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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格非:品格证据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的运用

——美国的立法、判例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3-06-11 10:50:39
作者: 纪格非  

  就必须证明骚扰行为具有严重性或普遍性而足以改变工作条件,即制造一个在客观上属于敌意或侮辱的环境。此类案件中,被告往往会以原告对骚扰行为的反应来证明没有形成敌意工作环境。由此可见,性骚扰案件待证事实的特殊性对品格证据的使用提出了必然需求,如果完全剥夺被告使用原告品格证据的权利,会对被告的防御手段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虽然《联邦证据规则》对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基本态度是“不允许使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联邦证据规则》第 412 条第(2)款赋予的自由裁量权采纳被害人的品格证据的判例亦不在少数。自 1994 年新条文颁布至今,美国的判例法说明,法官破例采纳被害人品格证据的一般条件是“被害人的品格成为性骚扰案件中双方的主要争点”,品格证据因此成为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在作出是否采纳的决定时,法官往往会同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否为工作场所内的品格证据

  一般而言,法院认为被害人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品格或言行不得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 1998 年 Rodriguez-Hernandez v.Miranda-Velez 案[14]中,原告 Rodriguez 称自己在 Occidental公司工作期间,被公司要求容忍客户的非礼行为,因此提出性骚扰赔偿请求。该案的被告向初审法院提出开示原告性史的证据,并试图以此证明原告生活糜烂,曾与多名已婚男子有染。该请求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原告在工作场所外的道德、品格以及婚姻、生活状态与本案无关。但是,法院允许被告提出原告与其男友处于热恋中的证据,因为这与被告所要证明的“原告因此而无心工作”有关,属于本案的争议事实。同时法院也允许被告使用原告对其有挑逗行为的证据,因为此证据有助于证明原告是否“欢迎”被告的行为。

  即便属于工作场所的范围,也并非被害人的所有言行,都可能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Howard v.Historic Tours of America 案中,被告要求原告开示与其有性关系的同事的名单,试图以此证明原告在工作场所表现放荡,没有对骚扰行为表示反感,也没有形成敌意的工作环境。但是,法院拒绝了这样的请求,认为原告仅需回答被告能够准确指明的与原告有染的男性相关的问题,对于被告不能指明的人,原告无需主动开示。因为法院认为,“如果被告对于这些关系的存在并不知情,那么被告就没有理由因此判断原告是可以接受骚扰行为的。”[15]

  总之,根据美国法院现有判例,工作场所外被害人的品格是否端正与职场性骚扰是否存在是没有关联性的,而且采纳这种证据易使陪审团对被害人产生偏见,不利于他们正确判断案件事实,同时也会使被害人因隐私的披露而陷于窘境,与保护受害人的司法政策相悖,原则上应予排除。

  (二)关于被害人品格证据的时间与程度界限

  为了证明原告品德败坏,被告往往大规模发掘原告行为不端的证据。因此,对于性骚扰案件中的原告而言,提起性骚扰诉讼往往意味着隐私的暴露。在 Sanchez v Zabihi 案中,被告要求开示原告在 10 年内与公司同事有染的证据,对此法院认为被告要求开示的时间范围过大,会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负担并严重侵害其隐私权,因此法院将开示的时间范围缩短至 3年。[16]同时,即使发生在工作场所,也属于法院允许开示的时间范围,法院也可能对被害人品格证据开示的范围或程度加以限制。比如在 Herchenroeder v The Johns Hopkins 案中,法院对被告向原告提出的问题的数量做出了限制,规定对每名与原告有性关系的公司的男性职员,被告只可以提出两个问题。[17]

  总之,通过对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开示范围和时间的严格限制,因证据的开示和采纳导致的暴露隐私、受到羞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案件审理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被有效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体现了立法者鼓励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立法政策。

