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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更新时间:2013-06-05 20:00:30
作者: 辛允星  

  

  摘要:通过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的实地考察,本文提出,这种社会发展样式本质上是由政府主导的一项“现代化工程”,可以归纳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当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巧妙的操作化运用,从而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又可以被概括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着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我们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关键词: 旅游开发 灾后重建 捆绑式发展 隐喻型政治

  

  Binding Development and Metaphorical Politics

  

  ——A case research on Pingba Qiang village in Wenchuan Earthquake-Stricken Area

  

  Xin Yunxing

  

  Abstract: Through the field study o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ingba Qiang village in Wenchuan Earthquake-Stricken Area, this paper suggest, this ki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style is essentially a "modern engineering" lea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binding development". In the operating process of this development style, a series of events of power and discourse game occur in loc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national mainstream ideology is used in clever operationalization, so as to deduce a relatively new "version" of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can be summarized as "metaphorical politics". There are many notable relations between binding development and metaphorical politics, and through the relations, we can spy out some subtle changes and new notable trends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form in China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

  

  Key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binding development, metaphorical politics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宏观背景之下,乡村基层政治形态及其变迁成为了学界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政治形态集中体现为特定的权力关系模式,而权力关系模式又必然涉及相应的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冲突与协调等关系状态构成为政治形态的基本框架。就目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形态而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诸多主体间关系的主轴,它又主要体现为一种利益博弈,同时由于两者之间构成为某种不平衡的权力与话语结构,“抗争研究”遂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理论研究范式,有学者干脆将“抗争性政治”概念视作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于建嵘,2010)。应该说,这种理论偏好存在着深厚的现实依据,因为在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生态政治”(辛允星,2009)环境之中,作为弱者的大众在失去了很多政治博弈资本之后,最方便选择的政治武器便是各种形式的“抗争”行为,而其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逻辑假设就在于,抗争政治是在不平衡的政治结构无以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的情势之下才被作为主流研究范式的,这很切合中国基层政治的实际情况。

  

  在西方国家,社会抗争问题经常被划入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乃至革命等研究领域之中,但是很显然,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社会运动是指西方民主政体下在相当程度上被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集体行动可以泛指多个主体参加、具有自发性的制度外行为,而革命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国家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的规模化政治行动(赵鼎新,2012:2;应星,2011:9)。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基层政治的核心话题既不是革命,更不是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也不能构成为主流的政治现象,由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引发的政治关系形态经常体现为各种“跨边界”[3]的社会反抗与利益争夺,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依法抗争行动和群体性事件(应星,2011:17-20),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抗争政治”的概念才走向了中国政治社会学的舞台中心。笔者于2008年汶川5.12地震之后多次深入到灾区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到大量的政治斗争案例资料,亲身感受到了当地政治形态的“抗争”意味,面对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应当如何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成为了本文的思考起点。

  

  关于社会抗争的研究,学界已有了丰硕的成果,较早提出并很快享誉世界的研究视角是“生存伦理与日常抵抗”理论(斯科特,2001),该理论主要是基于对东南亚国家的农民抗争行为进行学理层面的总结提升,强调这些抗争行动的非政治性。与此相反,另外的一些研究者则关注到了中国基层社会抗争的新特征,并相继提出了“依法抗争”理论(李连江、欧博文,1997)和“以法和有组织抗争”理论(于建嵘,2008),以此凸显抗争行动的政治色彩与功能。围绕中国基层民众的抗争行动及其政治意义,学界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一方关注抗争行动的社会伦理与文化含义,另一方则关注抗争行动的政治与法律含义,双方之间的反复争论为一些新的理论解释创造了优越空间。随之,就有了“以势抗争”理论(董海军,2008)、“以气抗争”理论(应星,2011)、“以理抗争”理论(朱健刚,2011)和 “以身抗争”理论(王洪伟,2010年)等。这些理论创建要么是倾向于强调中国基层社会抗争行动体现出来的新策略,要么凸显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新现象,以弥补政治抗争理论既有的研究范式之不足,应该说已经取得了深化本领域研究的良好效果。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传统文化因素在基层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景军,2009;曹正汉、史晋川,2008),伦理因素在其中的特殊价值(吴长青,2010),以及表演式抗争行动的发生机理(黄振辉,2011),这些更新理论成果的核心关注点逐渐从抗争策略转向了抗争行动的演绎过程,从而为整合各种抗争理论提供了天然的契机。对于以上研究成果,已有学者做了全面的梳理(王金红、黄振辉,2012)。最近,还有学者关注到了新闻媒体在抗争政治中的突出作用,并认为媒介动员机制颠覆了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吕德文,2012),而实际上,所谓的“新类型”正是对中国基层政治抗争策略与行动演绎过程的一种新观察,只是新闻媒体在其中的角色扮演被凸显了出来。

