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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更新时间:2013-06-05 20:00:30
作者: 辛允星  

  并向他们推介平坝,引导客人到家里喝咂酒,请他们到寨子里跳锅庄舞,借此宣传平坝羌寨,这就成为了当地旅游启动的第一步。在各种内外部条件都趋于成熟的有利情况之下,1996年成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正式启动的时期,而且这种启动工作明显是由当地村民经过长时期酝酿而自发开展起来的,而当地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自从平坝羌寨于1996年正式启动旅游开发之后,当地政府对平坝羌寨的关注明显增加,并酝酿出台旅游开发方案,但是由于初期的不确定因素尚多,他们的参与形式也往往停留在日常安全的管理工作方面,最为关键的收益分配权还基本掌握在村集体的手中。当时的游客接待实行的是村民分组和轮流招待的方式,即将羌寨全部的农户平均分为几个小组,每当有游客前来,就根据抽签确定的顺序由其中某个小组负责安排接待工作,小组带头人再负责将游客安排到其下属的各农户当中,当该小组的所有农户都接待到了游客,下一批的游客就会由其他小组的农户负责接待,以此循环往复,轮流进行游客接待。在这样一种规则安排之下,平坝羌寨的旅游收益分配基本达到了广大村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村民们对那些起初为平坝旅游启动做出贡献的龙泉芬、王俊强等带头人也深怀敬意。笔者在羌寨调查期间发现,村民们每当说起这段时间的事情都会兴奋不已,他们认为当时的旅游管理模式与方法做到了“利益均沾”。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旅游经营模式很快就受到了新现实的挑战,他们对之后发生的故事大多都气愤不已,认为“轮流接待”结束后,一切的变化都让他们“恼火”[6]。

  

  (二)走向捆绑模式的旅游开发

  

  大概从1998年起,平坝羌寨旅游的集体经营模式开始面临危机。L县政府的领导认为平坝旅游需要进行系统与全面规划,加强统一管理,以提高游客接待档次,同时开始加大对平坝羌寨旅游的宣传力度并着手投资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经过与村民的一番商讨与博弈之后,L县旅游局开始在平坝羌寨收售门票,村民们则自发选派代表组成门票监督小组,对县旅游局的门票管理工作进行日常监督。从2003年开始,L县政府开始策划平坝羌寨旅游开发的第一方案,企图通过全新的“打造”工作来提升平坝旅游业的档次,但因资金、经营方式等问题的出现而最终流产,整个设计规划胎死腹中。于是,L县政府在2004年开始与四川省加州公司与大九寨旅游公司合作,对平坝羌寨旅游业实行股份制经营模式,其中加州公司占有51%的股份,L县旅游局占有39%的股份,大九寨占有10%的股份。

  

  合作方案商定后,L县旅游局最终于2006年撤出平坝,成立了平坝羌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从此,平坝羌寨通过与九寨沟“进行捆绑”的方式进入了旅游业发展的新时期。之后不久,公司领导开始着手加大对当地基础设施的投资,迅速出台了筹建“平坝新村”的规划方案:由公司出资征用本村的一百多亩良田,每亩耕地补偿村民52000元的征地款,然后借“经营权置换”方式帮助村民在新村规划用地上建设新房,即对被征用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划分出面积不等的宅基地,平坝羌寨村民通过抓阄的方式获得其中一块宅基地的使用权[7],并支付公司少量的转让金,随后就可以在公司提供的宅基地上新建住房,但是新建的住房必须符合公司的统一规划与样式风格,同时,公司还会对建房户分批次提供建房资金补贴[8],以鼓励村民尽快建起新房,完成新的旅游开发规划。

  