  (三)一般不得采纳被害人衣着、言谈类品格证据

  在 1994 年《联邦证据规则》修订前,法院允许用于证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种类繁多,除了性史、品德以外,还包括衣着和言谈等其他证据。最早在 1986 年 Meritor Savings Bank v.Vinson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按照“合理人”标准,性骚扰的严重程度或者普遍程度使普通人感到该工作环境本身使得自己的人格尊严遭到冒犯,即可认定构成敌意工作环境。同时,法院着重阐述了如何使用衣着证明原告是否“欢迎”被告的骚扰行为:“即便原告是否自愿不是敌意工作环境的构成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性感的言谈或衣着与证明其是否欢迎骚扰行为是无关的。相反,此类证据是显然相关的。美国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也曾在指引中明确指出:“事实审理者必须根据案件的全部记录以及全部情况证据,如骚扰行为的性质、行为发生的背景等对性骚扰行为是否存在作出判断。”“被害人性感暴露的衣着以及公开表达的性癖好,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没有规则禁止采纳此类证据。”此案开启了采纳衣着、言谈类证据的大门,此后在性骚扰案件中,被害人的衣着打扮往往成为双方争执的重点,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大动干戈,反复纠缠。以致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实践中的做法“选择了错误的关注对象”,“将证明重点放在了非主要事项上”,并“导致了不必要的拖延与浪费”。[18]

  这种局面在 1994 年“强奸盾牌条款”的规定扩张适用于民事案件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 412 条,证明被害人性癖好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这些证据包括被害人的言谈、举止以及衣着。因此,在当今性骚扰民事案件中,被告欲通过原告的衣着证明原告对被告骚扰行为的态度的策略是不被允许的。比如在 Arno v.Club Med,Inc.案[19]中,被告要求使用原告的衣着证据证明原告配合自己的骚扰行为脱去了衣服,并进一步证明原告并不反感被告的骚扰。法院依据第 412 条驳回了被告的申请,但是允许被告在交叉询问过程中就原告的脱衣行为提问。显然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原告是否主动脱去衣服与案件事实是相关的,但是原告的衣着是否暴露则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无关。

  另一方面,受害人的衣着或言谈类证据并非绝对禁止使用于性骚扰侵权案件中。毕竟《联邦证据规则》第 412 条第(2)款赋予了法官采纳原告品格证据自由裁量权。从现有的使用衣着证据的判例来看,法官允许使用被害人衣着证据的理由基本都是该证据与案件事实直接相关或该衣着证据是由原告要求使用的。比如在某些案件中,原告受到被告的言语性骚扰,被告的某些言词是针对原告的衣着样式,或被告要求原告在工作场所穿着暴露性感的工作服,原告以受到性骚扰为由提起诉讼,此时由于该衣着证据是由原告引入诉讼中的,因此允许被告进行交叉询问。但是,从已有的判例来看,即使在那些允许使用衣着证据的案件中,法官对于此类证据的使用也是很谨慎的,衣着证据往往不会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通常只能起到有限的证明作用。[20]

  (四)一般可以采纳为证明损害程度的品格证据

  虽然《联邦证据规则》已经概括性地禁止使用被害人的品格证据,但是,美国法院现有的判例表明,如果原告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提出了赔偿请求,则法院更容易依据《联邦证据规则》第 412 条第(2)款的自由裁量权规定,允许被告使用品格证据证明被害人原来的声誉就不好,或被害人并未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比如,在某一性骚扰案件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以及由于与被告的性行为而感染的疾病的治疗费用。此案中,法院允许被告开示并使用了关于原告性史的证据以及原告曾经受雇从事脱衣舞工作的证据。因为此类证据与原告所称的受害程度相关。[21]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被害人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则他(她)就必须做好承担暴露隐私或陷自己于窘境的风险。因为原告的赔偿请求为品格证据的使用敞开了大门,使其不得不在获得赔偿与暴露隐私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法院采纳被害人的品格证据评估其受害程度是不公正的。被害人仅需证明自己的当前损害主要是由于被告的性骚扰行为引起的就应当获得赔偿,被害人过去的品格或性史与其当前的损害没有必然联系。[22]然而,鉴于反对使用被害人品格证据证明损害程度的这一部分学者尚未提出能够被普遍接受同时具有可操作性的损害计算方法,因此,在被害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性骚扰民事案件中,法院就有可能采纳关于被害人的品格证据。

