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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儒家传统复兴与国家治理精神重建

更新时间:2013-06-08 21:33:28
作者: 陈赟  

  

  摘要:当代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与世界历史秩序变动相关联的“大时代”情境,因而必须从内与外、远与近的关联性视角予以观照,从而实现主权国家的内部治理与中华文明的世界复兴的双赢。在此双重视域内,改革面临着两个基本性问题:一是通过治教结构的调整解决当下的政治正当性危机,一是重建伦理生活与精神秩序。而这两个方面,都与儒家传统的复兴关联在一起。

  关键词:治教结构 伦理生活 精神秩序 儒家传统

  

  三十五年持续的改革开放,使得曾经一度封闭的中国学会了在全球体系中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更新自我机体及其运化空间的能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步入亚洲甚至世界中心的步伐已经不可遏止;但与此同时,长期累积的问题也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使得中国再一次处在内忧外患、生死攸关的“大时代”情境中。深入的改革,直接解决的当然是国内自身的秩序问题,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历史秩序的变动与重组,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非同寻常的背景与机遇。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复兴与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危机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因而,应该从世界历史秩序变动的着眼点,高瞻远瞩地规划中国的改革。

  对西方而言,基督教的人性理解及其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市场及其生产消费机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合一结构建筑的西方文明,已经是人类历史最后的形式,也就是说,西方人很难想象其他的可能形式,因而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性规划,与历史的“终结症”联系在一起。从长远目标来看,中国改革担负着一项事关人类的全新任务:在业已终结的历史意识里拯救历史,探索人类生活方式的新的可能性。而从中华文明自身的演进而言,这是中国自身的提升:即接续历史上已经完成的从“中国的中国”到“东亚的中国”的进程,进一步向“世界的中国”挺进,实现从近代史上的被迫进入世界到主动地承担世界历史的使命的转变。而世界历史任何一次大变动都与对整个人类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革命与知识复兴相关联。因而,要想抓住中华民族与文明的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改革的目标除了政治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与发展以外,更要为人类层面的社会革命与知识复兴创造条件。换言之,进一步的改革规划,必须从内与外两个维度上展开,实现内外目标的共赢。

  历史地看,整个近代史是中国从被动到主动学习西方的过程,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学习过程。第一次是汉末到唐代对佛教的八百年的学习过程,该学习过程为以《四书》为中心的新儒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新儒学的形成乃是中国从“中国的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国”的最重要条件。第二次对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学习,对中国乃至对西方而言的世界历史意义现在还不容易看到,但可以断言,此次仍然在进行中的学习,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的边缘步入其中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真正的学习不是模仿,而是将对方彻底地消化,从而发展出具有本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今天中国的学习过程即将进入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有学者提出的“第二次思想解放”,[1]即从对西方与美国模式的迷信与依赖中解放和摆脱出来,不再仅仅从世界来审视中国,而是同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最终指向的是在对西方的学习消化中提升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与普遍性。从这个视域来看,中国的改革必然要在切近与长远、内部与外部的层次上形成呼应,其围绕旋转的主轴则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强大繁荣只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依托。由于中华文明历史地形成了以儒家传统为主体的格局,因而可以进一步言之,中华文明的复兴,在实质上就是儒家文明的复兴。

  从以上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本文提出两个切近而又指向远方、内部而又通达外部的紧迫性问题:一是制度地解决治教结构的问题,二是重建伦理生活与精神秩序的问题。

  

  治教结构与政治正当性危机的制度性解决

  

  从内部来看,改革的话语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在中国道路的最终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改革走向哪里的方向性质询不绝于耳,而且由于最终的方向不明确,改革处在缺乏最高理念统摄的状况下,因而有所谓“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困窘;另一方面,没有谁会满意并愿意停留在当前的状况之中,呼唤改革的动力仍然内在于当代中国人心的深处,它表明改革本身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无法拒绝的时代性要求。改革本身的这一张力意味着,正当改革的唯一指向便是关注中国的未来并面对真正的问题。直面真正的问题便不能绕开政治改革,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政治改革的序曲,前者只是为后者提供了某种前提。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经济层面上的“发展主义”神话,再一次将当代中国公私生活世界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留给后人。只有深入地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的问题。

