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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跌宕起伏的中国宪政研究六十年——以《人民日报》载文为主线的叙述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3-06-06 10:37:16
作者: 周永坤 (进入专栏)  

  其余四篇都从正面肯定了现实社会需要宪政,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宪政命题,这是前所未有的。

  1989年张树相的文章将中国现实的政治过程中的宪法监督与宪政结合起来,提出:“宪法监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过程,是宪政建设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是建国40年后首次。[21]更加重要的是,1991的文章中出现“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22]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不能碰的高压线,政治问题如果与社会主义不符则没有正当性,没有存在的余地;反之,任何事物只要与社会主义相融通,就具备了无限生命力。“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无疑是为宪政在现实社会里找到生存之本。1992年一篇会议消息中,对西方宪政的看法突破了病态的阶级分析法,指出“要敢于和善于吸收和借鉴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宪政制度和宪政理论中的某些合理的可为我用的东西。”[23]这也是破天荒的。即使1990年的一篇历史题材的文章,对历史上宪政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它正面肯定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宪政斗争的意义。[24]这表明意识形态的管理者(起码是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逐渐接受宪政一词。

  不过,正当全社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对宪政的态度却令人费解地于1993年往回走,1996年的法治解禁、1999年法治入宪等等重大的社会进步都没能扭转这一颓势,这一走就是9年。从1993—2001年9年中,除了1995和1997年各有一篇文章外,其余年份又回到零。这两篇文章中一篇是关于英国宪政史的,对于本研究主题相关度不大,值得一提的只有1997年的一篇:宪法学家陈云生先生的专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在该文中,他提出,“宪法监督的制度化、专门化、经常化、司法化已构成当代民主宪政发展的一大趋势。”[25]这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无疑是一声春雷。 这明显体现了在1996年法治解禁后学界试图突破宪政禁区的不懈努力,因为仅仅从逻辑上说,法治离不开宪政。但是显然是思维定势所至,该文没能引起权力的共鸣,人们还是选择了沉默。

  最强劲的宪政解禁冲动发生在2002年到2004年。它的直接动力来自两个:一是2002年的宪法20周年纪念,二是2004年的人权入宪。

  2002年一下子出现了5篇使用宪政一词的文章,其中四篇文章都论述了现实的宪政问题。其中二篇文章明确将宪法与宪政联系起来。徐运平提出“1982年宪法是共和国宪政史上的里程碑。”[26] 袁曙宏认为1999年法治入宪“是我国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27]刘瀚则明确主张推进我国宪政进程:“贯彻实施宪法,是为了进一步地推进宪政。在我国推进宪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也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和目标。”[28]张智辉则将检察制度作为宪政制度的一部分来认识:1982宪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国家宪政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对于维护法制统一、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29]

  2003年持续了2002年的发展势头,文章数达到8篇,这8篇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宪政问题与新宪政观念。刘山鹰的文章提出“宪政国家”的概念,并将“宪政国家”与宪法中的“法治国家”相等同,指出只有在一个宪政国家里才能实现“永久和平”,他并且引用毛泽东的话证明了“制约权力”是民主宪政的一个基本原则;[30] 裴智勇的文章提出了“弹劾制度是一个与宪政紧密相连的制度,体现着权力的制约与均衡。”[31] 田必耀的文章提出“宪政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他要求“尊重人大决定权”。[32]甘益伟、黄锦峰从宪政的角度谈及党政关系,要求“正确处理好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与同级党委的决定权的关系”[33]辛国安提出并论证了“宪政文化”的概念及其意义。[34]信春鹰的文章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是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命题。[35]沈峰的文章则批评地方政府“僭越人大决定权”的行为是“对正常宪政秩序的破坏”。[36]

  2004年,人权入宪,这对以人权为最终支撑的宪政及其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年关于宪政的文章达到创纪录的13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拓展。涉及的领域包括:宪政与国家补偿制度的关系、“人民民主宪政”的新概念、宪政与人权的统一性问题、提高宪政意识与宪政观念、国体、政体和宪政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宪政、宪政原则、财政宪政、审计宪政等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在中宣部等五部委举行的“学习宪法报告会”上的专题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口号,[37]人大领导人发此宏论,在中国宪政史上尚属首例。但是,意想不到的是,2005年又突然回到零点,这当不是偶然,具有明显的权力干预的迹象,这表明权力主体对宪政的疑虑仍然存在。

  2.宪政最终解禁时代的开始

  2006年宪政再次开禁(4篇),2007和2008分别达到11篇和9篇,这表明宪政之禁已经最终解除。[38]它的表征不仅是文章数量的增加,更有所涉问题的拓展,最重要的当然是2008年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威肯定了宪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39] 这一事件当具有标志性意义。

  

  三、《人民日报》引导下的宪政研究

  

  由于《人民日报》长期对宪政持保留态度,所以中国宪政研究不仅落后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研究,也落后于宪法学中其他课题的研究。下面的研究以政法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为主要对象,兼及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中,题名中含有宪政一词的文章数见图四、图五。[40]

  图四:政法类刊物上出现的宪政为题的文章数(1979—1993)

  图五:政法类刊物上出现的宪政为题的文章数(1994—2008)