  

  三 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使用

  

  普通法传统上禁止使用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证明其在特定场合下从事了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的行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与被告人是否可信以及是否犯有当前指控的犯罪没有关联性。在 1994 年之前,法官经常会以被告品格证据的使用将侵犯其隐私权为由,拒绝原告的开示请求。在 1987 年的 Everett v.Boler 案中,原告 Everett 受雇于 Christensen,Boler & Company 公司,在其任职期间,原告受到上司同时也是该公司合伙人的被告博勒(Boler)的性骚扰,并被迫与之发生性关系。原告基于上述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公司的其他合伙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博勒的性骚扰行为,但是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在证据开示阶段,被告在笔录证言中承认曾与原告发生过性关系,但是同时强调,原告是“欢迎”被告的行为的,并且原告是性行为的引发者。原告向初审法院申请开示工作场所内、外所有曾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的名单,同时要求被告回答与这些女性相处的细节。被告则认为原告要求开示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将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申请。原告提出,自己要求开示的证据在以下四个方面与本案有关:第一,这些证据将有助于证明被告一贯的职场性骚扰倾向;第二,一旦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的名单被开示,原告就可以探明被告是否有强迫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倾向。第三,如果能够证明被告与许多女雇员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则有助于原告证明存在“恶意工作环境”,并因此获得赔偿;最后,原告认为的滥交行为有助于证明性骚扰案件中的雇主责任。因为雇主对此应当是知情的,同时也有助于帮助陪审团探寻被告对于异性的拒绝是否敏感以及被告认为其与“原告的关系很普通”的证言是否可信。审理该案的初审法院认为,原告的开示请求是正当的,被告在性骚扰案件中不得以侵犯隐私权为由拒绝开示证据。此后被告上诉至联邦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则认为原告要求开示的证据范围过于广泛,同时在性骚扰案件中,法院必须在原告的证明利益与保护被告隐私之间取得平衡。原告要求开示与被告有染的所有女性的名单,这些人中许多并非公司的职员,与本案也无任何直接关系,开示她们与被告相处的细节不仅涉及到被告的隐私权,同时也涉及案外人的隐私保护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原告期望通过证据开示证明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其他更加便利、伤害更小的方式得以证明的。原告的律师承认,他其实已经掌握了与被告有染的女性的名单,那么原告完全可以直接向这些女性调查取证,获得她们与被告关系的证言,以证明被告是否有职场性骚扰的倾向。如果这些人认为自己受到被告性骚扰,她们将提供有利于原告的证言,如果她们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被告的骚扰,则她们就无需提供与被告相处的细节。这样,原告的证明利益与被告的隐私权都受到了保护。最后,审理该案的联邦高等法院强调,在性骚扰案件中,原告必须谨慎界定开示的时间与对象范围。在本案中,原告要求开示所有与被告有染的工作场所内、外的女性的名单显然是不恰当的。[23]

  但是在 1994 年后,美国通过《犯罪控制与法律执行法》为《联邦证据规则》制定了第413、414、415 条规则,规定在性犯罪案件与儿童性侵害案件中可以采纳被告人以前的性侵害证据,并明确了性犯罪与儿童性侵害案件的范围以及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同样可以提出此类证据。《联邦证据规则》第 413 条第(1)款规定,在被告被指控性侵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有关被告犯有其他侵犯或性侵犯罪行的证据具有可采性,并可考虑与其相关的任何事项的关联性。[24]显然,该条规定的主要用意在于放宽使用性侵犯证据的限制,允许原告使用被告品格证据证明其当前行为。这一规定为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采纳打开了方便之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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