  政治改革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迫切、如此深层,乃是因为当代中国面临着根本性的政治正当性问题。统治在何种意义上还能够承载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难题。统治始终意味着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力支配,但这种支配是否正当,主要世俗根据是看其是否建立在被统治者的普遍同意的基础上。对于威权性权力体系而言,其“人民性”根基如何体现,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并不明晰自己与国家的边界,而很容易形成统治对政治的垄断,政治所具有的对各种权力的调节组织机能丧失,而代之以高度集中的政府的实体性机能,从而使得统治本身不堪重负。事实上,整个现代性规划所揭示的人类智能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唯有接受本身的边界与限制,才能在其范围内达到基本的秩序与最大充实;无节制地越界,只能给自身带来糟糕的恶果。[2]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改革所面临的首先是贞定政治的分位,从制度上解决一切都是政治的与政治本身的退却与式微这一“悖论性”现象,将本属政治之外的世界重新还给它自身,惟其如此,政治才能找回它的自身,其场域才能真正同时开放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不仅仅只是被前者占据。由于统治占据、垄断政治,因而在统治本身的权力前所未有的大扩张之际,也伴随着其压力与风险的空前性剧增。所以,我们今日不难看到,哪怕一个本身与政府部门无关的问题,也会被不断放大,直到要求政府负责,而这种负责的级别往往从行政的负责层次进升到政治的负责层次。这样,一个本来并不大的地方性事件,也会以不可预料的方式演变成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性事件,而且不可阻挡,而地方政府的维稳逻辑非但不能在地方上消解问题,反而激化了问题,使之扩张升级。这一现象本身传达的就是政治正当性的危机。

  政治正当性危机有深浅不同的层次,浅层次的危机对应的是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更深层次的危机需要回答的是,政治本身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人与人在其中相与(或共同)成人的机制或场域。前者关涉的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我们使用政治与统治的分离,正是涉及这一层面的问题;后者关涉的则是政教关系问题,说到底,政治也是一种教化,即教育、引导、提升人成为人的一种方式、一种机制。但由统治所承担的政治应该认识自己的能力与边界,从教化的领地回撤,给出教化的权能在政治生活中的合理空间。两个层面的问题看似可以相互分离,实则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权力的制衡问题,与统治的人民基础问题,表面上只涉及前者,但其实它同样发生在后者的地基上。如果治统之外没有独立的教统,那么,所有的制衡就只能发生在力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的层面上,这其实只是低层次的治统内部的力的制衡。这一单一的制衡乃是政治被消解为统治的根子所在。更重要的制衡则是教统对治统的平衡,这一平衡可以提升到权力与精神制衡的层次之上。通过教育以及社会伦理与舆论的影响,教统可以为治统提供可辨认的边界。一个政治结构体,如果没有教统,而只是治统单个层面,那么它就不可能持久,而且永远具有随风震荡的临时性。

  就西方文明而言,治教合一、治教分离与治教协定,是三种最基本的治教关系模式。轴心时代形成的中国传统,先是以“六经”,后是以《四书》,形成了一个既弥散在治统之内又超出于治统之外的教化机制与权能,并成为治统与天命之间的中介化形式,由此,传统中国发展出一套“内教外治”的政教关系模式。步入现代以后,由于受到现代的由政府施行的动员体制的挤压,教化权能失去了独立的机制与运作空间。而在西方,治教之分工与默契协作已经成为普遍趋势。新中国早期确立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某种教化功能,但这一教化权能因为脱离人们的心性基础而最终式微,从而导致:一方面,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精神性的方向与目的丧失;[3]另一方面,统治的权力与责任的担负均过度超载,从而使得运作成本不断升高,而效率则呈降低之势。

