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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界定法社会学领域的三个标尺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路径

更新时间:2005-04-14 16:03:32
作者: 季卫东 (进入专栏)  

  通过可靠的证据和有说服力的证明步骤来确认事实,通过适用和解释法律来发现本案的规范根据,在此基础上提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结论用以解决社会纠纷特别是诉讼案件。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假定:一是事实认识客观公正从中可以确立充分的判断基础,二是法律体系完备无缺从中可以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当然,在解释法律、行使裁量权、自由形成心证的作业中,法官的主观性偏好以及信念有可能对判断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法律学者要么予以批评和否定,要么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来“为尊者讳”。

  

  自从法律现实主义对事实认识的不确实性和法律解释的主观性提出质疑后,上述单纯的制度设计开始受到修正。主要的变化集中在确认和限制法官的价值倾向性方面。为此出现了一些“基于社会学的法律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经验性的调查和实证分析,例如探讨法官的出身阶层、生活经历、人格个性、政治态度、宗教信仰、性别、年龄与判决意见之间相关性或者因果联系的法官社会学、量刑研究、陪审研究以及检测政治因素对判决的影响的司法行动论。在这里,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基本上都是消除恣意的余地、维持审判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原有单纯设计的基本框架依然得到维持。

  

  但是,在正式法与非正式法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活跃或者在理论上得到强调之后,中立第三者的客观性视点就会相对化,甚至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视点,是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构思的那种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交涉、争议、沟通、论证以及合意形成。立足于演绎思维的规范体系也势必在不同程度上被改组重构,法社会学式的归纳思维则相应地得到重视和发扬。在这样的背景下,富勒(Lon L. Fuller)们倡导的司法参加命题将日益普及,法律职业内部的相互作用也将被重新认识――法官个人的独立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审判主体必须充分意识到费斯(Owen M. Fiss)教授所说的“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存在,必须在反复考虑同僚或同行的期待、反应以及批判的状态下书写判决。于是乎,法院变得不再像超然于尘世之上的修道院,而更像在参众两议院之外另立的一个准议院,即专门审议和决定诉讼案件的公共论坛。

  

  对上述演变趋势如何进行价值判断,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只是揭示其中围绕判决内容的各种复杂的互动、与此相应的社会关系的重组、某种秩序均衡点的确定和调整以及法律实际运作的政治化机制而已。显而易见,在这样的脉络之中,社会可以被理解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行为的集合、持续性以及功能体系;法律秩序也包括非正式的规范和制裁与正式的社会控制系统之间的双向影响以及涵义网络在内;因此,法社会学必须把微观现象与宏观现象、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关联以及悖论作为重点课题之一来处理。我认为,这样的法社会学定义正好介于埃利希谱系与韦伯谱系之间,并对两种经典性理论提供了一种相反相成的补充和另辟蹊径的可能性。

  

  (2005年2月12日初稿,载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学生报刊《法律评论》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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