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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近代史上几位有争议的湖南人

更新时间:2013-06-05 15:35:22
作者: 屠雨迅  

  说到近代史上的湖南人,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古人云“楚虽三户能亡秦”,说明自古以来,这些生在红土地吃着红辣椒的人们就是有血性的人。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湖南人似乎总是站在历史的潮头,说他们顶天立地、敢为天下先一点也不为过,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曾这样以死来唤醒国人:“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今中国未有以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竟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今天,人们在长沙岳麓书院文庙庑廊还能看到一副对联,其下联是“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作者是湖南文人王闿运。湘江本是长江众多支流之一,只要还有起码的理性判断力就不会将其本末倒置。

  1903年,长沙人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即“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独秀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认为杨度此句名言就是湖南人的精神。一些湖南人颇引以为荣。他们认定中国的湖南人如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德国的普鲁士人、英国的爱尔兰人,只有湖南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湖南人俨然成为国家民族唯一的救世主和保护神。他们还宣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似乎忘记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政治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孙中山其实都不是湖南人!

  江西人汤增璧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并担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员,他曾经对湖南人有过这样的评价:“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湖南人章士钊则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他们道破了一些湖南人好大喜功、一意孤行的秉性。

  当我们去岳麓书院游览时,大门两旁一副对联赫然在目:“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最近网上甚至流传一篇文章,妄称“湖南是中国的人才首都”,就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实际情况是,湖南古代被称为蛮荒之地,若与中原、江浙、四川等地相比,值得称道的名人并不很多。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杰出政治家,还是孔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文化名人,都鲜有湖南人。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湖南人才逐渐活跃了起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但也是毁誉参半。

  近年曾国藩的《家书》一直在全国热销,曾国藩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有人甚至封他为“湖南第一圣人”。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还一直指控曾国藩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不仅充当满清腐朽统治的奴才,还当了洋人的走狗,是十足的民族败类。就连左宗棠也大骂曾国藩不忠不孝。当初,满清政权在洋人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本来气数已尽,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效忠,使满清统治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进而签定了更多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开放发展的机会,而日本正是在此间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了起来。

  杨度一向被称为湖南人的又一个杰出代表。他的《湖南少年歌》确实充满激情,尤其是其中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更为后人所称道。可是杨度早期在政治上却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皇派,他曾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竭力主张君主立宪。1908年,杨度在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下,先以“宪政专家”(候补四品)的身份混迹于晚清朝廷,后来还在主要由皇族组成的内阁中出任统计局局长。此间,清政府关于实行“君主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1915年4月,杨度在向袁世凯呈送的《君宪救国论》中说:“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其为“至理名言”,并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就连杨度先前的好友梁启超也骂他“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袁世凯临死前则哀鸣“杨度误我!”。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不愿再闻世事。直到1922年,杨度受孙中山委托,帮助孙中山度过陈炯明叛乱带来的政治危机,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其后杨度开始和李大钊等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同时成为杜月笙的门客,为杜月笙写过《杜氏家祠记》。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直到两年后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享年58岁。杨度的大半生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底是因为长期找不着北,还是把个人私利放在了国家民族之上,值得后人认真考量。笔者设想,按照杨度一贯的行为逻辑,倘若他能多活十年,很可能再次变身,投奔到老同学汪精卫的门下,谋得一官半职。

  王闿运现在被称为湖南人的一代宗师。他的弟子除了杨度,较著名的还有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王闿运曾故作惊人之语“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其言下之意是泱泱大中华不过是湖南人的附属物,悍然把湖南人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完全罔顾事实,如同梦呓,他因而成为湖南人狂妄自大的代表。谁能想到,这个以口出狂言而著名的文人,后来竟然放下身段,将自己矮化成满清和袁世凯的奴才,并终其一生。王闿运年轻时见曾国藩掌管的湘军势力很大,遂投奔到其帐下出谋划策,图谋晋身之阶。据《曾国藩日记》所载,王闿运曾与曾国藩促膝深谈达十多次。据杨度回忆,王闿运当年多次游说曾国藩像曹操、赵匡胤那样拥兵造反,却未被采纳,也未见任用,最后只得悻悻而去。曾国藩对王闿运评价是:“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王闿运如果自此一直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倒也印证了湖南人的血性。只可惜他到了晚年竟与弟子杨度等一批湖南人都堕落为保皇派,企图让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起死回生。清朝统治垮台以后,年已八旬的王闿运又与杨度一道追随袁世凯,并谋得国史馆馆长之职,兼任参议院参政。1916年,王闿运紧随袁世凯西归,临终前仍心有不甘,他给自己写了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曾国藩、杨度、王闿运是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湖南人。纵观他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很难找到他们与屈原的爱国情怀、范仲淹的博大胸襟有什么相通之处。长期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并不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令他们念念不忘又挥之不去的不过是个人与家族的荣辱得失罢了。(原载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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