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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更新时间:2013-06-07 22:52:13
作者: 何蜀  

  

  初识良师

  

  我和王年一老师,是从1995年开始通信联系的。

  当时,我所供职的重庆《红岩春秋》杂志,经我组稿和编辑,陆续发表了一些“文革”题材的文章,如著名的“文革”史专家金春明教授的《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93年第一期)和《中国头号大冤案形成之谜》(1993年第二期)。1995年初,我给王年一老师寄去杂志,并写信向他约稿,同时自我介绍了对“文革”历史研究的兴趣,谈到了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对我的教益和启发,当然也直率地谈了一点意见,特别是对书中有关“联动”的记叙,我认为不应那么肯定,因为“联动”对民众犯下的罪行是人所共知的。

  1995年2月27日,王年一老师给我回了信,他说:“我代表许许多多的人,感谢你们对文革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对我所谈意见,他非常诚恳地表示:“承你指出拙著中的谬误,我接受你的意见。”对我的约稿,他则作了说明:“我1992年得中风,患有后遗症,写信不便,恕我草草。”最后他谦虚地写道:“望经常联系,多多教我。”

  从此我就开始了与他的通信交流。他前后给我写有180多封信。除去第一封信中称我为“何蜀先生”外,此后的信中都称我为“何蜀兄”,完全把我视为一个平等的文友。他非常谦虚、诚恳、坦率,对我在信中称他“老师”,他曾一再提出反对,1999年1月19日信中说:“以后万万不要称我‘老师’。”1999年1月27日信中又说:“以后来信不可称我为‘老师’,称‘老王’可也。”但我对他的这一要求当然不能照办,他是海内外知名的“文革”研究专家,中国“文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革”研究爱好者,因此我始终称他“老师”。

  我和他建立起通信联系之时,他已经因脑梗塞后遗症半身瘫痪三年。因为这个原因,他写的字有时很难辨认,他常在信末写上“恕我草草”或“恕我草草不恭”。他在1995年3月15日信中说:“我仍十分关注‘文革’研究,但只能做一些零打碎敲的工作。”“我与研究文革的同志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我十分乐于与青年人交朋友,我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教益。”

  在1997年3月7日信中,他热情地写道:“我存有一些‘文革’资料,虽说不上很多,但也不少,很希望给你看看。他日如有机会来京,可在我处小住(吃住均无问题),饱览资料可也。”

  1997年春,我写了一篇《质疑“上海一月革命”》,对历来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官方提法作了一些考订,提出了不同看法。我把文稿寄给王年一老师征求意见。5月13日,他来信说已将我的文章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我表示了我向他们推荐。”“所述我都同意。”这就是在《党史研究资料》当年第八期上作了编辑处理后发表的《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若干史实问题》。

  在我给他的信中介绍自己的简要经历时,提到了当年因父亲的“右派”问题而未能升高中一事。1997年6月1日,他在信中说:“得知令尊曾为‘右派’,请代我向令尊表示敬意。”他还感慨道:“研究‘文革’的人都是关心政治的,都是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似乎也被某些人视为‘右派’。现在,中国的‘右派’似乎太少了。”

  1998年7月,我去信请教他,在研究重庆市的“文革”历史,特别是重庆的武斗问题时,无法避开群众组织与驻军的关系和驻军的历史责任问题,那时,军队在“文革”中的问题基本上还是个不可触及的禁区,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8月3日,他回信说:

  “写重庆武斗,可秉笔直书,在世间留下记录。不要顾忌到部队(或部队用××表示)。”“历史不是任人歪曲、捏造的。这是我读许多文章后的心得。因此我主张写历史秉笔直书,不加讳饰。”

  他的这个教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每当遇到类似问题,我都会想到王年一老师强调的“秉笔直书”这四个字。

  

  初次合作

  