  

  以上研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着重关注到了基层民众进行政治抗争所使用的武器、资本及其多样的心理动机,却很少考虑到多元抗争策略的综合运用,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形态变迁。特别是一些偏向从日常伦理角度出发的理论解释,往往由于是通过对短时期内特定抗争行动的考察而提出,因此十分强调这些抗争行动的“非政治性”,却没有看到其客观的政治后果,甚至完全忽视了其中所隐含的政治结构层面的各种微妙变化。本文认为,这些抗争行动不管是集体性还是个体性的,不管是伦理本位还是政治本位的,不管是在主观动机层面还是在客观后果层面上,它们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因为其最终指向几乎都与政府紧密缠绕在一起,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必然会对政治权力关系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只是这些冲击在较短时间内不容易被发觉罢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各种争取物质利益的行动本身就必然是“政治性”的,尽管其直接动机可能没有“政治”目标,然而随着这些行动的“合流”,其客观的效果也一定是对现存政治权力结构的一种侵蚀。

  

  此外,学界对中国基层社会抗争现象的特定“发展背景”一直顾及不周,或者将这种背景笼统地设定成为中国的宏观社会与政治体制,而实际上,不同的政治抗争事件有着不同的发生机理,其最终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的。在当下以“发展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的政治抗争事件是作为“发展的受害者”(博德利,2011)的抵抗而出现,即是说,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定发展模式与大众抗争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很可能会有新的理论收获。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将所分析的“抗争事件”置放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故事情境当中进行综合分析,并通过讲述一个相对较长时段的“发展历程”来扩展抗争政治理论的解释链条和问题边界,以克服对政治抗争行动的“单一化解释”所存在的“背景隐藏”困境,期望因此能够深化本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认识。

  

  近而言之,笔者将通过系统剖析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旅游开发历程特别是“灾后重建”这样的关键事件,来探求当地社会发展的基本组织模式,并将其总结为“捆绑式发展”;而在这样一种发展样式当中,基层政府与大众之间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形态,而且已经不再简单地体现为传统的抗争政治形式,笔者又将这种较新的基层社会现象概念化为"隐喻型政治"。本文正是围绕这两个核心概念对相关的事件过程进行系统论证,希望能够将所提出的理论框架给予合适与充分的解释说明,并与本领域的相关研究有所对话。

  

  二、案例引入:平坝羌寨的旅游开发

  

  笔者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半年首次进入川西北羌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第一站便是本文讲述的平坝羌寨,又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先后五次前往当地进行追踪调查研究,集中关注当地的旅游开发问题。在此期间,笔者曾与当地村民特别是某些关键人物[4]进行了多次访谈,还召开了两次有若干位村民参与的小组座谈会,以相互印证他们各自的记忆与说法,由此而形成了对该羌寨旅游开发历程的整体了解。

  

  (一)平坝羌寨早期旅游开发概况

  

  平坝羌寨地处四川省西北高原腹地,岷江支流杂谷脑河沿岸,紧靠国道317线,隶属于阿坝州L县,村寨依山饶水而建,呈“鱼形”区域,全寨人口为400左右,几乎全部为羌族,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村寨已逐渐成为阿坝州旅游环线上的重要景点。根据当地村民介绍,从1986年左右开始,平坝羌寨就有四川省一些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前来写生,偶尔还在农户家里居住,并给主人一些伙食费,这可以算作当地村民最早开展的游客接待。在1993到1995年间,羌寨开始搞群众自发性的运动会,主要是每年7月5号的农运会和3月8号的妇女节,发起人是本村知识分子王俊强和村里的妇联主任,在这些民间活动的带动和宣传之下,平坝羌寨的声誉影响力不断扩大,县乡两级的领导干部也经常来参加这些活动。但在当时,村民还没有形成发展旅游产业的观念,互助和娱乐还是村民从事客人接待和参加集体活动的核心理念,这个时期可以视为当地旅游的萌芽阶段。

  

  在1995年,L县的米亚罗和古尔沟红叶与温泉节[5]开始举办,同时,L县政府还在规划新的藏羌民俗旅游区,因为平坝羌寨群众的生活比较有“小资情趣”,老年人和妇女的集体活动都比较多,所以县里领导想把平坝打造成为民俗文化村。从1996年起,平坝羌寨开始利用节假日时间搞旅游接待,龙泉芬带领一些妇女到大路边去拦截旅游专用车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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