  就良性秩序状态而言,政制负责基本的社会秩序与稳定,教育与宗教承担伦理生活、意义世界与美好生活的追寻——这是最佳分工。对于官僚系统成熟的政制体系而言,下行性的秩序与安全是其最高目的;上行性的教化问题在其能力与范围之外。对于中国的改革方向而言,从制度上重新安排规划治统与教统的权能分界,终结政府权力对学校与宗教的超负荷掌控,乃势在必行之事,它不仅关涉到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且关涉到一个民族在思想与精神上的活力。国家与民族的生生之活力,并不在于其达到被动的规训性的一致化与一体化,而在于其从不同方面、不同维度具体地、差异地丰富共同体的细节与整体。面对传统中国在治统组织失序后的“一盘散沙”状态,新中国以临战状态的非常规方式达成了中央权力对社会基层的全面渗透,营造了现代政体所具有的全民动员的高效组织能力,但这种建立为在政治共同体对外的抵抗性、防御性的竞争斗争中处于有利态势的动员机制,在常规状态下又容易瓦解机体内部各要素、各成分的自发性生机与创造力。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持高效组织能力的同时,拯救政治机体的活力,或者进一步说,这种组织能力在什么意义上也同时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活力的释放机制,才是更高的要求。就潜在的力量而言,政府可以做成社会做不成的事情,而社会也能够做成政府做不成的事情。在这方面,社会的活力的激发程度既是自由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强大富裕国家的标志。只有将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与政府的力量形成围绕着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主轴的合力,中国走向世界中心的理想才可能不仅仅是主观性的愿景。

  而对社会的超利害的最理想组织方式还是教化的力量——宗教与学校。就此而言,一个在古代中国传统中并不存在,但现在与未来却尤为迫切的问题,还是治教结构的规划。“教”意味着政治之外的教化权力,它包含学校的基础性人间伦理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与思想激发,以及各种宗教所致力的人间伦理与精神性教化或超越性安顿。当一个政府将对学校与宗教的防御与管制作为其制度性目标的时候,它足以引发人民、国家、政府三者关系的问题化,从而成为正当性危机的显明化形式。对宗教与教育的过度的行政管控,只能使得教育与宗教的精神治疗与身心平衡功效的式微,而激发它在形式上转变成另一个权力性的“政治空间”,宗教与教育一旦转轨成“政治空间”的形态,便会与世俗统治形成竞争或冲突性的张力。唯一消解这种张力的方式便是,政府在以适当方式对教化力量的激进化进行消解,使得其不再干预世俗统治的领域之外,释放本当属于教化权能的自身空间,引导并凸显教育与宗教的教化功能,以及对纯粹知识、思想理论与身心上升之路的关注。西方文明在现代的一个最大的突破便是形成教育、宗教、媒体与政府对国家的共同支撑。统治权力与教化权力形成分工负责而不互相扰乱的有序与和谐,而且这种有序与和谐达到高度的默契。将教育、宗教、媒体完全掌控在政府权力之下从而使得国家最后由政府垄断,由此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教育无论内容与形式如何,最终效果往往都是适得其反。美国社会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之所以相对成功,就是因为教育、宗教、媒体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上述共同支持、相互限制与平衡,而后爱国主义可以在治统之外以政府“无为”的方式建立。没有一个不能恰当处理治教关系的国家能够持久地繁荣,因为人心秩序作为深层的秩序对现实的统治秩序形成虽无形却又极为巨大的影响力。从政府权力与教化权力的张力结构到二者之间的和解与共生,乃是中国改革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具有远见的政治民族或政党,都将从与宗教的冲突转到与宗教的积极合作,作为构建秩序的必经步骤。宗教与学校的力量一旦被激活,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加安定的秩序,更主要的则是社会的勃勃生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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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ba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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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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