  1997年12月21日,他收到我寄去的新写文稿《“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后,来信说:“大作已拜读,极好。眼下恐难发表……”他建议我投给某个杂志试试(此稿后来先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上发表,然后收入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就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我: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1997年11月第一版),此书是姜思毅老首长来看望我时送我的,他说此书‘极坏’,我读后深以为然。拟写一批评文章投《百年潮》,求你协助,请先看一看此书。如以为该批评,请想一想如何批评。我们二人合作写一篇亦可,你或我单写一篇也可。中国不是无人了。不可任谬种流传。”“一切,等你看了书后想一想再说。”“我想抓住几点批评它,而不是全面出击。抓住哪几点呢?初步考虑出的是:一、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这是该书一再提及的);二、所谓‘第一个号令’;三、该不该设国家主席?四、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汪东兴以当事人的身份,搞‘两个凡是’,实在令人气不过。”

  接信后我颇感惶惑。这是王年一老师第一次向我提出合作写稿的要求。我不能拒绝——特别是他在信的后面还颇为感伤地写道:“千恨万恨,恨我身体不佳,生活不能自理,一事无成。”我必须帮这个忙。但是对于合写文章,我又担心力不胜任,徒占虚名。我提出,不作为合作,我只是为他做一些秘书性的、编辑性的工作,只署他自己的名字,我不能“附骥”。

  1998年1月3日,他来信说:

  “你我是忘年之交。你年轻,有志气,有能力,我信任且尊崇你。‘附骥’云云,使我无地自容。你我合作,而且你的名字要放在前面。让我来‘附骥’吧。你我都开动脑筋吧。‘谬种’不可流传。”

  王老师是个性急的人。还没收到我的回信,他就于1月8日寄来了写好的初稿,并在信上说:“今日乘兴写了几页,身体不佳,写不下去了,这么一个模样,呈上供参考。我意不要全面写,抓住几个问题即可。”他写的初稿标题是《‘凡是’的一个样本——评汪东兴回忆录》,署名“何蜀、王年一”。

  次日,即1月9日,他又写来一信:

  “又写了几行,呈上,仅仅供你行文时参考。既然合作,我绝对尊重你,你放手写。”他还感叹道:“中国难道没有人了?应该有人站出来讲话。粉身碎骨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既是表白自己的意愿,也是为我打气。他附上的“几行”,是两页半(约1000字)的草稿《关于“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在王老师如此恳切的要求和激励下,我岂能懈怠,赶紧去买来汪东兴那本书(本来我是不打算买这种通篇官样文章而没有多少真实内容的书的),认真读了几遍,并以王老师的初稿为基础开始写作。

  我把稿子打印出来(署名改成了“王年一、何蜀”)给王老师寄去,他于1998年1月16日来信说:

  “关于文章,你提出的一些想法我都同意,意见很好。我太冲动,正需要你遏制一下。文章我也以为很好,略有改动,就寄给××(《百年潮》编委)了。”“署名,我还是写了‘何蜀、王年一’,理应如此。我与别人合作,从来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几十年来,一贯如此。你这次出的力比我大,尤应如此。”在信的后面他又说:“这次与你合作,我很愉快。”

  收到他的信后,我将又作了些修改润饰的文稿重新打印寄去。1月26日他来信说:“来信、来稿刚刚收到。我看了稿子,感到很好,即寄《百年潮》,由他们审处吧。我还是把您的大名放在了前面。请谅。”

  这篇文章后来在《炎黄春秋》1998年第八期发表了。编辑还是把王老师的名字排到了前面——因为毕竟是向一位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批评,由王老师这样的海内外知名学者领衔,会更有分量一些。

  

  再次合作

  

  1998年9月3日,王老师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各方对我们的文章反映都好。”初次合作增强了他的信心,他又提出了新的合作想法:“我想在半年之内再写一篇,请你合作。这一篇谈‘设国家主席问题’。似可用述评的方式写。我正在考虑,还拿不出意见。”

  三天后的9月6日,他又来信说:

  “写‘设国家主席’述评,要冒风险。”“林彪案是一大冤案。我辈出头,难免要受到打击。但也可显示史学的威力。”接着他写出了已经想到要写的几个问题:

  (一)“设国家主席”对不对?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不是反革命?