  由于平坝羌寨的大多数农户在新村都拥有耕地,他们顺利地拿到了土地出让金之后,再自筹部分款项将新区住房建设起来,专门用于开展旅游接待,而老寨则作为文物进行保护起来,专门用于旅游参观,新区住房未来的经营和收益权皆归农户所有,而公司只得羌寨的门票收入,双方各得其所,这就是新村规划方案的设计者最初所设想的结果。这一规划方案出台后,羌寨的大多数村民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自家的土地被征用后再缴纳少量费用之后可以自建住房,而且还能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补贴,在未来的旅游开发中又可以通过办接待、出售旅游纪念品等方式获得更多的经济受益;加州公司也认为只要本地旅游发展顺利,依靠门票收入就可以在不长时间内收回1000多万元的投资,双方在基本态度上达成了一致。在平坝羌寨新村设计规划方案被正式实施之后,新村的土地很快就征收完毕,全寨有一半左右的农户也在新村建起了自家的新房,旅游规划方案得到了部分落实。

  

  从以上所述的平坝旅游开发过程不难看出,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民间自发组织到统一规划模式的转变过程,而且自从政府接管羌寨的旅游管理事务之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随即具备了鲜明的“社会工程学”特征(波普尔,2009)。就这种发展方式而言,“政府主导”是其最为鲜明的特色,但它又与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邹谠,2004)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这其中,个体性的发展事务仍以个体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而集体性的发展事业则以政府规划为依据,只是个体性的发展事务要服从集体性的发展事业,作为个体的公民个人或家庭只有被捆绑在集体性的“发展工程”绳索之上,才能分享社会发展带来的收益,否则只能是远离发展而自甘被边缘化,我们可以将这种发展模式称为“捆绑式发展”。身处这种发展模式之中,广大基层民众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选择发展方式”的话语权,他们所能进行的抉择只有两项,要么是逃避发展,要么就需要无条件地参与到既定的“发展规划”中去,舍此别无他途,这应该是当下很多中国基层民众深有同感的情势。

  

  (三)隐喻型政治:“发展”中的社会抗争

  

  在L县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捆绑式发展”的运作逻辑之同时,平坝羌寨的村民也不断将自己的认知和行动能力充分调动起来,围绕利益分配和社会公正等问题与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较量或博弈。L县政府接管平坝旅游管理事务伊始,村民们就明确地提出:这可能会存在收支不透明问题,必须有村民参与监管,以防止收入被滥用,确保旅游收入能真正能够用于旅游开发,由此双方最终协商确立了“分成提取”的门票分配制度[9]。这应该算作平坝村民针对“捆绑式发展”所作的第一次抗争,其所使用的话语武器包含了“法”与“理”等多种要素,从表面形式上看也确实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实践最终证明这种制度设计是失灵的,村民代表的监管职能形同虚设,门票收入的计算与年底分成也缺乏应有的透明度,这导致了村民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旅游局一定在少报门票收入,故意夸大基础设施与日常管理支出;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导致了普通村民与门票监督小组成员之间的不信任。

  

  与此同时,游客接待的“小组轮流”制度也陷入了瓦解,个体农户接待游客的现象开始出现,与旅游管理部门关系较好的农户可以接待到更多的游客,而其他普通村民则难以取得客源,因收益分配不公而导致村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日渐明显。随之出现了少数农户带游客走小路“逃票”或者买通门卫私占门票收入的问题,对游客的无规则竞争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旅游管理部门倍受村民责怪,但最终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演变为村民内部的恶性竞争。纷繁复杂的利益争夺战一直在平坝羌寨持续了四年多时间,在这期间,村民内部的经济收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相互间的信任感与亲和力出现了急剧的衰落,围绕门票收入与游客资源的分配问题,当地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更加鲜明。由此可见,针对捆绑式发展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公问题,平坝村民再次进行抗争,但是所使用的斗争武器已经不再是话语层面的“争取”,而是切实的“偷逃或私占门票”行动,这种无规则的游客竞争行为本身正是对捆绑式发展的一种暗中反叛,而且更加具有政治威力。

  

