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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大学问“法治常识”系列讲座之一

更新时间:2013-06-06 20:19:02
作者: 周永坤 (进入专栏)  

  现在目标基本达到,有司法考试,有公安、检察院、法院组织系统,都建立起来,在文革中,这种系统已经被破坏掉。

  司法改革大概到90年代末期时,我认为处于一个高点,进入新世纪以后,本来应该更上一层楼,但在维稳的政治导向下开始下滑,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左右,文件表达是《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这个纲要突出司法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原来的第一个纲要是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对这一原则也很强调,到第二个改革纲要这一原则就弱化了。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强调宽严相济,强化调解,服务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等内容。与之并行,极为严重的一个倾向就是政法委权力日益强化。关于政法委的权力,十八大过后已经明显在各地弱化,这是一个进步。

  当务之急:司法如何去政治化

  接下来,我列举一些当下中国政治介入司法的不当方式及其理念,看看哪些理念和实践是有问题的?

  第一,司法的政治工具主义。现在法学院的教材贯彻的都是法律工具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是极其有害的。法律的政治工具主义使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其他法律人没有立足之地,从法律工具主义派生出来的就是司法工具主义。

  司法工具主义的实质是追求法律以外的善,司法本身应该追求“法律的善”,但政治工具化以后的司法追求法律以外的善,这个“善”实际上就是权力主体的意志。从司法本身来讲,它应该是自主的,不被赋予外在目标,司法就是司法,法官应当忠诚于法律。如果司法服务于外在目标,就会丧失司法的本真,会堕落为外在目标的工具,直接结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不再重要。一句话,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实际是一种恶。

  第二,司法独立受到潜在的非难。现在的法官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是司法系统以外的压力;第二是司法内部的行政压力,法院高度行政化,法官的行政首长很多,没办法独立。法官独立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性原则。现在法院的种种考核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比如在河南,法官要对因案件引发的信访终生负责。如果判决都能让双方满意,那就是神,而这样的规定明显就是没有把法官当人看待。另外,上诉率也要考核法官,上诉本来是当事人的权利,可上诉率高了也不行,要考核。

  第三,司法的目标政治化。司法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没什么话讲。大家都知道法国的正义女神象,一个手是天平,一个手是宝剑,背后有一句话,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现在不要说天崩地裂,一上访就会变,法院就说我们商量商量吧,还有什么司法权威可言?

  第四,司法手段的调解化。司法就是裁判,但中国变为调解,调解带有强制性,现在许多法院的调解率,比如江苏有的法院达到95%,当事人都是没有办法接受调解。调解不了,才到法院,法官有什么特殊本事让他接受调解?除了权力,还有别的办法吗?调解在中国变成这样子,法学家是有责任的,他们误导当权者,把西方的社会调解混同于中国的司法调解。

  第五,司法程序被弱化。司法程序弱化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政治权力就可以进来。

  第六,能动司法。能动司法要求司法主动和政治接轨,主动为政治服务。

  第七,民意司法。民意是政治司法的外套,什么是民意?其实是政治权力说了算,不是你、我说了算。民意司法非常可恶,就是把当事人交给暴民。民意通常是暴民无法一致化的情感,任何民意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乌合之众》。

  第八,强信访机制,它的实质是政治权威高于司法权威。信访权是中国宪法所包含的权利,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意见、申诉的权利。公民必须有信访权利,但强信访的权力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主导立法的是权力,强信访进入到现在的信访条例中,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导致老百姓信访不信法。

  在法治社会,司法判决在解决纠纷意义上具有终局性,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在美国哪怕是基层法官的判决,奥巴马也不敢动。只有我们这样一个非理性的司法制度才允许信访制度存在,而信访机关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一个自毁长城的愚蠢举措。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政治对司法的非正当干预已经有所放缓,正在朝上走,至于回升有多快,无法预测。比如说能动司法,现在不是再强调能动司法有多重要,而是强调能动司法要有限制。信访率也不排名了,以前信访对于当地一把手是“一票否决”,信访率如果排在最前面,官位可能就有一点危险,最后为了降低信访率,就出现截访,最终变成一种暴力对抗。现在信访率不排名了,是一个进步。

  这表明正在悄悄的进步,为什么进步还要悄悄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没转变。要转变人治的意识形态,使其不具有正当性,大家理直气壮追求法治的司法,追求保护人的尊严的司法,那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都大张旗鼓的去讲这些东西。

  作为公共利益的政治,不是要求司法政治化,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政治权力尊重司法,接受司法的裁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政治体制的权威。司法政治化的实质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规则化,最终将导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会的首要特点是法大于权,法大于权自然要求司法去政治化,否则司法就难免自断其案,司法就会变异。

  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我的回答是,政治应当以消极的、尊重司法的方式介入司法,任何积极介入司法都是对司法原则的侵犯,不但不具有正当性,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讲,也不具有有效性,更不用说司法政治化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使涉诉的当事人处于权力主体之下,而不是在法律之下。

  当下中国的司法是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实施宪法以维护司法的权威,实现司法的去政治化,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司法的力量,实现“将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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