  (三)林彪如有此野心,怎么办?

  (四)从事后的处置来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他还写下了他的一些思考:“毛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唯独对林彪是十分正确的?”“林死后,毛对汪东兴说:‘林彪帮了我们的大忙。’汪向政治局作了传达。——这是邱会作讲的。”“谁改变二中全会议程的?是林还是毛?”

  过了三天,9月9日,他又来信说:

  “提出我们的看法:1、‘设国家主席’对不对?2、林彪是不是要当国家主席?3、毛为什么要打击林彪?4、九届二中全会的处置对不对?”

  对这样大的题目,我起初颇有些疑虑。我对涉及高层斗争的那些历史,本来并没有打算去作研究,因为档案不解密,许多真相无从了解到,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以往一些“文革”史著作只偏重于写高层的“司令部”斗争而忽视下层民众活动的情况,我也很不满意。作为民间“文革”研究先行者的徐友渔兄曾尖锐地批评一部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文革”简史是“帝王将相史”,我觉得他的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我的兴趣主要在下层民众的“文革”活动方面。不过,对于王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又并非全无兴趣,因为在“文革”中,在当时的主流宣传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将“设国家主席”称为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时,我就和许许多多普通民众一样感到非常不理解,并不相信那些“罪名”的真实性,一直也有弄清问题真相的想法。因此,我还是按照王老师的提示,开始查阅资料,作一些思考。

  王老师在9月26日信中说:“我还没有动笔。考虑到发表不易,也就提不起劲来。”他谈到他的老首长姜思毅来看他,“鼓励我们写下去。他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老一辈中,林彪是战功多,贡献大,而缺点、错误较少的人。和毛、刘、周比较,他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人。”

  10月3日,他又来信说:“‘设国家主席’一文,一周内可以写好,写好后我即寄上,请你修改亦付电脑。”

  很快我就收到了王老师寄来的初稿,我看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提出最好不引用海外出版物中的说法作论据(那些说法有的没有明确的出处,有的还可能被认为是“造谣”),我建议,尽量使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的文字作论据,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他于10月21日来信说:“你的意见,我全部同意。请按照你的意见修改或重写。”他又重申:“署名问题,还是你应该在前。”

  这年11月初,他出了一趟远门,由老伴和儿子陪同去上海,与50年未见面的老战友聚会。我就在他外出期间,在他写的初稿基础上,又认真查阅了一些书籍和资料,改写完成了《“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1998年12月6日,他收到我寄去的改稿,来信说:“尊稿已读,写得很好,我很满意。(我改了个别错字,删去了加在‘林彪’前面的定语‘直接参与过诬陷和迫害刘少奇的’)我认为就可以投出。”

  随后,他把稿子投给了一家当时较有影响的党史期刊。

  12月24日,他来信转告一位朋友的话说,该杂志“收到了你们的稿件,感到很好,是‘重磅炸弹’,但是不敢用。”他说,该杂志“还未退稿,想来他们还想再努力一番。一堆文人,大概是无法可想的。”

  1999年1月16日,他来信说:“‘论析’还无任何消息。”某杂志“既不敢用,也不说不用,就这么拖着。他们可能还在努力中,也许会复印给几位顾问大人(确实是大人)或有关方面看,争取支持。兹事体大,一时不敢定夺,也是可以理解的。现时中国,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他在这年5月1日的信中说:“‘论析’的署名,你的大名应该放在前面,千万千万改动一下。”大概是怕引起误会(以为他不敢带头承担“罪责”),又特地说明:“我不怕什么。理应如此。”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文始终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只是由一位书商通过“第二渠道”发到了一期杂志的增刊上。但是此文在海外却引起了重视,先是在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的《华夏文摘增刊》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上发表了,然后相继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2000年9月(第40期)、11月(第41期)等期连载,在美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一期发表。以后又收入了丁凯文主编、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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