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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培:多元社会才是希望的土壤——重读昂格尔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3-06-18 19:56:21
作者: 曹培  

  整个社会还受着新闻媒体和舆论自由的监督。这种多元与制衡有利于克服人的缺陷,超越人的局限,建立起现代制度文明。当多元社会的利益集团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和坚持一些东西的时候,人们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民主、宪政,人权和法治,如同人的生存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正如昂格尔所说的"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做出的最佳选择的尝试。"[10]

  

  二.中国社会的黄土板结

  

  自上个世纪起,中国的学者就开始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其中沈大德、吴廷嘉夫妇合著的《黄土板结》[11]一书系统地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得出了如下结论:以自耕农为典型代表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制、大一统皇权极权专制、官本位制与以人伦主义为中心的礼文化等,以及上述因素的相互结合与相互作用的方式,充满了互补和流动性,从而形成一种"超强聚合社会机制"。他们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之为"黄土板结"。其结构性变革的任务异常艰巨, 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看来他们的这个思路、概念与结论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1.君权独尊的一元社会

  在世界史上,中国是一个没有多元社会集团与超验的宗教的反例。历史上由于农业灌溉和军事自卫的需要促生了集权的君主制,而能与之相互制衡的社会集团始终未能形成。

  首先贵族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贵族的身份和财产是紧紧依附于皇权的,多数贵族产生于军功,依靠君王的加爵封禄,而不是经济上的经营与积累。此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打击、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摧毁一批贵族,包括他们的身份、财产和文化。例如秦始皇自消灭六国后,便下令迁徙关东六国富豪十二万户入咸阳,其中以齐楚两地出身的富豪为主。刘邦称帝后,也将六国的后裔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连居住迁徙自由都没有的旧贵族当然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地位。贵族无不随着政治斗争和改朝换代而起伏兴衰,"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次,中国的工商业者一直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由于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新兴的工商业者不敢做大做强,只有将积累的资本用于购田置地,回归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农业。或买官购爵,渗透到政治势力中寻求特权与保护。工商、地主和朝官是最为理想的家族构成。没有保护网的工商阶级哪敢自由发展?若有私人财产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便随时有被抄家杀头的危险。《明史》记载:14世纪时,江南一个靠做海外贸易发了大财的巨商沈万三为求朝廷保护,主动为朱元璋造筑了南京城墙,还提出要出资为朝廷犒军。然而朱元璋却视"布衣犒军"为"不详",遂罗织罪名将沈万三发配云南充军。在朝廷屡次打击下,沈家最后家破人亡。 古人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 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 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说明了资本的积累在中国的困难,最经得起传承的只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

  第三,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士大夫阶层是官吏的预备队,无不以进入官场为成功归宿。而没有进入官场的士子有义务辅助官吏治民,"士为齐民之首",在百姓中起着道德表率的作用。士子没有与政权抗衡的实力,敢于向朝廷叫板的"清流"或成为头颅掷地的悲剧英雄,如明代的东林党、李贽。或被皇帝感化而"大义觉迷",如雍正年间的曾静、张熙。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无论在精神上、文化上、人格上都没有独立地位,被挤压得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就是在"皇权神圣"和"官本位"的螺蛳壳里诚惶诚恐地做忠臣。

  第四.中国也一直没有独立的教会集团。 西方的教士集团是靠信徒的奉献和社会捐赠来养护的,独立于政权的社会是教士集团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西方教会才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使得君主不得不刮目相看,恭恭敬敬地与之妥协。在中国由于贵族和商人集团对国家权威的屈从,使独立的教士集团无法生存。因为社会没有独立的力量和稳定的财富去供养一个独立、稳定、公开与合法的宗教集团。

  因此,在西方历史上所出现的一切可以与君主抗衡的社会力量,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历史与社会发展道路值得我们用独特的思路去理解、分析和研究。