  上两图及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1988年之前共出现11篇以宪政为题的文章,但是内容全部是历史的,包括中国宪政史、外国宪政史和宪政思想史,没有涉及现实的宪政问题,这表明宪政研究在1988年还没有真正开禁。1989年终于出现了关于现实宪政的文章(三篇)。1949年以后第一篇肯定宪政现实意义的学术论文出现在吉林大学的学报上,该文将宪政定义为“与宪法相对应的真实的民主政治形态”,并指出“宪法、宪政、宪政精神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41]这一提法将宪政的正当性与宪法相等同,其意义不可低估。当年的上海《法学》发表了两篇关于宪政的文章,堪称前卫。在一篇文章中,作者说,“在法治国家,预料及判断公民行为后果的标准只能是法律,法律的标准是宪法,宪法的标准是宪政,宪政的标准是自由。”[42]另一篇文章的作者则承认宪政,但是强调其阶级性,将宪政研究纳入阶级分析的框架。[4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宪政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争论还没有进入专业,停留在政治批判层面。1990年以后复归于平静。1990年的4篇、1991年的5篇文章再次远离现实,回到历史的故纸堆。

  或许是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1992年出现了宪政研究的第二拨冲动,当年出现了8篇研究宪政的论文。这一次的冲动比三年前的尝试显得成熟了些。这次的8篇文章中,虽然研究历史的占了大头(5篇),但是历史研究的旨趣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是简单地“发现宪政史”甚至是否定宪政的历史作用,而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现实中的宪政寻找基础,代表作品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宪政思想》,[44]《抗战时期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的探索》。[45]研究现实宪政问题的三篇文章中,一篇研究宪政的一般理论问题,二篇是反思现实、倡导宪政的纪念82宪法的文章。[46]继1992年的势头,1993年呈现全面开放的态势,当年的论文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6篇,内中除4篇研究外国宪政的文章外,余者主题都与现实宪政息息相关。主要是:进一步为现实宪政寻找理论根据,[47]宪政的一般理论问题研究,[48]宪政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等。[49]学术论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宪政”新概念的文章也出现在此时。从此以后,研究宪政的论文从未中断,处于不断上升态势。2002年纪念宪法20周年时,文章数量首次达到三位数,到2008年,更是达到431篇。这表明,宪政研究在学界已经成为潮流。

  “社会主义宪政”一词因直接主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行宪政,因此它的开禁就更难些。见图六:[50]

  图六:以“社会主义宪政”为篇名的文章(1993—2008)

  1993年有学者在解读列宁思想的名义下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1994年出现了一篇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论文,[51]但是它长期没有被接受,1996年到2001年处于低位徘徊阶段(0—2篇),2003年走出低位徘徊态势,2004年和2005年都达到10篇。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包括: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的历史境遇、人权与社会主义宪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宪政、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历程、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路径、社会主义宪政的中国模式、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宪政、邓小平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逻辑体系、社会主义宪政的平等诉求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的概念,试图通过创新社会主义的概念来提倡宪政,在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反响。[52]

  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的主力军之一,对它作一个描述是必要的。见图七:[53]

  图七: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题名中含有宪政一词的文章(—2008)

  2001年开始出现宪政为题名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是内容是研究现代宪政思潮的,2002和2003年各为零,2004年的一篇也是历史题材的。2005年才出现了转机。2005年共有5篇论文,这5篇文章都以一般宪政理论和现实宪政问题为论题,涉及:宪政概念史、 宪政危机、如何实行宪政、经济宪政和刑事诉讼宪政问题等。

  相对于博士来说,硕士显得更开放一些,同样是2001年开始出现的硕士论文两篇都是研究中国宪政问题的,[54]在经历了2002年的回落后,200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2篇,此后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从研究的范围来看,硕士学位论文也远比博士学位论文的要广泛。

  最后,将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含有的宪政一词的文章与中国法学界的宪政研究作一个比较是有意思的。前者代表了官方对宪政的态度,后者则是学人之见。见图八:

  图八:《人民日报》上含有宪政一词的文章与中国学术期刊上的宪政学术论文之比较

  从上图可以看出,两者最早出现与宪政有关的文章时间大体相当,在1981年到1992年前两者的走势高度一致,都处于低迷状态。但是在1993年以后,两条曲线发生了明显的“分叉”现象,《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数量仍然处于低位徘徊甚至是接近于零,这一态势一直保持到2001年,经三年(2002、2003、2004)的上升以后竟然在2005年又回到零。但是,学术论文的数量却呈稳定的上升态势,特别是1998年以后更是直线飙升,十年后竟达到创记录的431篇。

  

  四、结论

  

  对中国宪政研究60年的描述后首先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宪政解禁之难。在学界,2004年还出现过给宪政研究者扣帽子的文章。[55]一方面主张维护宪法尊严,另一方面又否定宪政是理性所难以接受的。因为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一词是从宪法constitution一词演化而来,constitutionalism直译就是“宪法主义”,宪法的实效即产生“宪政”。在布莱克维尔的《政治学词典》中,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与宪法(constitution)更属于同一词条。因此拥护宪法而反对宪政实属违反矛盾律。认识上和实践上将宪法与宪政相分离是一个典型的东方问题。因为在西方世界宪政运动先于宪法,[56]因此在宪法产生后就不可能产生否定宪政的现象,除非你同时否认宪法存在的价值。但是东方却不同,东方的宪法是作为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而被引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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