  在平坝旅游业实行股份制公司经营方式之后,新的旅游规划方案很快落实大半,似乎各种问题的解决有了新希望,但是随之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旅游公司的财务主管部门发现当地不少村民继续通过“走小路”或“收买门卫保安”的方式帮助游客“逃票”,而且背后还有当地政府管理人员的参与。他们于是上报加州公司总裁邓辉,邓辉亲自装扮成游客前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情况属实,对此深感震惊;当他发现公司制定的规划方案难以得到完整执行时,于2008年汶川5.12地震前夕撤出了在平坝的投资,但投放在当地的土地征用款等各项资金已经难以收回。平坝羌寨的多数村民都认为,当时有村民私带游客进寨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如果没有政府搞特殊接待[10],没有少数农户独占游客资源,其他村民就不会采用这种方式来抢夺客源,因此L县旅游局对加州公司的撤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当地村民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是与对政府行为的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偷逃与私占门票是对当地政府搞特殊接待的“模仿性回应”,其背后还因含有另外的认知逻辑,即,统一规划平坝旅游是L县政府倡导和发动起来的,但是他们又带头破坏规则,那么作为被规划主体的村民当然有权利去破坏规划与规则,这种抗争形式已经不是停留在弱者对强者的简单反抗层次上了,而是开始掌握了这场政治博弈的主动权。

  

  关于平坝旅游规划新方案的最终失败,当地村民给予了诸多的解释,但最终无不将责任推给了当地政府及其官员,他们明确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追求“共同富裕”,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讲公平”,发展旅游若是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好处,而其他人都失去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导致村民贫富两极分化,就违背了中央政策与精神,政府官员搞特殊接待是“官僚主义作风”的表现,只有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方针办事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话语,当地政府官员也无力反驳,最多就能够解释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也在中央的政策范围之内、要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待平坝旅游开发这样的层次和水平上,但毕竟还是显得苍白无力。此外,还有村民表态说:

  

  即使加州公司撤股,L县政府也应该归还他们的投资,比如征地款,凭什么让人家出钱来征用新区的那些土地?加州公司在我们平坝羌寨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但是邓辉总裁在临走的时候向全平坝人民宣布,他的这些投资权当是送给了全平坝的乡亲父老,我感觉加州公司没有对不起平坝人(材料来自笔者09年春的访谈)。

  

  由此可见,平坝村民不仅在情感上站在了加州公司的一边,对L县政府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还能够从较高的认识水平上提出对该事件的理性认识。进一步的分析来看,当地民众已经主动接纳了国家的“发展主义”等政治话语,并将这套话语转化为他们自己的地方性语言,从中选取有利于实现自身愿望的部分内容作为与基层政府开展利益“较量”的武器,不断借用国家的政治宣传话语与政府“行动逻辑”来对抗作为国家“实体性存在”的基层政府,从而逐渐获得某种政治道德优势或者现实物质利益,而作为国家职能机构的地方政府却遭到了某种“抵抗性解构”,这导致基层干群冲突蒙上了“平等政治主体间权谋斗争”的色彩,而不再是体现为传统的“单向度化的反抗政治”形态,此种基层政治形态已经难于通过某种单一的“抗争理论”框架加以解释,甚至“抗争政治”(蒂利,2010)的整体理论范式也显得不完全适用,鉴于此,本文将这种基层社会抗争现象称为“隐喻型政治”。

  

  埃里亚斯在关于“文明进程”的研究中提出,欧洲宫廷文化与市民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流动性特征,文化的模仿是人类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艾利亚斯,1998);王斯福在关于民间宗教的研究中也发现,中国民间社会的宗教仪式经常伴有“国家仪式”的影子,并因此将这种现象称为“帝国的隐喻”(王斯福,2009)。与之相类似,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抗争中也充满了各种形式的话语与行动模仿,只是与文明习惯或宗教仪式的模仿相比而言,政治话语与行为方式的借用与模仿被蒙上了更多的功利主义色彩,且其中所隐喻的内容主要不是某些生活习惯或宗教仪式过程,而是某些政治话语的“刻意再建构”或政治行为逻辑的“人为再演绎”。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相似性的对比,“隐喻型政治”的概念才被用来概括平坝羌寨所发生的各种抗争政治现象,希望以此深化对中国基层社会政治形态的理解。

  

  三、灾后重建:升华中的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

  

  2008年汶川5.12地震后,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工作随即展开,中国政府再次施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国方略,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在地震灾区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建设热浪”。[11]灾区地方政府也趁机提出了实现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建思路,依托来自中央及各个兄弟省份的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发展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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