  2.被扭曲的儒学、政教合一与缺失的法制

  孔子学说的本源是周礼,周礼本是起源于氏族社会的习惯与规则。中国文化中的"礼"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范畴,包括了祭祀仪式、社交礼仪、长幼尊卑家族关系、所有的习惯和习惯法、社会贵贱等级制度、观念层面的道德伦理、与身份地位相关的服饰器具等。这些原本起源于氏族社会的习惯充满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亲子之爱出发的孝敬父母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与自然本性。儒家学说自然也继承了这个人道主义传统,从孔子的"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就体现出这种人道主义线索的传承。

  不幸的是,这个原本带有"自然法"特点的中华原始文化在秦、汉两代遭到了统治者的摧残与阉割。此后历代统治者去除了其中的人道主义元素,而强化了其中的等级伦理观念,并将其政治化。将孝父与忠君一体化,将家族的法规与国家的公共规则一致化。将其改造成为完全为君主政权与伦理社会服务的工具。使得儒学的面目越来越非人性化。以至于到宋代的程朱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与人性相对立。

  汉代以后,儒学被历代君王所推崇,逐步被宗教化,成为中国的国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儒教是内省型的而不是超验型的。这种内省精神与对王权、父权和族权的顺服和忠诚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通过政治力量的推广,儒学渗透到了政治、法律、教育和科举中,忠君孝悌的伦理观念成为维护整个家国体制的纲常。 处于这个纲常顶端的国君就成了这个信念的领袖,并通过他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对平民进行"教化"。[12] 所以儒学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国教",政府对儒教的全面推广就是中国的"政教合一"。

  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观念也成为法律之后的"高级法"。 一方面中国的法律自汉代以后就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直到唐代完成。在唐律中可以看到礼的原则和规范全面地渗透到法律条文中,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中华法系[13]。例如"谋反"、"谋叛"和"不孝"、"不睦"、"不义"被并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儒学不仅渗透到立法条文中,也在官吏判读、乡里调解中得到进一步的全面发挥。不仅成为整个官僚体制的游戏规则,甚至成了宫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旗号。[14]足见其影响之大、渗透之深。

  除了儒教, 中国人的主要信仰还有佛教和道教。但是佛教和道教基本上是消极避世或依附于政权的,没有自身的诉求。唯一积极入世的儒教又将忠君作为首要信条。由于在信仰方面由于没有超验的宗教观念,即相信自然和社会都是由神的法则所创造和管理的,也就没有在政治上可以与君主抗衡的精神力量。更由于信仰中没有一种关于人格化的神,神爱世人和人值得尊重的概念,因此不能为人的独立性,人的权利提供神学理论上的支持。象西方国家那种可以对政权加以有效制约和支持人权的宗教学说,那种作为制约力量的先知预言和神职人员的传统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由于上述社会条件的限制,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带有诸多缺陷。昂格尔从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来观察,中肯地指出了下述问题:

  第一,政府高度政治化的全面专制,遏制了社会自我调节秩序;

  第二,行政命令和法律规则之间无明显界限;

  第三,法律的普遍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权宜之计,用以确保政府对大众的控制,约束自己的代理人,提高行政效率;

  第四,法律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没有被承认是实现正义和社会福祉的无条件要求;

  第五,法律没有实质的、组织的、方法的和职业的自治性,没有独立的立法机构,没有独立的法院、没有职业律师、没有独特的推理模式的法学、政策制定者与职业法学家没有区别。

  3.全面专制与社会自我调节秩序的破坏

  昂格尔敏锐的观察到, 自三世纪起中国的执政者就开始"为把日益广泛的社会活动纳入自己的控制和指导范围之内而斗争,把从前被认为是社会自我调节秩序组成部分的领域政治化。"[16]这就使得中国的历史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一条违法自然的、社会自我调节秩序的道路。一切都被政治所扭曲了,一切都变成了围绕着君主专制机制的有机部分。

