很大。前苏联领导层其实对转变增长方式重要性的认识不可谓不重视,自1960年代就发现了增长方式弊端并及时推出了专项科技进步驱动的新轨道的发展战略方针,也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但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最终在增长方式转变上马失前蹄。首先是领导层共识不足。领导层一方面强调要实施市场化改革,调整增长轨道,另一方面却念念不忘传统的计划经济大而公大而优等教条,醉心于已有成绩,在所谓维持稳定的口号下,对改革和创新畏首畏尾,叶公好龙。其次,改革方式方法欠妥。前苏联历次改革主要目标不是要彻底改变原有体制机制,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家集中计划制度,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以及干部任免制度等,而只是企图通过给国有企业扩大优先的一点自主经营权,增加对科技和新兴部门的投资,适度增加奖金,开展劳动竞赛等“微调”,以便解决缺乏竞争、人浮于事、纪律松散、效率低下等根本性问题,因而,无法达到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的初衷,最终无法真正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再次,缺乏坚决贯彻执行的胆量和能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机关的数量毫无节制地增长,1970年代前苏联出现的分利集团,即精英-官僚垄断集团不思变化并想办法遏制下层变革意愿,对这种力量壮大的坐视或放纵无法遏制恰恰是前苏联增长方式无法真正转变的根源。

  第四,坚决推进经济体制变革,切实保证增长方式转变到位。前苏联时代多次冲击经济转型,但因多种原因无法真正解决转型面临的各种羁绊和束缚,最终导致积重难返,以致经济衰败和国家解体。从前苏联的失败案例可以得出结论,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最终均可归结到缺乏转型机制保障上,即因阻力太大,体制机制变革不到位,使各种改革与转型的决议只能流于形式,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经济发展惯性无法扭转。前苏联的教训证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是比获得经济高增长更加艰难的事情,因为这更多地涉及对现有经济发展运行程序的再造、思维模式的重整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主体利益的碰撞,不可能轻易达成共识和顺利推进。因而,传统增长方式转型成功的出路在于彻底的体制变革和管理模式再造,为此,需要深刻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联动和保障。

  第五,改革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要素在增长中的贡献作用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者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可分离。劳动者的健康、劳动纪律与创新积极性与增长成果的合理分配直接相关。前苏联收入分配机制表面上大锅饭特征突出,但由于真实的官民收入与福利待遇差距巨大,官僚腐败特供与百姓有钱难买东西形成鲜明对比,对劳动者的生产纪律与创新积极性产生了严重的逆向刺激。改革以来,中国注重效率引导,竞争性与发展活力得到增强,但收入分配机制扭曲和财富积累差距扩大也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阻遏因素。迫切需要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合理界定国家、企业和个人分配份额,致力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水平,促进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潜力的发挥,使经济增长动力转向新的轨道并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在这方面,需要在研究和借鉴日本、韩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国成功转型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汲取前苏联转型失败的教训。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你追我赶的竞争性发展是不会终结。迄今赶超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而赶超失利的国家不在少数。作为最新一波追赶发展的新秀如金砖国家等正处于漫漫赶超征途中的起点,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巨大发展落差难以通过短期的低质量的狂飙突进而实现,而要寄希望于较快的、然而却是正常的、持久创新的增长上。在发展环境迥然于以往、全球资源趋于紧缺的条件下,我们尤其需要摒弃旧的资源禀赋依赖增长模式,构建新的知识驱动增长模式,避免陷入增长陷阱和尽快完成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变。

  

  参考文献: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2]参见: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俄罗斯转型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根源[N].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607733.shtml。

  [3]左凤荣.镜鉴:苏联1977[J].?望新闻周刊,2009,(26).

  [4]陆南泉.如何评价苏联经济建设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1).

  [5]景维民,郎梦圆.苏联、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俄罗斯学刊,2011,(3).

  [6]参见:江春泽,张多一.美国学者列文谈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J].苏联东欧问题,1985,(6).

  [7]李慎明.居安思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0年的思考[J].前线,2011,(5).

  [8]李崇富.苏联的经济问题与苏联剧变[R].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1999》.

  [9]常,拉达车沉浮的启示[N].环球时报,2005-09-23,(4).

  [10]金挥.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趋势[J].世界经济,1981,(3).

  [11]亚诺什·科尔奈.中国改革再建言[J].财经杂志,2010,(7).

  

  来源:《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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