  首先在经济方面,历代政府均推行维护农业经济政策,摧残了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商业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已经有较大范围的活动。在此后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繁荣的商业集市。然而封建王朝对商业的控制、掠夺与干预,使得商业一直没有健康发展的机会。历代政府都奉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其一,政府就把盈利较大的工商业统统收为官府垄断,民间不得问津。如汉代的盐铁、唐宋的茶。其二,官营手工业的规模远较民间手工业为大,如冶铁、铸钱、制盐、制茶等。 往往与民争利,控制和压抑民营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其三,这种对工商业的摧残往往由于政府腐败而变笨加利。例如明代后期派出官员和锦衣卫特务四处采矿、征税、劫夺搜刮民财,使得工商业凋零破败,民不聊生。其四,清代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基本上被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所以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了政府政策、政权腐败和社会动乱等多种因素的反复摧残,始终是个畸形的、长不大的胎儿。

  第二,在社会控制方面,禁止自由迁徙与结社。秦代首创户籍制度,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内各家相互监督,连坐受罚。此后的历代政府均强化宗法家族制度和保甲制度。以宗法为经,保甲为纬,将人民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地方官吏和士绅联手,负责纳粮收税,徭役征兵,宣德教化、旌表节孝、调节纠纷、维持治安,缉拿盗贼。维系着一种没有自由的低级秩序。

  第三.在政治方面,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力。不仅严禁人民参政议政,还残酷镇压一切与君主分权的势力。一部中国历史,可说是君权不断集中与强化的历史。从战国时孟子所主张独夫民贼人人可杀的民本主义,到宋代岳飞为昏君不惜弃军舍命的愚忠,说明君主权威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完全神化和绝对化了。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血腥斗争:秦代建立由国家供养的官僚机器,坑杀了春秋战国留下的拥有自由思想的儒生。此后历代不停地打击镇压试图与皇帝分权的政敌,或大杀功臣、或打击地方豪强,或打击外戚,或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或打击权倾一时的宰相与宦官。每次斗争的结果都以皇权胜利而告终。到了明代皇帝已经权倾一时,特务遍布。清承明制,防范宦官、嫔妃干政和官吏内外勾结的法律密如罗网。 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始终无法解决权力交接和腐败问题,所以在人事上极无规则和不稳定,只能或靠着权谋和刀斧决定着上台下台,或通过农民革命来改朝换代。

  第四.在文化方面,中国拥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在制度上属于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学术政治化,秦代专任法家,坑杀儒生,建立了短期的大一统王朝。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稳定和巩固了专制王权。 此后历代王朝无不取消学术争鸣,钳制自由思想。第二,利用科举考试,将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 培养民众特别是士大夫对封建政权的愚忠。第三,遏制自然科学和技术。具有官方学术地位的儒学的内容是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合一,突出政治第一、思想第一、伦理关系第一,而视工商业者为贱民贱业, 视科技为奇技淫巧而加以鄙薄。 第四,文化专制制度充满着对自由思想和文化人才的血腥镇压。如明代多名东林党的著名学者被迫害致死,启蒙思想家李贽被定为"异端"而瘐死狱中,清代的文字狱更是株连甚广,令人谈虎色变。这种制度使得中国难以成长出象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式的人物。一些优秀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只能象在夜空中转瞬而逝的彗星。[17]

  总之,历代皇帝的权力无边,从中央政府到家族保甲,从道德文明到风俗习惯,从学术文化到教育科举,无不牢牢地垄断在皇帝手里。历代皇帝还本能地遏制一切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萌芽,专横残暴地扼杀了一切民间力量自由发展的机会。使得民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另类力量能与之长期势均力敌,也从来没有理性妥协的精神。与一元社会结构相一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就是统治与顺服。民众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发言。一切听命于帝王。即便是最残暴、最愚蠢和最荒诞的帝王,对于臣属和百姓而言,服从便是美德,不忠便是死罪。象西方国家历史上出现的多元集团的协商、妥协与均衡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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